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散论

(一) 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然而对于他,人们有许多误解。例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司马相如是“当时一部分进取心较强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中的一员,属于“积极支持汉武帝的一些政治和军事的行动”的一类作     

董仲舒的社会和谐思想

董仲舒面对汉武帝时期新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着手从思想领域廓清认识，他从哲学的高度出发。以“中和”、“合”作为其哲学范畴。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概念，创立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思想的封建伦理。并提出了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经济措施。推动了西汉中期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统一。     

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提出的“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正日益引起史家的注意。有的同志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在他揭露了汉武帝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经济政策走上了扼杀经济发展生机的道路,另一方面表现在他提出了封建经济正常发展的原则及其所必然的理沦”。笔者认为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在揭露和批判汉武帝经济专制政策方面的作用应该肯定,但对称司马迁提出了“封建经济正常发展的原则”的说法,则不敢苟同。由于对“善者因之”这一思想的认识,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因此笔者不揣冒昧,就此论列一二,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与先秦婚俗

《匏有苦叶》是一个女子对婚姻真谛的理解和对理想情人的热切期盼。诗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种民俗。诗中的“匏”便是先秦婚礼中“合卺”所用的工具;以济渡比婚恋是当时的民俗习语;诗中的“雁”为当时婚姻“六礼”中最重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聘礼;“士如归妻,迨水未泮”表明了当时的婚嫁时期的选定。     

司馬迁的讽刺语言的艺术

一司馬迁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卓越的諷刺家;他所留下的輝煌的著作太史公記,不仅是在文学上有着伟大的成就,而且达到了諷刺语言艺术的最高峯。汉武帝刘彻的时代,是汉帝国封建統治政权最巩固的时期。自汉建国,到这时,近七十年了,文景以来,所标榜“与民休息”的改良政策,也实施了將近四十年,社会得到一些安定,农业經济得由恢复而到上升的阶段。于是在整个商人地主集团加     

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影响

刘泽在1987年第4期《历史研究》上发表题为《战国时期的“士”》的文章中认为,士阶层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士在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关系中是各阶级、各等级的交会处.士的影响主要通过理论思维来实现,当他们进行理论思维时常藐视一切,连皇帝老子也不放在眼里,这样就发生了“士统”与“君统”及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士的产品主要是精神、理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除靠物质力量外,还需要精神力量,故须求救于士的帮助,遂出现礼贤下士的局面,士于是一跃而成为统治     

试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贱民的身份地位(上)

<正> 唐代奴婢,居于贱民的底层,是当时社会上身份最低、受奴役最深的一个阶层,却是唐代社会阶级结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唐代“良人”“百姓”“奴婢”“贱民”的范围在唐代社会阶级结构中,存在着等级制度。如地主阶级中有士、庶的等级划分,在贵族、官僚集团中有品级高低的区别,甚至法律规定他们在车服、器用等方面都不得任意僭越。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象西方国家那样形成封建土地制的等级结构,因而不存在全国土地全部逐级封赐的制度,贵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不存在土地关系上的有条件占有制,     

《史记》的时代特色

《史记》撰就于汉武帝末年,是当时文化学术上的一项重要成就。探讨它所体现的时代特色,对认识这部史学名著的价值是很有意义的。拙文拟从四个方面试加论述,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 《史记》既产生于大一统亦表现了大一统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囊括了古今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史记》能形成波澜壮阔、气势宏伟的巨著,固然与司马迁本人的经历、学识有密切的关系,更主要的还是时代所造就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汉武帝时期全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在内部,经过削平     

试论西周春秋时期的楚国土地占有制度

周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当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这种严格按照宗法制的等级和亲疏关系封邦建国、分级授土的分封制,是西周奴隶社会一项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充分地显示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和特点。楚国的情况与周王朝分封的姬姓诸国不尽然相同,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却有着许多的类似之处,或者说是楚袭周制,基本相近。据此,本文试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接受知识上,他们开始从旧学向新学转变;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重新调整了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在谋生方式上,他们由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这些变化表现了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匈奴剧情硬伤不少--评电视剧《大汉天子》中的匈奴情节

