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没有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最近,在《学术月刊》上看到杨献珍同志有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三篇文章,从中受到很大的教益。杨献珍同志是我国理论界的老前辈,二十多年前由于坚持自己的理论学术观点,惨遭党内那个“理论权威”的迫害。现在他虽已年迈,但为了繁荣学术文化,仍积极参加学术争论,这种精神和勇气,是值得学习和尊敬的。杨献珍同志在三篇文章中,都提到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有关“同一性”和“等同性”的翻译问题,并坚持认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整本书都是批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的”。本文想就上述问题谈谈我们的意见。     

辩证法的命运——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并谈对重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合二而一”之我见

列宁提出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和“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斯大林采取了“斗争”而抛掉了“统一,由此产生一系列理论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后果。毛泽东继承和发挥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由此而在“矛盾的同一性”问题上同斯大林产生分歧。苏联《简明哲学辞典》认为,矛盾的同一性不能应用于“根本对立的现象”,这就是否认矛盾的同一性是普遍原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讨论,实质是矛盾的同一性是否适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杨献珍同志说他从来没有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不符事实,因为他在1958年的文章中不但断言只有唯心主义者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而且断然否认思维和存在可以有“同一”的关系。他提出矛盾和的同一性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能“混为一谈”,这实际是反对把矛盾的同一性应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否认思维和存在之间有矛盾的同一性。在“合二而一”问题上批杨献珍同志是错误的。用“一分为二”否认“合二而一”,就阉割了对立统一规律。只承认“分”而否认“合”,只承认斗争而否认联合,这样就产生了“斗争哲学”,它是“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     

评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认识论

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基本思想是调和矛盾、否定斗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这是杨献珍同志的一贯思想。早在1955年,他在《什么是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世界观与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爭——批判胡风小集团的哲学思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我们实际工作中最根本的问題》等讲稿和文章中,就曾宣扬过这个思想。当时,他是通过大讲认识论来宣扬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就需要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吗?——与杨献珍同志商榷

二十年前开展的“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被那个“理论权威”用政治批判压了下去。论战一方的代表杨献珍同志始终没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表过看法,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与外界隔绝了十多年。在今年六月号的《学术月刊》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杨献珍同志的一篇文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杨献珍同志在文章中说,杜林、林彪和“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都借助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命题,我们很同意这一看法。杨献珍同志又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不可能有唯物主义的理解,更不可能有既是唯物主义又是辩证法的理解,肯定地认为“思维和存在的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根本对立的吗?

一九六四年,在我国哲学战线上掀起过一场所谓“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据说是因杨献珍同志提出“合二而一”而引起的。这本来是推动我国哲学研究的一件大好事;论战双方应该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己见,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进行深入的探讨。可惜的是,一开始,我们只能从别人的文章中看到杨献珍同志关于“合二而一”论述的一些介绍,看不到他本人的全面论述,在论战中,也从未看到杨献珍同志的文章。而这场论战是作     

只有唯心主义才承认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和王若水同志商榷

一、分歧在哪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展开了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有陈伯达和康生插手,他们无中生有,谣言惑众,逐渐把这场学术争论变成了一场政治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杨献珍同志才有机会发表文章,进行答辩,直接阐述自己的见解,这对于我们了解争论双方分歧的焦点和实质,无疑有极大的帮助。分歧在哪里呢?     

难道哲学与政治无关吗——驳所谓“合二而一”不是政治问题的谬论

对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荒谬性,报刊上已发表了不少文章加以批判。这里准备从政治方面分析一下“合二而一”论的反动性,由此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当前哲学战线上的这场大论战的重大意义和对我们的革命工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这场大论战本来是杨献珍同志挑起来的。但是论战开始不久,正当许多同志开始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对“合二而一”论展开批判时,却有人站出来替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打掩护,说什么不要把学     

康生和所谓“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所谓“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即所谓“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四人帮”、康生一伙鼓噪得震耳欲聋。然而,这三次所谓“原则性的大斗争”究竞是什么人定的性呢?它的内幕又怎样呢?对于这一点,不用说广大群众不了解,就是当时或后来参与过这些“斗争”的绝大多数同志也未必清楚。大量的事实说明,把建国以来哲学界的几次学术争论(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公开争论过)定性为“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的,不是别人,是康生,把杨献珍同志以及一大批哲学工作者乃至无辜的青年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不是别人,也是康生;在“十年动乱”期间,利用     

评关锋对“合二而一”的“批判”

