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西方话语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

在古代中国,出于对官修史学种种弊端的不满,一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成为良史的标准,并对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修辞与真实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价值中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观念。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历史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但同时也使中国史学处于与西方理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形成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理论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历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即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理论的混杂性、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及其在穿越不同历史文化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为中国历史学家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创建自己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逻辑东渐对梁启超史学研究的影响

逻辑学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西学东渐内容之一.梁启超的史学研究受到逻辑东渐的影响,具体涉及史学观念、史学研究方法以及具体史学研究领域之择取等不同方面.在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方面反思、接受西方的逻辑知识和逻辑观念,体现了梁启超对民族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切思考和积极探索.对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则是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的革新,它为探索传统思维方式、比较中西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存因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 ,其中实证主义史学在众多昙花一现的史学流派中得以脱颖而出 ,并形成当时一股强大的史学思潮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实证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更接近。表现在史观上 ,实证主义史学所强调的依据经验事实或史料恢复历史真相的主张 ,与乾嘉史学的“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谋而合 ;在史学方法上 ,实证主义史学的形式逻辑和归纳演绎的方法与乾嘉史学的考据方法极为相似。因此 ,实证主义史学较其他流派更容易找到与中国文化的切合点 ,更容易被中国史家所接受并加以发扬光大 ,更易于在中国生根发芽     

共时性与历时性: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

求真与否不是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而是共途。西方近代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历时性,核心内容在于探寻历史规律。中国传统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共时性,核心思想在于阐明治乱之道,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价值体系。20世纪以降,中国史学革命愈发重视规律,西方史学的自我反思却愈发轻视规律。历史过程不能脱离时空成为抽象的存在,历史认识同样不能脱离共时性与历时性而抽象存在。将中西史学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有机结合,或许有益于史学的未来发展。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

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思潮,它在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作为后现代史学代言人,"新社会史"风头正盛,成为目前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下)--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 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 ,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 ,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 ,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 ,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 ,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 ,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 ,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 ,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 ,分析民族主义史学的共性 ,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 ,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心理史学在东西方的双向互动与回响

本文以翔实的材料论述了现代西方心理史学在 2 0世纪中国学界所激起的回响 ,同时也涉及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所发生的影响 ,意在研究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史学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 ,这也是史学史研究的题中之义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