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分析

能源是一国经济之本,环境是人类生存之根,人类开发和利用能源的活动产生环境外部不经济,根本原因是人类的经济行为所致,市场失灵是破坏性经济行为存在的前提,政府失灵是破坏性经济行为存在的条件,法律空白是破坏性经济行为存在的温床.文章认为,从源头上解决环境外部不经济问题,需要市场机制引导、政府管制和法律规制三者统一协调,即通过宪法明确界定环境资源的权利;通过税收制度将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能源政策法引导能源法律体系的构建,以推动绿色能源经济的实现.     

从外部成本视角看我国汽车消费及其政策取向

汽车消费会产生严重的外部成本。汽车的日益普及让我们分享了汽车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能源土地过度消耗等巨大外部成本。我国应该吸取发达国家汽车普及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公平(包括代际公平)出发,相关政策导向应尽可能将汽车消费外部成本内部化,把汽车的消费总量控制在资源环境及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浅析环境立法中的经济刺激手段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造成的。环境管理经济手段的基本目标,是纠正环境问题的外部不经济性,使外部费用内部化。它通过市场信号来影响污染者的经济利益以此引导其改变行为,使环境管理更加灵活,降低了执行成本。我国环境管理中采取的是以行政管制为主的管理手段。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逐步加快,环境管理经济手段的应用已愈显紧迫。因此,探索并完善环境经济手段,使其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在环境管理中同时发挥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企业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浅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列车的不断提速,各种环境污染事件也接踵而至,尤其是企业生产缺乏制度约束,成为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主因。因此,大力推进企业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出于节约成本、维护企业形象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考量,也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建立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同时,凝聚政府政策引导、社会公众监督、市场经济调节和企业自律五个社会层面的力量来形成企业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合力,是解决企业内部和外部生态文明制度环境不协调这一现实问题的基本路径。     

贸易与环境的协调--环境成本内部化研究

随着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引起了国际广泛的关注。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之所以发生冲突,其深层次原因是环境成本外部化造成了产品价格的扭曲和市场的失灵,纠正外部性的最好办法是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但在现实操作中,环境成本内部化仍面临一系列问题,诸如环境保护政策制定的阻力、各国不同的产业政策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承担环境成本内部化带来的高额成本等,这些都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来解决。     

试论完善我国排污权交易的若干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解决这一经济学中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抑制企业污染成本外溢,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排污权交易便应运而生。它在满足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条件下,确定环境资源的使用权(即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排污权进行市场交易。排污许可证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控制污染的有效手段,与传统的排放标准(排污管制)、排污收费制度相比,排污许可证交易具有诸多优点,它能够有效地控制超总量或超标准排污,促进治污,避免欠量收费和排污价格扭曲。同时,它能降低买卖双方的治污成本,更鼓励厂商采用先进工艺,主动减少污染,促进技术更新,实现公平与效益的统一。此外,它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降低环保当局的管理费用,把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责任科学合理且费用有效地分配到相关的排污者,从而促进改善工业布局,较好地协调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论生态农业与生物质能源的互动机制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当前,我国城乡环境、农业和能源都面临严峻生态问题,根本出路在于遵循生态的自然规律进行农业产业革命和能源产业革命,其重要形式是发展高端生态农业,并与生物质能源扩大再生产形成循环产业链,立足农业,超越农业,反哺农业。要廓清高端生态农业与生物质能源的内涵、特点,深化认识二者共生发展的可利用资源和它们的内在转化机理,构建循环产业链渠道。为保证二者之间的循环利用,必须构建系统的循环配套工程,实现三个转变,创新资源配置手段,形成"政府主导,科技引领,市场给力"的三元机制。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东亚智慧

环境危机已是关系到整个地球与全人类生死存亡的、迫在眉睫的危机。这场危机可以说是全球性的、人为的、严峻的、系统性的、难以逆转的。全球环境危机急需治理,必须重新发掘东亚智慧,更新发展观念,以新的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现代化范式,走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文明之路。建构新的东亚智慧,就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超越无止境增长的渴望,超越工具理性与唯科学主义,超越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渴望,超越贪欲与利润的极端诉求。人类自觉归属自然、保护自然、珍惜自然、敬畏自然,以人文主义、道德修养、宗教信仰来为科学与市场划界立法,以家庭伦理、大地伦理超越把自然"资源"化的工具主义,以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超越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遏制消费主义的扩张,提倡过一种简单的、有节制的、合乎自然节律的生活。     

环境挑战、生态文明与政府管理创新

环境问题是工业文明弊病及其市场失灵的表现。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干预,但西方国家政府的一系列反应说明,在现有工业文明基础上固守传统的组织与技术管理范式,很难有效克服不断激增的环境挑战。相反,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超越,为推动当前政府管理创新、最终形成环境友好的公共治理图景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生态文明所能促发的治理变革已引起西方学者关注,中国学者更当预先研究生态文明愿景对政府管理的新要求、新举措,为中国克服环境挑战、并在未来文明体系发展中葆有竞争优势做出努力。     

可持续能源法规的经济学分析

能源开发利用的负外部性往往没有在自由市场中得到体现,应通过能源法律和规制来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通常,与"命令-控制"型的能源规制手段相比,"成本-收益"型被认为更具市场效率,并有利于促进技术变革.要有效率地实现可持续能源法目标,应尽量采用"成本-收益"型措施.但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不足以实现可持续能源的目标,因为它无法充分实现公平等基本的法律价值.能源规制在借助经济理性的同时,需发挥"命令-控制"型法律的强制作用.     

