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再思考

从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内容及实施的效果的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符合当今世界民族发展的趋势 ,也符合民族自身的发展规律 ;其次 ,在和平发展这一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下 ,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意识应该摒弃 ;再次 ,多元文化主义它所主张的保证所有民族在各方面的平等 ,是很难真正实现的 ,但它在一段时间内暂时调整了民族之间的关系 ,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从“学院自由主义”到“贝尔纳主义”——竺可桢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道路认识的转变

竺可桢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道路的认识经历了从学院自由主义到贝尔纳主义的转变。抱有"科学救国"思想的竺可桢在20世纪40年代便已高度关注贝尔纳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科学的社会功能。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开始主动了解和学习作为贝尔纳主义一种实践的苏联计划科学模式。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新中国科学发展方向,本质上也是一种贝尔纳主义的道路。随着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持续推进和对中共认识的不断加深,竺可桢对中共的科技政策,经历了从期望、认同,到拥护和贯彻的过程,最终他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中。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刘芳“问题与主义”论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三次大的论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论争。以往，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次论战的评价，更多的是从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加以否定。以致使后人对这次论争的意义缺乏全面...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适用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本文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框架。从行动者拥有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四川的军运工作再认识——以统一战线为视角

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四川的军运工作的兴盛、低落,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全局和防区制下军阀控制的四川政局密切相关。各方政治势力的博弈和选择最终导致了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四川的军运工作走向低落。但这不是中共的统战策略及其实践本身的错误,统一战线中各政治势力的离合,受制于各方实力消涨及其对政治形势的判断。     

新诗内外的声音意味——以延安时期的“朗诵诗人”何其芳为中心

在1940年前后的延安朗诵诗运动中,何其芳及其新诗的多重声音意味有助于打破曾有的“何其芳现象”从文学到政治的二元对立观点,因此值得探寻：首先,其以《叫喊》为代表的诸多延安诗作充满声音意象,夹杂了何其芳在“明朗”政治色调之下的痛苦与困惑;其次,诗人在鲁艺晚会上以川话进行诗朗诵的方言策略,也因其曾有的“京派”体验彰显了其思想的多重内涵和复杂震荡;最后,在何其芳抵延前后,其朗诵诗理论构想的悖反,以及《夜歌》初版最终呈现的内部语言结构,都诠释了诗人关于文学理想的隐在姿态。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梗阻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D市为例

在农民工随迁子女较多的市,其义务教育政策执行出现了梗阻现象.归根结底,症结在于政策要求与地方利益相冲突,地方政府的执行动力阙如.要激发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必须建立政策执行的激励机制与健全政策执行的考核机制.     

从“多元主义”向“政策网络”的转变——考察政策问题建构视角演变的路径

利益集团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地位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格局,虽然多元主义、法团主义以及政策网络等概念所提供的是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视角,但在每一个视角中都可以看到利益集团的身影。20世纪中期蓬勃发展的多元主义思潮有意识地弱化了国家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功能,强调利益集团的重要作用,认为利益集团在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拥有平等的机会。然而,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法团主义则从根本上推翻了多元主义的假设,重新要求将政策问题建构权从利益集团所代表的社会组织转向国家。不过,无论是多元主义还是法团主义,在政策问题建构方面,所争论的都只是以国家为中心还是以社会为中心,并没有否定单一中心的政策问题建构模式。到了20世纪后期,政策网络概念的提出,则表达了一种去中心化的主张,从而将利益集团重塑为政策问题建构多元主体中的一支行动者力量。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

杜鲁门政府未能承认新中国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国会和舆论的压力,而在于那个时期由反共主义和中美关系神话构成的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正是这一意识形态使杜鲁门政府无论在信仰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无法接受新中国,对新中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愤怒和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敌意。艾奇逊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根本没有考虑承认新中国,他并非过去学者所认为的灵活的现实主义者,所谓的“失去的机会”说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和错误的逻辑之上的。     

