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立政》篇对中国国家管理思想的影响

《立政》篇是《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的一篇。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它是周公还政成王时，为告诫周成王如何治理国家而作的．过去人们对《立政》篇的研究，主要是局限于它在儒学经典中的地位，而很少顾及到它对中国后世国家管理思想的影响。本文则着重探讨它对中国后世国家管理思想的影响。具体地说，《尚书·立政》篇对中国后世国家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一、重德慎刑主张成为后世历朝国家管理的实际指导思想《立政》篇在总结夏、商亡国教训时，所提出的国家管理的核心思想是重德镇刑。文中周公普谆谆告诫周成王：夏桀亡国的教训…     

风诗新解（十二）

风诗新解（十二）晏方破斧《豳风》旧说一直以为是周公旦之诗，《破斧》有句云“周公东征”，表面看来，正能证成此说。实则据《周南召南谱》：“周公封鲁，死谥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时周公召公是也。”周公正多，不必...     

《尚书》法先王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先王是德治的楷模,法先王就要像先王一样实行德治。“我时其惟殷先王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康诰》）,就是这一思想的明白无误的表述。可见,法先王的德治思想是法先王的内涵之一。三、法先王的用贤思想《吕刑》具体描述了尧任用贤才———伯夷、禹和稷,“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因而“惟殷（指重大贡献）于民”。如果说这里还只是含蕴着法先王就是要法先王的用贤思想的话,那么,在《立政》就讲得十分明确、具体。《立政》是周公晚年告诫成…     

伊尹放太甲周公诛管叔讲义

圣贤有大不幸之事。不能辞其过也。而亦不敢避其过。辞其过则以欺伪饰天下。而此心无以对天人。避其过则任天下之倾颓。而此心更无以告天人。伊尹周公之事是已。孟子曰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焉。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其论圣贤之事尽矣。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管叔。皆大不幸之事也。一则以劳诲其君而至于放。一则以同气背畔而至于推刃。其不敢辞而避之者。伊尹曰毋俾世迷。周公曰我之勿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使伊尹周公。稍依违辞避于其间。则商周之天下。     

从周公摄政的争论说到历史考证

关于周公在周初政治上的角色问题，战国后期曾有冢宰摄政之说，２０世纪学者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又提出形形色色的标新立异之说，或以为周公并非摄政，竟是称王了；或以为莫说称王，连摄政也是后世伪造；甚或以为周公实为　篡　窃。仔细分析这些论说，其中误读古书者有之，推理失简者有之，于文献　考　古间心存偏见者有之。在周公摄政讨论中暴露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历史事件的考证之中，为此有必要规范考证，勿使历史研究堕落为随心所欲的自由谈。     

走出精神危机

８０年代，就有“三信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之说。仔细辨别起来，“三信危机”各有不同指向：信心是自我指向自我的（自信）；信任是自我指向形下之非我的（信任政党、政府等等）；信仰是自我指向形上之非我的（宗教之拜神教信仰、意识形态之观念信仰为真信仰，而拜物教——权力、金钱拜物教信仰等等则为假信仰或信仰危机）。９０年代，又有精神危机、文化危机、精神文化危机之说。因为文化无非是精神的映射，所以精神为内在之本质方面，而文化则为外在之现象方面。笔者在本文中，取“精神危机”为研究课题，从精神本身内…     

立象尽意──论“象”在儒家语言思想中的地位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力，鼓之舞之以尽神。”（《易传·系辞上》）在言意理论中，《易传·系辞上》所载的这段话历来受到重视，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它明确提出了两个命题：“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第二，从汉代以来，《易传》一直被视为儒家经典，以上两个命题自然关系到如何解释儒家的语言思想问题。儒家坚持“正名”、“立言”、“宗经”等，那么，“言不尽意”与上述思想是否构成矛盾？魏晋玄学家对这个问题作过思考，…     

读《礼记笺注》

刘中光先生所撰《礼记笺注》一书（海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版）厚厚的一册，洋洋上百万言。笔者於翻读之际，亦在时时沉思。大到选题立项，小到细微之辨正，深感该书均有其独具之优势。一、选题适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思想学说，在孔、孟时代，固可称以“仁”为核心，然其衡量“仁”的具体尺度，则是“礼”。孔子所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的论断（见《论语·颜渊》），便是其明证。若论及于为两千年之中国封建社会服务的中国儒学，则礼学尤为正宗，从军国大政，到乡风…     

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

司马迁继《春秋》之志而作《史记》，申明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叙事贯穿立朝与立教两大问题。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改正朔，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则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汉朝立朝以来，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吕无违高祖确立的汉朝祖制，虽行黄老之术却不依黄帝（土德）为国朝敲定土德；中经文景意欲改弦更张，遭遇立朝权臣捍卫祖制，未能成行；终于武帝确立代秦而起的汉朝新德（土德）。与此同时，在儒生的建议下，汉朝不再沿用秦制颛顼历，改用太初历，重启历史纪元。改德与太初历创制（天人），加之由黄老之术而独尊儒术（君臣）的官学调整，共同构成立教时刻。司马迁于立教事宜心有戚戚，笔法曲折，分散于《史记》各处，汇总而观，足见其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武帝有立教之名却未能真正导民以德，史迁对此颇有微词。《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黄帝作为首帝，无疑是历史的起点和原则，武帝改汉德为土德，则首尾呼应；在此框架下涵盖黄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汉初先帝（近古）与武帝（当朝）的多重古今之变。     