一九六四年哲学界对“合二而一”的一场批判,是党内那个所谓“理论权威”一手策划的,关锋这个哲学战线上的恶棍,在那个“理论权威”的支持下,充当了攻击诬陷杨献珍同志的凶恶打手,他用“撒仁兴”的笔名写了《“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一文,极尽诬陷攻击杨献珍同志之能事。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成了林彪、“四人帮”向党进攻的反革命急先锋,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上,都留有被他砍伤的刀痕。不清算这个恶棍在理论界的累累罪行,难以平理论工作者的公愤。关锋胡说:“坚持‘合二而一’的人们,也正是坚持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制造了理论战线上一次惊人的株连。关锋给“合二而一”一股脑地扣上了“反对唯物辩证法”、“反对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为资产阶级效劳”、“为资本主义辩护”等罪名。因此,彻底推翻那个“理论权威”和关锋强加给杨献珍同志和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诬陷不实之词,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在理论战线上的流毒,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就紅专关系駁“合二而一”論

当杨献珍同志大肆宣扬共形而上学的“合二而一”論,以反对唯物辯証法,同党大唱对台戏,从而挑起哲学战綫上的新论战的时候,却有些人出来为杨献珍同志的观点辯护,姚伯茂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七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也谈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最近,杨献珍同志在上海的《学术月刊》上发表文章,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这是关系到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理解和应用的大问题。很有必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对此,我们也谈点粗浅看法。     

黑格尔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三种观点的批评

黑格尔哲学,包括他的逻辑学,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说的基础之上的。他从这个基本学说出发,在《小逻辑》的“概论逻辑学性质”部分,用大量篇幅,批评了近代哲学上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三种观点。     

唯物论和辩证法理应共命运——《唯物论的命运》读后

杨献珍同志的《唯物论的命运》是答复我的《辩证法的命运》的;《辩证法的命运》又是我答复近年来杨献珍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对艾思奇同志和我的批评的。有一个读者看了这些文章以后,写信对我说,他现在担心起“哲学论争的命运”来了。他的意思是:杨献珍同志并没有针对我的问题作出答复。这使我想到,我也不应该回避杨献珍同志对我的批评。本来,“唯物论的命运”是应当和“辩证法的命运”一致的:辩证法的胜利只是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失败而不会意味着唯物论的失败;唯物论只有和辩证法携手前进,才能真正战胜唯心论。这是哲学史证明了的真理。现在,为什么唯物论的命运和辩证法的命运冲突起来了呢?这里面总有值得探究之处。本文首先从学术角度同杨献珍同志讨论;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既然杨献珍同志坚持他的批评,我也准备在后面答复。不当之处,希望得到杨献珍同志的指正。     

哲学的宽容与不宽容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降,在中国大陆的哲学领域,不断地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可以说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人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个的“敌人”倒了下去,官方哲学则不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对此,人们应当记忆犹新:批判胡适反动的实用主义、批判梁漱溟的反动哲学、批判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判巴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批判杨献珍否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批判冯定的伪共产主义人生观、批判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等等。更有甚者,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竟有…     

唯物论的命运

1981年1月,我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屠害忠良,终身阴贼》一文,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王若水同志在给《红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异议,同年五月我作了答复,其中写道: 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今年第六期登有王若水同志写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读后感到王若水同志对于学术问题采取商量态度,把他所怀疑的问题都摆出来,并认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我欢迎他的这种坦率态度,赞成他倡议把这个问题继续讨     

争论要弄清对方的观点

编辑同志: 贵刊1984年第1期上发表的《承认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也不是划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一文,我看过了。文章作者认定,王若水是把承认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划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的。他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从而提出了他自己的     

读《东西均》札记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中间,在我国哲学战线上有过一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据说这场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解释“合二而一”论挑起的。然而人们并没有看过杨献珍同志解释“合二而一”论的文章,因此这场同假设对手的论战,就只能以“批判”者暂时宣告自己的“胜利”而留痕哲史。在批判中,对于最初提出“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的古人方以智,也遭到株连,进行讨伐。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批判始终存在着疑问,有些同志一直认为“合二而一”论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理论问题,并不是不能研究的科学禁区。我认为,要研究“合二而一”这个哲学命题,就必须对方以智在《东西均》一书中提出的“合二而一”的原意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評杨献珍同志所謂“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观点

杨献珍同志一貫坚持資产阶級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反对革命的唯物辯証法,有意識、有目的地向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攻。十多年来,他先后挑起了三场哲学战綫上的論战,即关于經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問题的論战、关于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     

杨献珍同志为什么要把“单一上层建筑”和“综合经济基础”杂凑在一起

杨献珍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针锋相对的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这一谬论已经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批驳,本文对此不拟详作评论。杨献珍同志在散播“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同时,又提出了所谓“单一上层建筑论”。他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那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挖掘要慎重——兼与卜延军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论坛》1993年第6期刊登的卜延军同志的文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新释》,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出了新的解释。本人认为卜文(以下简称卜文)的阐释多有不当之处,特提出与之商榷。 物质和精神或者存在与思维谁第一,谁决定谁,这是划分唯物与唯心两大基本哲学派别的唯一标准。我们把它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因为其它一切问题都要以此为基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