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东渐日本的文化结晶,是汉诗最大的海外支脉。在共同的文字基础上,随着对汉诗的不断受容与扬弃,日本汉诗逐渐将域外文化与自身的民族性相融合,走向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学传统,同时在语言文字、内容题材、汉诗训读方面创新求变,最终完成了汉诗的本土化嬗变,使日本汉诗获得了不同于中国诗歌的异质特性,成为源于汉诗而又异于汉诗的日本的汉诗。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从稚拙表现到本土化尝试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是日本人最初尝试汉诗文创作时不可避免的现象,而经过长期吸收、消化中国文学之后,日本人在创作汉诗时为了体现民族文学特色,有时故意在诗文中表现日本语的特点即"和习",这应该看成是汉诗日语化(本土化)的表现形态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日本汉诗内容与形式趋于和谐统一.     

日本汉诗引用《诗经》的方式及其学术意义

日本汉诗推崇《诗经》,常用《诗经》的语言和表达形式进行创作,主要表现为对《诗经》中的诗题、诗句、诗词、意象的引用和化用。日本汉诗引用《诗经》形式的多样性显现出,日本汉诗对《诗经》从刻意模拟、融会创新逐渐到适合日本文化审美需要的不断探索。日本汉诗引用《诗经》时不仅重视继承《诗经》所蕴含的文学灵性,而且在内在精神上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显现出对《诗经》政治教化功能的继承。这种学中有创的引用《诗经》的方式使得日本汉诗修辞优雅、婉转含蓄,丰富了日本汉诗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其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彰显了《诗经》在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具有重要意义。     

高丽汉诗对宋诗之接受研究

高丽与宋朝并存三百多年,其文学也深受宋代文学影响.就高丽汉诗而言,其对宋诗的接受,主要包括文本的接受、作家的接受以及诗学观点的接受等.通过梳理高丽诗人阅读的宋人诗集,分析他们对宋诗接受的方式,并深入了解宋代诗学观念对高丽汉诗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掌握高丽汉诗的发展特点.     

日本汉诗与古代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汉诗作为古代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学样式,在古代日本和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或政权的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方各民族文学乃至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日本奈良平安时期、五山时期以及江户时期对使用汉诗作为交流媒介与东亚各国或各政权的政治及文化交往表明,古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     

日本汉诗研究的演进脉络与发展趋向

日本汉诗研究几乎与日本汉诗本身同时发轫,经由王朝时代、五山时代,至江户时代才真正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研究阶段。明治维新以后,尽管日本汉诗不可抑制地走向衰微,日本汉诗研究却呈现出日渐隆盛的趋势。中国学界对日本汉诗的关注要远后于日本学界,而且对后者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鉴。如果说日本汉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流播至东瀛的产物的话,那么日本汉诗研究则显现出一种反向的流程,彼此的演进脉络十分清晰。这恰好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两端上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双向循环与互动。至若展望今后日本汉诗研究的发展趋向,则应致力于全方位推进、深层次观照和多维度探讨。     

试论日本汉诗对王维三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

试论日本汉诗对王维三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马歌东陕西师大中文系千余年来．王维诗歌曾给予日本汉诗以多方面影响，本文拟着重探讨的，是日本汉诗五言绝句对王维五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在日本平安时代前期学者藤原位世（？—８９８）所撰之《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著录...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夏目漱石汉诗与“非人情”

夏目漱石的汉诗是在世俗功利之外独辟的胜景,作者主张的"非人情"的文学理念在其汉诗中得到尽情演绎,这是鼓励人放弃俗念、荡涤烦恼,恢复心灵自由的艺术,透露着宁静、空寂、超然物外的禅境,同时又不失其为理想而抗争的"执著"本色。     

海外汉文学研究的拓荒之著──评《日本汉诗发展史》

海外汉文学研究的拓荒之著──评《日本汉诗发展史》陈铭在日本，以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字、格律、意蕴乃至审美情趣为圭是的大量诗作，被称之为汉诗。日本汉诗并非日本人猎奇、仿效的游戏，而是一种从幼稚到成熟的真正的文学创作。据日本《汉诗文图书目录》记载，日本汉诗从...     

