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初期,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观念,首倡近代多种文体的革新,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展示历史进化趋势,"言文一致"语体风格和构建市民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有益实践对启蒙国人思想、推进中国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语体交叉的方式及其语用价值

渗透、移植、融合是语体交叉的三种方式.它是表达主体对语体的精心择用和巧用,对于丰富文学语言和交际用语,拓展语体学研究的空间,建构汉语新的语体体系有着不可低估的语用价值.     

"语言规范化"对当代文学语言的影响

从20世纪文学语言演变史的角度看,建国后开展的"语言规范化"运动意义重大。它改变了"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在大量吸收翻译语体、方言和文言以后造成的那种混杂局面,对创造统一的现代文学语言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学語言和研究文学語言史的任务(中)

(五) 文学语言的语体文学語言是一个多种語体的体系,这些語体的对比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特性在不同的时代里依据由社会发展所引起的語言的发展而演变着。应該把语体理解为历史上所形成的語言变态,它具有自己独特的語言体系,独特的語言手段的选擇、結合以及运用这些語言手段的傳統标准。文学語言語体的发展不能被看做是脫离文学的文体的(此处文学应理解为广义的文学,即包括科学,政论,生产技朮等文学),因为无論語言手段本身的組成,或是应用这些手段的标准都是和內容     

论新文学书面语体与翻译语体的文化自觉

现代汉语应有现代口语、改良文言和现代书面语这三类语体，而现代书面语体中尚有现代白话语体、现代规范语体和现代翻译语体的分别。翻译语体在文化实践中主要用于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翻译，其在表述风格和语体规范方面有别于已经形成相对稳固的联系与制约关系的汉语白话和现代汉语书面语。汉语文学中的翻译语体，既是注重翻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本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做出的特别贡献。翻译语体及其语言体式的高规格定位是现代汉语重要的语言特色。中国新文学在语言方面最重要的建树是找到了用现代汉语书面语体进行文学表达的路径，而翻译语体是现代汉语书面语体中的特殊形态，反映了中国新文学界对翻译文本特别尊重的心态。翻译语体的形成及其在文学文化建设中的出色应用，使得现代汉语在处理外来文化、引进外来文化和文学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能够发挥更加卓越的作用。现代汉语拥有翻译语体这一文化优势，能够非常成功地将外语语言文学资源转化为汉语语言文学资源。汉语的翻译语体实际上从一个卓有成效的翻译渠道拓展了汉语文学的文本范畴。翻译语体构成了中国新文学语言体式的一个重要分野，其成熟的形态还为现代创作...     

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

19、20世纪之交,中国思想启蒙的主将梁启超以特有的敏锐自信,身体力行于文学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20世纪初年兴起的文学界革命,是中国文学自我更新艰难变革的起点,它借助思想革命的力量,打破了旧有文学的因循死寂,勉力担负起民族精神革新、民族文明再造的重任,并在历史的废墟上,初步构建新文学的殿堂。本文试图以梁启超为中心,论述20世纪初年文学界革命的发生及其意义。     

民初小说语言的建构与特质

民初骈文小说的创制不失为晚清以降中国小说语言杂糅发展过程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民初文学观念的转移与文学实践面貌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民初小说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晚清以来历时性的文学语言建构情况,在共时性上全面地展现,体现为骈文、古文、以不同时期古白话为范式的白话、不同程度欧化的白话、不同程度使用方言的白话等语体加以采用。此时,文言的使用在民初小说语言之中又成为一种风气,而白话的小说语言建构相对表现得不太突出。民初小说语言在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之中并没有取得质的突破,而在内部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内卷化。     

论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及学术史意义

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的理论体系、编撰“书法”、创作实践等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或存在误读。通过对梁启超著述中有关年谱编撰的言论充分梳理、剖析得知,梁启超的年谱观既在理论上承继了“史界革命”倡导以一人之史窥时代之变的观点,又在编撰“书法”上汲取了“文界革命”的理念,这种融汇古今、会通中外、宏博精严的年谱观引领了年谱编撰风气,为尔后的年谱编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导向,也影响了文学史写作。     

神话思想的消解:从"伤痕小说"到"意识流小说"

作为新时期文学复苏的标志 ,“伤痕小说”和“意识流小说”共同表达了当代文学批判“文革”历史、消解神话思想的集体诉求。但受制于“文革”神话思想的语言禁锢 ,“伤痕小说”的这一叙事努力却始终未能摆脱“文革”文学的影响。相反 ,“意识流小说”在实践创作方法革新的同时 ,却凭借自身的“语言之流” ,试图解放业已被“文革”神话思想异化了的文学语言 ,进而实践消解“文革”神话思想的启蒙诉求。     