朝鲜李朝末年教案探因

朝鲜李朝末年是基督教迅速在朝鲜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教案迭起的年代。从导致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看，大致可分为三类：礼仪之争、党派之争、外交之争，其典型代表是“辛亥邪狱”、“辛酉邪狱”、“丙寅邪狱”。具体分析三类教案，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是导致李朝末年教案迭起的基本原因，而西方传教士对朝鲜国家事务的干涉才是其主要原因。     

皋陶研究

皋陶，亦作陶或咎，或称陶叔（《易林·需之大畜》）、（《路史·后记》），相传是我国古代刑法的创立者和声名卓著的法官。他的事迹零星地见于《尚书》、《左传》、《竹书纪年》和《史记》等较早的史书，《离骚》、《说文》和诸子等书中也可见到片断记载。相传他断狱公平，执法公正，又被后人视为狱神。伪古文《尚书》说他主张“镇刑”、“轻刑”，希望“无刑”（《大禹谟》）。从东汉开始，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再次提高，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类并提，列为古十二圣之一（见《论衡·骨相篇》）。魏晋以降，氏族谱煤之风…     

《尚书·立政》“三亳阪尹”解

《尚书·立政》篇中的“三亳阪尹”古来歧说纷呈。实际上，指的是周初在商旧都“三亳”和阪地所设立的尹长，即“三亳尹”和“阪尹”。三亳尹乃周人为了统治和管理原来商都的民众所设立的官职；阪尹是周初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官职，是周公迁殷民于洛邑附近的阪泽之地后，为了便于管理而特设的政长。     

“文已尽而意有余”辨──论钟嵘《诗品》中的“兴”

通检钟嵘《诗品》，“兴”字出现九处，而从诗学范围来谈的则有七处：“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着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诗品序》）“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且辄书．内元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诗品》卷上）“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　　不奇。”（《诗品》卷中）“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     

毛泽东的廉政观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一、毛泽东廉政观的渊源所谓廉，即廉洁，清白。东汉王逸云：“不受为廉，不污为洁。”所谓政，即指政事。西晋社领云：“在君为政，在臣为事”。因此，廉政即指领导干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之意。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是有其特殊环境和历史渊源的。（－）东地“店展”了毛江江的“反抗”、“济立”和“住，果要方”的的神1．父亲造就了润之的反抗精神。毛泽东的父亲对儿子管教很严厉，“他自己生活中的直接反叛，则是反对父亲的专…     

《荀子》“制天命”新训

《苟子·天论》：“大天而思之，软与物言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软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2凡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多年来，不少人认为：这段议论表现的是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思想。甚至有人认为“仅仅强调征服自然，而不注意顺应自然，不注意与自然相协调，是片面的观点”。①其主要根据是将“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理解为：与其推崇天而思暮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来富养而控制（或驯服、制服…     

略析儒墨两家的同与异

一、序言：儒墨两家在当时为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所取之法有同有异。二、同中之异（同类而不同性）：１．法古而同异；２２．立君主而同异；３．爱之同异；４．同位天，事鬼神各有用之；５．同为众徒之师各见其长三、同外之异（墨子与孔子相比之不同点）：１．非乐倡节用、节葬的经济观点；２．反对侵略战争主张正义，可称和平天使；３．具有唯物主义认识论；４．世界上最早的自然科学研究者和发明家。四、结语：由儒墨两家同中之异对双方作客观的评价。对墨家的独特部分之内函给以挖掘和高度估价。春秋战国时期，儒墨两家为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论争非常激烈，但所取之法有同有异。     

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以往,注《论语》的各家几乎都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解释为孔子要复兴西周之道。例如何晏《论语集解》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韩昌黎《论语笔解》释:“能复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礼”;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哩!”“四人帮”更把这句话奉为至宝,解释为“孔子要让周朝的奴隶制度在东方复兴”。我认为,这是对孔子本意的严重曲解。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把孔子所说的“如有用我     

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人情观——兼论法的亲和力

一、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人情观（一）人情观的内涵“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犤１犦法律服务于礼治,屈从于人情,这便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以情破法,行“法外之仁”的发端。《清史稿．刑法志》中有：“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生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正也,刑也,凡皆以维护礼教于勿潜。”这时候,德主刑辅、礼主法辅已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体系中的主要内容,而这一价值体系的建立,肯定了人情在法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尚礼教,便要重人情。与人情有些不太协调的法律不仅被人们视为“不得已而用之”犤２犦的手段,而且…     

西周王位继承法再探析

西周实行嫡长子继统法,是学界的普遍共识。但也有学者认为,西周初年周公并未创立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把先周时期的"兄终弟及"改变为"一继一及"制,直至春秋战国之交嫡长子继承制才正式确立。然细考史实,太王迁岐后,周邦继统法是立子以贤,直到武王卒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终使嫡长子继承制成为全国施行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立嫡制并不绝对排斥择立庶子,太子死或王后无嫡,即可择立庶子中的贵者或长者继位。同时,先王死后无子,制度上亦可兄终弟及,但逆制性的兄终弟及则是对法定继承制度的违忤与破坏。经过周公改制创立的更为完备的嫡长子继承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国家安定与发展的积极作用。     

狱神皋陶形象文化探究

皋陶是中国史学界和法学界公认的“司法鼻祖”,是我国造狱的先驱,被尊为狱神。皋陶被塑造为狱神的主要原因：他被认为是“法之宗”,“道之宗”,在他身上寄托了中国人的法治理想;他创刑律、造监狱。是中国刑法的鼻祖。皋陶的思想和业绩形成的皋陶文化,其核心思想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官方正统儒家思想的源头。他被当作祖师神、行业神受到狱吏狱卒等从业者的崇拜;也被当作生活保护神,受到囚犯和普通民众的崇拜。对狱神皋陶形象历史文化的研究,是探讨我国民间信仰和传统法律思想文化的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