许多频道热播的《大汉天子Ⅰ、Ⅱ》是两部不错的电视剧 ,该剧从汉武帝登基前的宫廷斗争讲起 ,系统地刻画了汉武帝的雄才伟略。故事悬念迭起 ,人物有血有肉 ,尤其是东方慧和主父偃更是让人过目不忘。要讲汉武帝 ,就不能不提匈奴。虽然编导人员有意回避匈奴问题 ,可一些必要的情节还是少不了的。然而 ,就是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有关匈奴的情节上 ,却暴露出了不少硬伤。一是匈奴人的外表。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刘安在《淮南子·齐俗训》中说 :“匈奴之族 ,纵体施发。”所谓“纵体”就是穿着随意 ,“施发”就是披发。《周书·突厥传》也说 :“突厥 ,其俗…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说

司马迁创作《史记》一书的理论与实践,详见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其中主要是说:他著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是懂得天文星历的,曾主持过汉武帝时期修订历法的工作。因此,他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显然和风靡当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受”等诸凡“多条祥”的说教是绝然不同的。     

张载“复三代”政治思想探析——以《经学理窟》为中心

面对北宋中期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张载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矛盾尖锐的社会现状,在其著述《经学理窟》中提出了“恢复井田、封建和宗法”的“复三代”政治蓝图,试图以此方法来改变北宋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本文从《经学理窟》入手,对张载的“复三代”政治思想进行分析,论述其政治思想中的进步与不足.     

宋代包买商人的考察

包买商,系指包购并兜售产品的商人。同一般商贩相比,由于他们与生产者的关系密切,甚至有时能够间接或“直接支配生产”。所以,包买商人的活动,在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 宋代是我国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很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包买商人也比较活跃。当时包买商人曾在哪些部门和地区活动,他们活动的特点和背景如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新探

战国封建论者以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为据,说明商周的“臣”、“众”、 “驭”、“鬲”、“人鬲”、“五夫效父”是奴隶,论证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然而,经过认真的译注,切实的辨析,我觉得他们引用的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被他们曲解了,而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恰恰说明商周的“臣”、“众”、“驭”、 “鬲”、“人鬲”、“五夫效父”不是奴隶,反而证实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 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把《令鼎》定为成王时器。他在《释臣宰》和《驳〈实奄字说〉》中摘录了《令鼎》金文(释文)的一句话,证明“臣”是奴隶,现抄如下:     

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

学术界受《汉书》的误导,常把“秦汉”并称,不妥。秦、汉之间,应有“后楚、楚汉战争”;两汉之间,应有“新、更始之乱”等时期。《汉书》还从古为今用的角度,全面作伪董仲舒传,编造汉武帝尊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事实上,汉武帝尊儒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并且崇尚的儒学是《七经》,不是仅仅《五经》;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不是《公羊》;《公羊》、尤其董仲舒的《公羊》学是武帝时期滋生酷吏的温床。同时,对学术界常说的“汉承秦制”也要正确理解等。     

“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

“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胡发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士”一直是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说其特殊，一方面缘在士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具有显赫的社会名望与地位，另一方面，作为识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他们既肩负着开创、转承封建文明，更担...     

明清时期读者与《金瓶梅》传播关系探析

明清时期,在通俗小说创作、传播过程中,读者与市场因素相当突出.《金瓶梅》成书后即受到读者关注,他们的态度和阅读行为对这部小说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金瓶梅》的阅读形式丰富多样,既有抄读、借读,也有购读、赠阅等多种形式;鉴于书中大量的色情描写,“善读”观希望引导读者“善读”以达到劝戒效果,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衡量标准,同时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通俗小说的创作、传播与读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而读者的审美趣味与阅读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到《金瓶梅》续书的刊行及其人物命名、情节安排.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倾尽生命写就千古卓著《史记》,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笔法、对历史人物饱满深厚的情感、“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以及“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修史目的导致了《史记》戏剧般跌宕起伏的命运。司马迁以敏锐、独到的历史眼光洞察到汉初社会潜在的重重危机,痛斥汉代最高统治者们的荒淫残暴、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相互残害和上流社会道德沦丧,尖锐批判的矛头甚至直指“今上”汉武帝。一部《史记》,颠覆的是王道,古今史家敢于这般直斥当朝天子者,仅司马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