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

<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等中国的唐诗选本传入日本后,日本的知识阶层和出版界人士根据日本人学习汉诗以及商业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日本化的种种阐释和重新建构,使日本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的既定规范,又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为汉诗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试论日本汉诗对王维三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

试论日本汉诗对王维三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马歌东陕西师大中文系千余年来．王维诗歌曾给予日本汉诗以多方面影响，本文拟着重探讨的，是日本汉诗五言绝句对王维五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在日本平安时代前期学者藤原位世（？—８９８）所撰之《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著录...     

释“幽玄”——对日本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的解析

"幽玄"是日本古典文论中借助汉语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学概念和美学范畴,至少在公元12至16世纪约五百年间,"幽玄"不仅是日本传统文学的最高审美范畴,也是日本古典文化的关键词之一。如果说"物哀"是理解日本文学与文化的一把钥匙,那么"幽玄"则是通往日本文学文化堂奥的必由之门。"幽玄"概念的成立主要是出于为本来浅显的民族文学样式"和歌"寻求一种深度模式的需要,以此促使和歌、连歌、能乐实现雅化与神圣化。"幽玄"是日本贵族文人阶层所崇尚的优美、含蓄、委婉、间接、朦胧、幽雅、幽深、幽暗、神秘、冷寂、空灵、深远、超现实、"余情面影"等审美趣味的高度概括,并体现于能乐等各种文学艺术样式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古汉诗“啼”之英译阐释视角——主题与主题倾向关联性融合的统摄性

古汉诗象意的语境化嬗变受制于历时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主题与主题倾向关联性融合的统摄.解释古汉诗“啼”之象意的英译,以探讨诗词意象的阐释与建构的理据性,译者对象意情态特质的再现应体现主题与主题倾向结构链的映射机制及其“情之经、理之纬”的艺术表现.     

王维诗“随意春芳歇”的主语倒置及全诗的“道法自然”观念——兼释王昌龄诗“随意青枫白露寒”

王维名诗《山中秋暝》末联的“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乃是“春芳随意歇,王孙自可留”的主语倒置:“春芳”是“随意歇”的主语, “王孙”是“自可留”的主语; “随意歇”是“春芳”的主动意愿, “自可留”也是“王孙”的主动意愿.王维强调的是主客体同行同心的“四时佳兴与人同”,与学术界偏重主体的理解“春天的芳华虽已消歇,秋景也佳,王孙自可留在山中”同中有异.过去由于受到“随意”一词的遮蔽和干扰,致使解诗者未能参透其中的玄机.王维此诗透过写景表达一种“道法自然”的美学观念和人生哲学:大自然随其意愿不可阻挡地发生四季变化,每一变化都会形成新的景致,作为审美主体的山居之人,应当顺应和欣赏四季之美,不必执着于只有“春芳”才是美的而离开充满无限变动之美的山居之地,从而失去更多的美景观赏、美感体验和哲理沉思.     

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

综观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可以看出,江户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945年以前)为发展期,相关文学作品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战后”以来为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摆脱了“战前”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海洋”因素融入其中.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态势体现在《国性爷合战》文学文本的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的戏剧视角研究态势、日本“郑成功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翻案剧的研究态势四个方面.     

流变与书写:日本文学对“朱买臣故事”的受容研究

奈良、平安时期物语文学是"朱买臣故事"日本受容与改编的萌芽期,室町、江户时代是逐渐向画坛与文坛扩散的兴盛期,明治时代与二宫金次郎"负薪读书"故事的融合是其新生期。本文试以"朱买臣故事"为典型个案,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变异学研究为理论依据,厘清日本古代文学对"朱买臣故事"受容的历史镜像与流变脉络,析解该故事在日本历史存在和客观实在背景下师承与受容、改编与创新的异质化现象,探究文学质素跨疆域、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的逻辑规则和内在规律。     

疾病的美学化与医药的风雅——从《源氏物语》看古代日本人对中医药的受容

研究中医药在日本的传播,特别是在日本文学中的描写和表现,是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环节。《源氏物语》中出现的疾病基本反映了日本平安时代的疾病状况,但该书对疾病的描写并不是从医学的理性角度,而是从美学的角度将疾病加以美学化,把寻医问药这一过程加以风雅化。所以治疗疾病基本排斥了医药途径,而主要依靠佛教的加持祈祷。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服用汤药,并对中医药的名称作了美学化的处理。《源氏物语》描写贵族女性的病弱之美,含蓄的语言淡化了疾病带给读者的恐惧感,反映了平安时代日本审美文化、感性文化高度发达与理性文化极为微弱之间的矛盾和文学作品中宗教、美学与文化的对立统一。     

日本法律对“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与分级

日本有关文化遗产的所有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政策,均系建立在其文化遗产的分类、分级体系已得以确立的基础之上,对日本通过法律确立其文化遗产的分类和分级体系之经验的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     

论近代日本的“孔子教”——以服部宇之吉为例

近代日本孔子教阵营参差杂然 ,而且其对孔子教是否是宗教的看法也五花八门。服部宇之吉是近代日本宣扬“孔子教”的代表人物。从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提倡孔子教的目的在于护教、护国和辨诬三个方面。他宣扬“孔子教”的出发点是作为文化教育宗旨的“尊孔” ,其后逐步发展到将孔子之教解释成醇化皇道、维护国体的教化工具 ,最终沦为军国主义的鹰犬。服部宇之吉的思想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儒学在近代日本的存在形态和基本特征     