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机制探讨

环境成本内部化是协调环境与必然要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手段。本文提出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内涵，阐述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理论依据，并设计了一个包括政府、社会和企业在内的实现体系，以期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的日常经济核算，从而正确引导社会消费，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创新——从“制度陷阱”到“制度红利”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已成为当前生态文明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问题。通过从政府、市场、公众三个层面系统分析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发现生态文明制度尚没有达到优化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遭遇重重陷阱。对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应创新生态文明政府管治制度、完善生态文明市场化推进途径、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制度,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释放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红利"。     

发展型国家:一种理论范式的批评性考察

"发展型国家"是对东亚经济奇迹的一种解释,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发展的优先性、产业政策的策略性、官僚的有效性、公私合作的紧密性以及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独特性等。这种理论范式既是对以往发展理论的批判,又是对特定时期东亚发展经验的总结,具有较大解释力。但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该理论范式固有的国家主义、经济主义和权威合作主义倾向的局限性日益暴露,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触发了批判和反思发展型国家的浪潮。关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等关系问题的热烈讨论,引导人们通过重构国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来超越国家主义,推进政策规制的国际化;通过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来超越发展主义,把改善公众福利置于更优先地位;通过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超越传统的二分法,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而这三种转变推动着发展型国家的角色转型,即逐渐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海峡西岸经济区生态补偿机制初探

生态补偿机制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经济手段和经济与生态利益关系调节机制。海峡西岸经济区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要从海西实际出发,理论上科学设计与安排生态补偿制度,实践中实施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     

"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进步的基础

党的十七大高瞻远瞩地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写入大会报告,深入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之间的紧密关系,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大的突破和发展.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进步的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生态文明是对中华文明生态智慧的继承,是对西方"控制自然"观的超越,倡导生态文明,重构自然、社会与人有机进化的合理秩序.     

生态城镇建设中市场介入环境治理的路径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及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城镇建设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日渐迫切。在传统的生态环境治理认知中,政府和社区是环境治理的两大支撑力量,但是,这种认知定位正在发生改变,市场这一"生态环境破坏的引发者"正逐步引发各界的重新审视。重新厘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城镇化过程中合理地利用市场路径来解决部分环境问题是生态城镇建设的可行路径。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司法保障

在环境保护领域,我国一直实行行政处罚为主、司法保护为辅的制度。但仅靠行政手段制裁环境违法行为,暴露出了诸多不足,以司法手段介入加强环境保护迫在眉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切实有效地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环境司法保障,本文认为可以从提高司法惩治打击力度、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并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作用、加强法制建设、推动国家和地方的环境立法、通过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的接轨几个方面解决环境司法问题,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从传统经济学到生态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理论因受其所研究对象——市场经济的制约,只重视“经济人”和经济规律的作用,而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之基础性的决定性作用。因而,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是无根性:只见经济不见自然,脱离自然生态系统之根;只见经济人不见伦理人,脱离生存伦理的根基。这些根本缺陷使其误导工业经济、市场经济而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导致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危机,需要对其进行根本超越,确立与新的循环经济相适应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新方向:生态计量经济学——在整体上计算投入与产出的效率问题,要扣除对自然污染破坏的代价或成本,主张“自然资本”消耗最小化;生态制度经济学——从根本上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必须超越完全竞争市场的私有化的思路。生态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应是一种和谐地利用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自然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基础;生态伦理学——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主体-客体-主体”一体共在的规范,其核心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主体间(当代、代际)外在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平等的一体共生的社会正义法则。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问题”——乔纳森·休斯对西方生态主义的批判

西方生态主义认为,马克思"按需分配"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理论没有看到"自然的界限",对生态问题"视而不见",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的。休斯明确反对上述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把自然的界限看做是"人对人自身的限制"投射到了自然当中,在此情况下,自然的界限才能够不作为"界限"而存在。用人自身的自我限制来取代外部自然界限的限制,是休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休斯围绕"生态问题"界定上的争论,批判了西方生态主义者的抽象伦理观的道德说教做法,捍卫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生态文明新形态构建的三重逻辑

生态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探索,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呈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的三重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生态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历时性跃升,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生态建设的内生性承继,也是对西方国家生态殖民路径的批判性超越。从理论逻辑来看,生态文明新形态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思辨性继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生态理论建构。从实践逻辑来看,实现生态文明不仅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世界人民解决全球环境危机的共同目标。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赓续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定向,加强科技创新的内生驱动,以筑牢生态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国内基础;另一方面要以全球生态经济建设、全球生态治理、全球生态正义等手段来推进生态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国际基础,共同推进生态文明新形态构建走深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