单位犯罪刑事责任之依据新探——以“添附人格说”为中心的体系建构

单位犯罪系相对于自然人犯罪的法律拟制。目前刑法理论界关于单位犯罪尚存诸多争议。其中,最基本的、亦争议较大的即为单位犯罪刑事责任依据问题。在此,拟围绕单位犯罪刑事责任根据的相关理论之评析,提出"添附人格说",主张在单位犯罪中存在单位人格和单位成员人格因添附形式的不同而形成各异的单位犯罪人格——"添附人格"之情形,并进而产生"添附意志";该添附形式的不同亦恰为单罚制与双罚制适用之依据,以期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承担之司法理解与立法规范有所裨益。     

鲁迅作品中日语借词的个案研究——以“主义”为例

从日语借词的角度出发,对鲁迅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主义"一词,展开个案分析和研究。经调查,鲁迅著作中和"主义"相关的词语其单计词数共有153条。其中,既有为数众多的日语借词,也包含着鲁迅独创的大量新词。由于鲁迅作品的巨大影响力,鲁迅在把"主义"一词融入现代汉语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丰富并发展了现代汉语。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缘起——以少数民族贡献和遭遇为中心的考察

加拿大少数民族为加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长期以来他们在教育、就业和住房等方面仍遭受各种歧视.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少数民族开始强烈表达平等分享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诉求,多元文化主义在加拿大逐渐兴起.     

“统一战线”战略与延安时期的鲁迅文化——以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为中心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对当代鲁迅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左翼文化多元构成的角度回溯这一评价,其存在着用左翼革命伦理掩盖左翼文化多元性,以及多重鲁迅评价的模糊性.究其原因,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模糊性源于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以及通过鲁迅公众影响建构延安新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的叙事策略.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化大众主义”解释——以伯明翰文化学派斯图亚特·霍尔为例

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英国的传播与接受,主要是通过以文化为主题的研究来开展的,而伯明翰文化学派也因此成名。斯图亚特·霍尔作为该学派的中坚人物,其文化研究一如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那样,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解读为切入点,同时又赋予这一概念以独特的理论及实践意义。本文认为,霍尔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主要包括:其一,将大众文化视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二,认为政治霸权是意识形态的主要社会功能;其三,多元链接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机制。这就是霍尔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化大众主义"解释。     

明清时期乡村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整治——以日用类书为中心

明清时期(明中叶以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新旧社会因素交替交织在一起,学术界过去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今有人称之中国市场经济萌芽期,也有学者称之为早期工业化或现代化因子萌发期,简言之是一个转型社会。保存在日用类书中的乡规民约是研究明清时期社会形态的珍贵资料,必须将它梳理、考释、有选择的引用。     

有关辛亥革命以后“亚洲主义”构想的考察——以孙文和宫崎滔天为代表

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但让辛亥革命领导人孙文开始重新审视国际格局,而且其对日本政府的政策同样有了新的认识。与此同时,辛亥革命后,中国在政治局面上的混乱波及到了日本。本文以亚洲主义构想为线索,勾勒出五四前后孙文、宫崎滔天在探索日中关系的道路上产生的思想苦闷和斗争。在此基础上探讨两人的亚洲主义观所具有的意义。     

“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对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再认识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五四是一个“人的发现”和“人的自觉”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认识到“发展个性”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如果要阻碍个性之发展,破坏个性之存在,那就是“万恶之源”;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做大群里独立健全”的一分子,这是“完成人格”的必要条件。五四“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思想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充分认识个人的价值与认真体现个人的责任。“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这是对五四“个性主义”或“个性解放”的最好的解释。五四“个性主义”或“个性解放”思潮是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强大动力。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消极的左倾形式主义的倾向,致使五四运动之后革命文学主题迅速由“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转向了“集体主义”。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等作家坚持和发扬了五四文学的个性解放思想,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