从“危机”与“生存”谈起——浅析日本教育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危机教育是日本教育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这是它自身的国情所决定,但同时在这种教育体系中,却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日本教育中对外国教育的吸收,实用主义教育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介之使”再辨——兼谈量词“介”的发展

上古汉语“介”有名词和量词两种用法。《史记》“一介之使”是“一个普通的使臣”的意思，“介”为量词，有“微小”的内涵。作“宾方传话人”、“副使”解的名词“介”是与古代聘问制度相关的语词，其内涵随着这种制度的发展变化而变化。量词“介”可能来源于名词“介”。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野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吾道一以贯之”解释的主要观点是 :多数日本儒者将孔子的“道”界定为社会政治意义的“道”,是经世济民之道。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要点是 :“贯 ,统也”;以“仁”释“一”;从伊藤仁斋开始 ,德川时代儒者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部分地体现日本儒者采取“即存在论本质”的解经方法 ,呈现极其强烈的反宋学思想倾向 ,尤其以朱子学为主要攻击目标。韩儒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则因袭多于创新。从中日比较思想史视野来看 ,日本儒者对宋学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 ,因为他们并未进入宋儒之孔学诠释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心与理之关系”以及“个体论或整体论之方法论问题”。     

“天皇机关说”论争与西田哲学国家观——兼论近代日本国家理论的特征

天皇主权说与天皇机关说是近代日本为了解决具有浓厚封建性、宗教性的天皇制政权与近代以民主主义、自由平等为标榜的国家主权理念之间的矛盾出现的两种理论倾向。尽管双方在主权所在等问题上的观点截然对立,但对国家人格、国体特别是日本国体精华等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在这两种学说的激烈论争中酝酿产生的西田哲学国家观试图以矛盾的自己同一的辩证法和历史的世界的自己形成原理消弭天皇与国家在法理上的概念区分。从天皇机关说论争双方和西田哲学国家观的理论解构入手,可以总结出日本近代国家思想具有的共性特征。     

谈“五四”精英人士对中国戏曲的讨伐——兼谈中国戏曲的魅力

江西师大老教授刘世南先生,在看了笔者撰写的《不懂京剧的胡适与不看中医的梁启超》一文后,笑着对笔者说：“胡适那是不懂京剧,他不过是以西方的戏剧为先进罢了……”真是一针见血!张志扬先生在张祥龙撰著《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封底之言中说的好：“四百年来,西学风潮席卷世界,中国亦在扫荡之列,     

“轴心期”形成的犹太教文化传统对后世之影响——兼对“犹太模式”的历史考察与未来展望

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的世界历史的"轴心期"的概念里,犹太人所创立的以犹太教为主旨内容的希伯来文明和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一样成为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源头;探讨轴心期产生的犹太教对后世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可以看出三者同属犹太系宗教的范畴;根据汤因比提出的三种文明解体的模式分析当今世界的格局,可以发现美国似乎正在成为罗马帝国的翻版,而道德至上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则给世界的美好未来带来了一丝希望之光。同时,由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属犹太系宗教,有着很多根本的相同点,所以在人类要共同面对生存危机的条件下也许可以实现和解而和平共处。     

从“前近代”到“近代”:对东亚问题的长线思考——读《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

韩东育教授的新作——《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一书(下略称韩著,引用时只标注章节或页码),作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之一,该书已于2009年11月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在这部积十年之功撰就的著作中,作者前近代与近代两相观照的视角,不但使研究结论贴近了历史固有的事实和逻辑,其寓国际关系于思想史研究的作业,还给相关领域的研究赋予了新的方法论意义。     

宗教对灾难的回应——以玉树“4·14”和日本“3·11”地震为例

当下,人类生存的地球似乎已进入一种"震动模式"状态。仅2010年以来,先后有青海玉树"4·14"和日本"3·11"等大地震,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和损失,"地球村"人无不为之惶恐和忧虑。应对无情的灾难,我们除了见证国家的强力救援之外,也目睹了宗教的积极回应、社会参与以及其给予人的心灵慰藉作用。事实表明,地震灾难是属于全人类的苦难,现代人类仍然需要宗教信仰,同时更需高扬人类之间无分别的悲悯、慈善与博爱的人性精神。     

从“文”向“道”——花园天皇与14世纪初日本宫廷对宋学的接受

从13世纪中叶开始,入宋的日僧和赴日传法的宋僧陆续将宋学传入了日本,天皇家及其周边的贵族学者对宋学的吸收则比较滞后。花园天皇(1297-1348)是日本宫廷中较早接受宋学的关键性人物。《花园天皇宸记》反映了花园天皇退位后的读书受到宋学的影响;《学道之御记》中花园天皇对当时日本宫廷学风的批评,则与北宋道学先导者"从‘文’向‘道’"的思想脉络具有相似的结构。花园天皇的宋学接受与他复兴儒学、重塑政道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对于延续着平安时代学风的14世纪初的日本宫廷而言,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