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

<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等中国的唐诗选本传入日本后,日本的知识阶层和出版界人士根据日本人学习汉诗以及商业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日本化的种种阐释和重新建构,使日本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的既定规范,又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为汉诗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韩国古代汉诗"长安形象"中的中国认识源流蠡论

长安形象因其政治属性与汉文文学特色成为韩国古代汉诗文学中一个具有特殊"文化地位"的文学符号,长安形象在新罗汉诗中的出现,高丽朝和朝鲜朝文学中的接受与再创作过程,映射出经历唐宋狂热崇拜、金元憎恶交流、明代亲善认同、清代憎恶交流等发展阶段,反映了韩国古代文人对中国认识的演变,其中蕴含着国家民族主体间性文化交流、文学语言主体间性意象审美的双重规律.     

叶荣钟与台湾汉诗的现代性

现有的台湾文学现代性研究框架注意到了传统的现代转化、殖民支配和本土性书写等维度,提示许多有益的思路;叶荣钟一系的汉诗写作,则在政治与文化的共生等方面呈现了自身展开的独特进路,并揭示历史和精神进展的内在动力。就此而言,叶荣钟等人的汉诗政治,有助于激发对台湾文学现代性问题的重新理解：首先,他以其汉诗实践超越了新旧文学的纠葛及自身思维中的紧张;其次,他的汉诗史观凸显一种批评的精神,勾勒了台湾汉诗的两种政治;再次,他的汉诗政治,以汉诗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共振拓展了反殖民的空间,并在对“文”的执着中试图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拯救。     

郑蕴汉诗中的中国典故研究

郑蕴是朝鲜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和学者,他生平积极参政,同时创作了604首汉诗.郑蕴诗作中引用朝鲜朝典故少之又少,反而广泛引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义士、有谪迁经历的臣子、品格高洁的隐士及重情重义的事典,以及《诗经》《论语》《孟子》《楚辞》等先贤的著作,杜甫、文天祥等诗人作品中的语典,这体现了郑蕴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文学审美趣旨,更表现了中国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深刻的文学、文化交流关系.     

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比较

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如何正确处理翻译中原作的形式与内容. 笔者以许渊冲的诗歌翻译"三美"理论为依据,从舍形曲意,意象尽失;求形曲意,意象缺损;求形存意,意象完整等三方面分别对翁显良、许渊冲、丁衡祁等名家的汉诗英译作品加以比较,探讨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问题, 以求原诗与译诗从形式到内容的最大近似.     

试论崔致远汉诗中的中国人物

崔致远是朝鲜统一新罗时期最著名的汉诗人.在汉诗创作中他经常引用中国人物或典故,在有限的文字诗歌当中扩展了诗歌的境界,表达了自己特定的感情.引用的人物和典故,一方面丰富了崔致远汉诗的内容,一方面也体现了崔致远作为一名新罗诗人驾驭汉字创作汉诗的能力.     

现代汉诗中的中国形象

一个现代民族的文学形象中必然包含作家对所属民族或文化国形象的感知与想象.现代汉语诗人有的从现实层面予以关注,塑造了一个新生与劫难并存的中国形象;有的留恋传统文明,重新想象一个诗意而古朴的中国形象;而置身海外的旅居诗人,提供的是乡土中国与汉语中国的形象.现代汉诗中中国形象的发展演变过程既蕴含着现代诗人所传达的主体生命情思和经验,也表现了他们对自我民族、国家的疑视、反思与想象.     

李朝末期汉诗家申纬

李朝末期,社会极度堕落,百代硕学李星湖、丁茶山归隐林下,文运陷入混沌。天才诗人申纬继金昌协之后成为时代的彗星。其诗以苏轼为宗,自命“由苏入杜”,又因同清代名儒翁方纲等江南名士广泛交游,故受清朝清丽纤靡诗风之洗礼。其书、画亦为人颂。因此,申纬以诗、书、画三绝名扬中外,在朝鲜汉诗文坛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