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人格魅力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学巨匠,也是世界史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巨著《史记》是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但司马迁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贡献却不仅仅是《史记》,还有他忠于理想、忠于事业、百折不挠、忍辱负重、爱憎分明的魅力人格,成为后世人们学习的榜样.     

司马迁与西汉礼治思想

西汉是昌明礼治的时代,叔孙通始发汉礼仪之嚆矢,经陆贾、贾谊等人的推明,礼遂成为西汉治国方略.到汉武帝一朝,经儒生董仲舒等人的倡导,西汉礼治则完全地移到了儒学的立场.司马迁的礼学观得力于孔子,在明<春秋>大义方面与公羊大师董仲舒有着师承关系.<史记>体现了司马迁以礼治国的思想,其五体排列的深层机制隐含着司马迁礼治思想的表达.     

司马迁天人观的多重性及其原因初探

本文认为,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是多重的,他既相信天命,却又对天命持怀疑的态度,进而在一些地方否定天命论.司马迁的多重天人观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司马迁的思想渊源,西汉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并不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     

论司马迁游学

游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揭示游学的重要价值,从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这一典型案例入手,运用性别角色理论及社会学理论,通过分析司马迁为人、著书的成功之处,探究游学对其产生的积极作用,从而窥见游学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论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司马迁注重立言不朽,主张成一家之言,继承《春秋》笔法,写作《史记》,褒贬人事,表达情感。他联系自己的实际和有关的史实,论述文学史上带规律性的问题,提出发愤著书说。他概括先秦以来儒家的诗乐理论,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与感染力量,强调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他首先为文学家立传,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思想艺术兼顾的标准和公允的态度评价作家与作品。     

论司马迁的义利观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史记》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司马迁关于义利的思想尤为丰富、深刻。《史记》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体现出司马迁尚义、重利、义利并重等思想。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论司马迁的生死观

《史记》所体现的司马迁生死观具有两方面内涵,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作为司马迁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构成部分,该生死观的形成与司马迁特定的人生经历、命运遭际和史家雄心有密切的联系。《史记》在编辑和描述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生动而形象地体现出司马迁生死观的厚重和深沉,同时也凸现了这一生死观的伟大历史意义。     

论邓小平的人格魅力

邓小平不仅以其伟大理论、伟大事业载入史册,而且以其伟大人格载入史册。爱国爱民是邓小平人格的底蕴。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人格的精华。无私无畏、敢作敢为、不屈不挠、宽容宽厚是邓小平人格的重要特征。邓小平的人格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精华,是邓小平个性社会化发展程度的集中体现。学习邓小平的人格,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亲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教师的人格魅力

教师的人格魅力在所有的教育手段中有着独特而崇高的地位,人格教育是最神圣的教育,人格影响是最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教师人格魅力及其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作用,从而构建教师人格魅力的形成途径。     

司马迁爱奇别解

“奇人”是司马迁个人所理解的创造历史的社会精英 ,是富于感召力的神圣人物和文化符号 ,也就是韦伯 ( Webber)、希尔斯 ( Shiers)称之为卡里斯马 ( Charisma)的权威人物。他们代表文化的中心资源 ,能够赋予其他人物和符号以规范、秩序或整体形态。《史记》中所讴歌的创造历史的社会精英正是弘扬道义的典范 ,具有社会所急需的正义、智慧、道德、豪情。他们自身的神圣天赋与创造力总是特定文化场景中充满活力与有利于社会文化机制健全运作的主导因素。     

博览群书 自铸伟辞──司马迁运用图书文献写《史记》管见

本文探讨司马迁如何运用图书文献写《史记》的问题。司马迁利用皇家图书馆的有利条件，秉承家学渊源，有计划地阅读了大量的六经异传和百家之书，并实地考察天下历史地理，成为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在此基础上，他博采经传百家材料，自铸一家之言，写成了《史记》这部史学的宏篇巨制，表现出既善于吸取又长于创造的大家风范。     

两司马治史之比较研究

司马迁和司马光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位伟大的史学家,他们撰写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对我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二人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其著作也有明显的不同.从体例上来讲,<史记>为纪传体,<资治通鉴>为编年体.另外他们二人在历史视野、对待史实的情感、思想倾向以及材料的取舍等方向也有较大的区别.     

司马迁对构建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他创新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他在《史记》中将民族精神人物化、形象化和故事化,在众多人物形象和故事中着重表现了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司马迁还将民族精神哲理化和道德化。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事业,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司马迁对构建民族精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论司马迁的民本思想

司马迁一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另一方面又以民本思想考察历史的更替，探讨民与国家治乱及朝代兴衰的关系，揭示统治者以民为本治国兴邦的意义。他从历史考察中认识到：统治者治国要合乎民心，顺应民意；其施政要安定民生，不与民争利。司马迁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

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之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史,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史记》通史的内在生命。文章从四个层面探讨了司马迁文化学术史观的具体内容：一是司马迁基于对学术价值的认识而论载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建树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三是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吸取百家之长;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铸成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李贽比较

司马迁、李贽生活的年代虽相距遥远,但思想上却颇多相似相通之处。李贽继承并发挥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且他们本人的著述活动恰是对此理论的最好诠释。两人撰史的动机、意图一致,对历史的一些看法趋近一致,故李贽对某些史家责难司马迁的言辞不以为然,并为之申辩。但由于各自所持的经济主张不同,在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及制订者的评价上,两者观点迥异。他们的思想中承续着民本思想,体现着对主体的重视、关怀,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     

论《史记》的心态描写

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性质决定了统治阶级心态深刻地影响到历史的发展 ,而司马迁个人特殊的个性气质也促使他深入到历史人物心灵深处与之交流 ,这两个因素使司马迁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心态。文章运用心态史学方法 ,讨论了司马迁对民族文化心理、帝王心态、社会群体心态的描写。     

司马迁人才思想探赜

司马迁采用人物统领事件的纪传体形式来叙述历史 ,将人物置于异常显著的位置。他不仅从历史的角度传叙历史人物 ,而且以思想家的睿智思考着历史人物之所以脱颖而出、名垂青史的原因。他的人才思想总体上具有开放性与进步性的特征 ,他考察历史人物注意到“势”的影响作用 ,他强调以“隐忍”和“发愤”应对人生苦难屈辱。他有关成材的真知灼见如吉光片羽般散见于《史记》 ,迄今仍有认识借鉴价值     

论司马迁的悲剧人格与《史记》人物性格之关系

《史记》中悲剧英雄们的悲剧人格具有以下要素：一是立志高远、胸怀壮阔、不计一己得失的人格魅力；二是都有不贵其身的气魄，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他们表现出了”不识时务”的秉质，将自己置身于舍身忘我的悲剧处境；三是面对悲剧处境，他们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表现出大义凛然、超然赴死的超拔气概。这种悲剧人格具有坚守的崇高、抗争的悲壮与死亡的震撼等美学意义。这种共性除了人物本身的特点外．更应该归功于司马迁的艺术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