百年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范式与批评实践审思

鲁迅文学语言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鲁迅文学语言形成的渊源研究，以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鲁迅语言研究和鲁迅的翻译观、翻译语言及翻译实践研究三个方面，在研究范式方面大致形成了历时性的直觉和常识的范式、分析哲学的范式和并不充分的整体论范式。我们需要梳理这些方向和范式下的研究成果，重新辨识不同研究范式的价值、意义和限度，从学理层面和文学研究实践层面探讨鲁迅语言研究的学理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以此发现百年鲁迅文学语言研究呈现出来的审美性、文化性和社会性，及其牵扯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念、精神诉求和文化趋向的嬗变，推动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走向包含文学语言、创作和翻译主体以及研究主体的整体性研究。应该说，对鲁迅文学语言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有助于我们探寻鲁迅文学语言研究范式革新的可能路径，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百年文学研究发展进程和规律的把握。     

从语体革新看晚清文学变革的两难处境及其转向——兼及晚清文学的评价及定位问题

出于通俗教育的需要,简易文字与言文一致的改革思想在晚清被提出,但其前提则是不能动摇传统文学文言语体的根基。然而实践操作过程中,文言不仅遭到严厉批判,丧失权威性,而且还培养了强有力的竞争者——白话,甚至废除汉文的极端思想也因此滋生。为遏止此种发展趋向,语体革新的早期倡导者纷纷回转,抵制文学俗化成为朝野士大夫共同努力的目标,晚清后期文学因此整体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显著特征。这说明晚清与＂五四＂文学之间,既有承续,也有疏离一面,这是研究者应该重视的现象。     

“和‘炼话’一样好,比‘古典’还要活”——学习鲁迅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论述札记

鲁迅是我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是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奠基人.他不仅在小说、诗歌、杂文的创作中,为汉民族共同语的丰富与规范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文学语言问题上所发表的一系列精辟见解,以及为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确立所进行的斗争,对于我国语文改革运动的发展,也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鲁迅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这些重要论述与可贵实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

处于"过渡时代"的梁启超,在演绎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多幕剧中,扮演着一个多有作为的主角。最具有散文文体史意义的是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文界革命"在他这里不只是一种倡议,一种构想,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实践。其要义是内含的"欧西文思"和形制的"流畅锐达"。就具体的文体实践而言,梁启超在论说体散文、新闻体散文和记游体散文等方面都有文体史意义的建树。梁启超在"文界革命"这一时代话题的表达上实现了知与行的协同,使之成为"五四"散文的直接而重要先导。     

文学语言:杂语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张力

本文从“杂语性”与“文学性”的关系角度观照文学语言的张力性质 ,以此认识文学作品中不同语言功能之间的关系。语言的诗歌功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学性。只是由于文学性及其文学语境的存在 ,人们才能从众多的语言功能中划分出语言的诗歌功能 ,诗歌功能也才能在文学中得到突出 ,语言中的其他功能、语体也才会在文学中获得相对的统一性。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文学研究的语媒视界

20世纪,语言问题日趋成为西方文学研究的核心。而在基于对文学语言的理解所展开的理论实践中,当代文论的语言维度得以形成与嬗变。作为富于自觉问题意识的批评理论类型,不仅从本体论上关注语言内在属性之于文学的关键性,强调审美性是文学媒介的技术延伸;而且还从逻辑与认识论方面研讨文学语言的述行性,分析文学作为文化表意媒介的实践特征,及其对于文学活动关系网络的深层规约。     

“四清”运动问题上中央高层的分歧探微

梁启超在其办报实践中无不体现着他的精英受众观念.本文从读者对象、报刊内容、文体文风等方面做出分析研究.     

论梁启超的精英受众观

梁启超在其办报实践中无不体现着他的精英受众观念.本文从读者对象、报刊内容、文体文风等方面做出分析研究.     

“五四”与新时期文学语言比较论

“五四”与新时期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成就最大的两个时期,二者之间很难做出孰优孰劣的判断。但“五四”时期,汉语刚刚经历剧烈的语言转型,难免有粗糙、混杂之弊。新时期的文学语言有两个明显进步：首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融合与协调,汉语克服了早期语言的混杂与生涩,充分显示了融合与成熟。其次,与现代30年文学语言整体的朴素与平实相比,莫言、苏童、林白等作家创造了绚烂与富丽等多种语言风格。     

“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辨析

文学语言的欧化发展,从晚清开始经历了一个由书面语建构到文学作品语言转移的倾向,不断为文学所捕获、赋形,成为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我们不应绝对以“文言”到“白话”的转换,而应在相当的程度上以“既有传统白话”到“现代白话”的现实嬗变来展开对五四文学语言的描绘,在其中关键的驱动力就是“欧化”.“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凸现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所能达到的精神领域、灵魂探索和诗性空间,展示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超越一般书面语变革所达到的话语力量,进而集中彰显了“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及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所具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