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视角下的政府公信力构建

一个合法、有效的政府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具有公信力和可被问责的.公信力是评判一个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标准,而问责制则体现了现代政府的民主化程度.问责制是公民实现主人公地位,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它的出现是完善监督机制的制度性创举,有利于规范权力的运行,保障和维护公共利益,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同时也可以推进政府公信力的构建.公民通过问责实现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强力监督,获得强烈的主人公体验,提高对政府的满意度,增强对政府的信任度.     

政府之“善”：政府公信力的伦理基础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籍自身信用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现代社会,政府公信力是检验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晴雨表,受到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和极大关注。但在既往的研究中,学界往往热衷于对政府公信力的政治学探讨。事实上,除了从政治学范畴追寻政府公信力之外,还有其存在的伦理基础,这一伦理基础便是政府“善”。政府“善”是优良政府应然的价值诉求,是政府获得公民认可的前提,也是公民与政府达成共识的最基本要素。要重振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善”政府的回归。     

新媒体视阈下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构与提升

新媒体的兴起与发展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担负着政府与公民互动关系中政府公信力提升与降低的"镜子"作用。文章重新构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子,由介质传播引伸出新媒体内涵、特征以及新媒体对地方政府公信力带来的双重影响,从而提出变革政府理念、转变新媒体传播生态的治理思维、引导公民理性参与地方社会事务和构建"倾听-回应"型的政民互动关系等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策略。     

网络问责境遇中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

政府的公信力程度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而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影响因素包括地方政府的自身能力及属性和地方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近年来,网络问责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运用,其在推动体制内问责,更全面地监督政府行为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从对政府和行政人员两个方面的影响来看,网络问责也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当前的网络问责境遇中,地方政府需要从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完善网络问责回应机制、优化公民网络参与秩序和完善网络问责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入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从而达到有效地建设自身公信力的目的.     

网络环境下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升策略探微

公民意识的崛起与互联网的勃兴对我国政府管理提出了新要求,也使网络环境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问题日益突出。在深入分析网络环境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现状和特点基础上可知,官员腐败以及地方政府落后的网络舆情处理方法和机制是造成地方政府公信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促进政府官员执政能力提升,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构建网络环境下良好的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选择。     

从公共治理视角透视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问题*

在我国的公共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针对我国政府信任度下降这一现象,从理论原因和现实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以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待政府公信力下降这一现象,一方面,政府公信力下降是公民民主意识提高的表现;另一方面,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也确实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权威,影响了社会信誉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影响了政府的执行力.     

政府公信力失范行为分析

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政府行政改革认为政府应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掌舵者＂而非＂划桨者＂,政府应当以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其宗旨,是一个＂公民本位＂的服务型政府,特别是基于公共管理的＂效率与公平＂的理念,从思想上树立＂满足公民所需＂、＂尊重公民意愿＂和＂重视公民参与＂的政府行政观念。然而,无论政府承担何种职能,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才是至关重要的＂一杆秤＂。     

论政府公信力及其伦理建构

政府公信力问题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影响力,它包括政府政策公信力、政府行为公信力和政府绩效公信力三方面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公信力得到了持续改善。但离"信任政府"还有一定距离。其原因主要是:行政道德缺失,制度与机制不健全,行政行为失范。政府公信力不仅仅是政治学与管理学范畴,它与行政伦理有着天然联系,因此,以行政道德为突破口,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就是要强化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推进行政道德制度化,完善行政伦理监督与评价机制,最终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有效构筑。     

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是政府的无形资产。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关系到社会信誉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和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得到不断提高,但仍存在诸多亟待改进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必须不断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政府管理机制。     

论我国政府公信力的增长机制

构建和谐社会不能缺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本文阐述了现代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来源及其变动机制,分析了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并依据公信力的变动机制,试图指出在现有条件下快速、有效、可持续地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的方式方法。     

服务政府财政权建构论

政府财政权作为公权力必然处于天然的强势地位,需要宪法和法律的控制;但从服务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作为保护公民权利提供服务的“供应方”,必须保障政府享有足够的财政权以维护自身的运转并提供有效的服务。论题主张根据新宪政理论构建服务政府财政权,即在控制的前提下合理配置各级政府与其义务或者责任相匹配的权限以保障权力。服务政府的政府财政权应从两个维度进行建构：一是政府职能;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三重信托关系分析

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都是影响国家公共管理和公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变量,厘定和促进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三者之间的三重信托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非政府组织应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然而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受到政府组织的不当干预,政社关系有待彻底理顺;非政府组织应是一个自我管理完善、可以值得社会信赖的组织,但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可信赖度却不高;非政府组织自身管理体制不健全,无法有效地维护公民权利和提供公共服务。鉴于此,要增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的互信;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责权关系;按照民主和效率的要求,厘清非政府组织内部的工作关系,提升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水平。     

我国公民参与的形式与秩序

转型期中国公民参与,不仅包括为了影响公共权力的行为,还包括因受公共权力侵害而捍卫自身权益的活动。参与形式可分为政治领域中的间接参与和直接参与、公共领域的民主参与、公民的自治性参与,这些形式各有其优势同时也凸现出局限性,需要新的形式来补充。因此,应正视现实参与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力求避免制度化环境延展不足而产生的“溢出现象”,尊重公民权利和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构建有序的参与环境,培育社会的公共信任,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理性怀疑:政府信任改善的压力机制

政府信任危机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如何改善政府信任也就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由于受既定的主客体二元思维模式的制约,过多地强调通过政府的自身有为来改善政府信任,其实际效果差强人意,为此,必须突破传统思维定势,转换研究路径。政府信任应当是政府与公众处于平等地位,由二者互动而生成。因此,政府信任的改善不仅需要政府有为,更需要公众自觉。在缺乏理性怀疑和批判精神的中国,公众自觉就是要让公众对政府保持理性怀疑,并使之成为改善政府信任的压力机制。这既要求在理论上作出剖析,更应该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公共领域建构中的公民参与机制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的弹性第三空间,在两者之间建构良性互动的公共领域是非常必的。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通过建构现代公共领域,以此为切人点培育公民精神、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基础。这一过程的实现,既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建立政府管理与公民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善治功能,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成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现实路径。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问题研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证

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可以说是公民有序参与的一个标本。公民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是有选择的,公民有序参与的驱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各样的利益需求。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民参与必要性,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政府公共政策所固有的缺陷和不足成为公民有序参与的触发机制,而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有序参与存在着制度缺位,这就迫使公民有序参与要进行恰当的技术选择。在政策参与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保证公民有序参与的实现,公众则通过参与技术的选择形成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了政府与公众的合作共赢。     

论宪法实施的文化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未能得到很好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宪法文化缺位。一国的宪法文化决定着一国的宪法命运。宪法的实施需要以宪法文化为基础。百年来我国虽制定了一部又一部的宪法,但宪法文化并没有形成,由此可见我国宪法的实施状况不甚理想。中国宪法实施的未来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宪法文化的养成。在大力培育宪法文化、推进宪法实施的过程中,要进一步重视宪法文化的作用及其培育,而不要过分苛求宪法文本的完美。政府和政党要带头养成守宪护宪的风气和习惯,同时每个公民都应当而且可以为宪法文化的形成做出贡献。人们既要充分认识到宪法文化培育的长期性,又要对未来充满信心。     

制度特征对城镇居民与政府间信任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而制度又是信任产生的基础,其公正性和完善性是影响城镇居民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对我国城镇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以此为基础的模型分析显示：制度的公正性和完善性与城镇居民对政府信任成正相关关系,且制度设计的完善性比制度的公正性对信任的影响更加明显。     

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策略分析

由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现象引起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思考，提出政府与公民关系有3种策略选择，其中维持现状策略和消极处理策略会使政府与公民关系陷入“囚徒困境”，而合作策略则有助于消除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促使双方的共生关系向“和谐共生”方向发展，从而得出合作是处理政府与公民关系最优策略的结论。     

西方国家行政诚信建设中的政府信赖保护制度及其借鉴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民众对政府的信誉度和公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政府的行政诚信建设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借鉴西方国家行政诚信建设中所创立的颇具特色的政府信赖保护制度,了解其内涵与功能,明晰其适用情境、条件与方式,并在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对政府信赖保护制度加以批判地吸收,对我国政府的行政诚信建设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