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帮衬:农村青年婚姻中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分析

对山东省S村的调查发现,农村地区彩礼形式日益多样,且数额在逐年攀升,已超过农民正常家庭年收入的几十倍之多。运用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发现家庭帮衬成为农村青年婚姻中高额彩礼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首先,家庭帮衬作为农村青年男女缔结婚姻的重要价值之一,形塑了婚姻对象的选择范围,在区域内的通婚场域中,性别失衡所致的位置差与作为象征资本的彩礼转化是高额彩礼形成的动力机制;其次,彩礼分配维系的社会联结,以及所象征的支配力量,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使家庭帮衬成为彩礼分配的义务性结果,使付出方成为权益方,从而成为高额彩礼形成的重要保障。     

农村彩礼性质的区域比较研究

不同于宏观性的一般化概括和具体经验的描述总结,立足于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的中观视角,在村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区域比较的基础上,理解农村彩礼性质的区域差异问题。南方团结型村庄,村庄宗族性结构力量及规范性强,代际关系厚重均衡,婚姻自主性较高,婚姻市场竞争性一般,农村彩礼还保持传统性的一面,缓慢稳定地变迁。北方分裂型村庄,村庄竞争性强,代际关系厚重但不均衡,婚姻自主性弱,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彩礼上涨迅速,成为代际剥削的手段。中部分散型村庄,社会结构力量弱,代际关系均衡,婚姻市场竞争弱,农民的理性化程度高,婚姻彩礼是一种理性化模式。农村区域差异的视角,为我们深刻理解农村彩礼的区域差异及变迁模式提供了中层理论建构。     

陇东地区农村彩礼现象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研究——以庆阳市C村为例

在关注农村问题时,有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即对彩礼的研究。近年来对彩礼的研究有很多,但是此前的研究与调查大多集中在彩礼的性质、功能、成因等方面。本研究深入彩礼问题突出的陇东地区,对农村地区的彩礼现象进行调查,分析彩礼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本次调查立足老百姓生活的切身问题,从家庭关系的角度入手,同时从与彩礼有关的新婚家庭,新郎父母与新娘父母三个家庭方向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总的来说随着彩礼的升高,家庭关系的和谐程度就会随之下降。表现在具体的家庭关系上,受到影响的是亲翁关系,彩礼越高亲翁关系的和谐程度也会随之下降。     

风险规避与身份维持:苏南农村并家婚居模式

对苏南农村的调研发现,当地独生子女家庭盛行并家婚居模式。并家婚姻模式深嵌在当地经济社会基础中,且与当地低度社会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紧密相关。除了满足养老的功能性需要和财产继承的保存性需要,更主要的原因是本地青年为了规避与外来人口通婚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占多数的中等收入家庭彼此联合以延续自身的身份地位、生活方式和家庭完整性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婚姻模式的产生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农村“天价彩礼”的影响

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彩礼作为婚姻的附属品,不仅是吉祥的象征,还有交易的性质。本文从彩礼的发展现状,分析天价彩礼的原因,最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提出相应措施。     

浅析农村青年高价彩礼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当代农村青年的大多婚姻家庭习俗也随之变得简化,农村地区的许多传统婚姻习俗在不断淡化甚至逐渐消失。但是,在众多的婚姻习俗中,彩礼习俗并没有随着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而转变,在广大农村家庭中仍广泛存在。因此从传统习俗、社会观念等方面分析了农村高价彩礼存在的原因,高价彩礼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并分别从经济、社会、法律方面提出遏制农村青年高价彩礼的对策和建议。     

婚姻主导权与中西部农村青年妇女地位考察

中西部农村调研发现,农村青年妇女在择偶、彩礼议价、离婚以及再婚等方面享有充分优势,这种婚姻主导权带来青年妇女地位的非均衡提升。代际责任与天价彩礼、半工半耕模式下的接力式进城、妇女流动性带来的高离婚率,区域经济分化和婚姻资源的非对称性流动等是中西部农村青年妇女掌握婚姻主导权的原因。这种婚姻主导权带来的青年妇女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下婚姻主导权成为影响青年妇女地位的关键变量,婚姻主导权成为当下全国青年妇女地位呈现出非均衡性的重要因素。     

彩礼支付结构转变与彩礼的攀升逻辑

既有涉及彩礼攀升问题的研究对彩礼支付结构转变与农村彩礼攀升之间的关联关注较少,研究试图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去揭示支付结构转变对农村彩礼提升的促发机制。研究发现,打工经济为彩礼提升构建了经济前提,彩礼由婆家流向娘家到婆家娘家共同流向新人家庭的结构变迁中,女方父母由彩礼消费者到资源支持者的变化致使娘家要价的舆论压力减小、要价能力增强。而男方父母为子完婚的代际伦理责任使其彩礼应价能力较弱,容忍度较强。此外,婚姻缔结中债务权责主体分离的代际伦理和彩礼比高原则促成了农村彩礼价格的攀升。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

本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8年在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和哈尔滨5个城市市辖区收集的城市居民的家庭数据为分析基础,以经过修正的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为理论起点,分析了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主要在婚姻成本、婚姻的独立性、妇女就业率与夫妻关系、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关系以及各个城市家庭变迁的独特性几个方面提出了我们的见解,着重指出在中国城市家庭变迁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甚至相互补充的,在不同的情境下出现不同的组合,因此中国城市家庭的变迁模式和路径是多元的和多因素共同推进的。     

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

本研究对以往文献将“谁拥有更多家庭实权”和“谁承担更多家务”等相对变量作为妇女家庭地位的主要评价指标提出质疑和反思,提议用“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权”和“婚姻角色平等的主观满意度”两大类9项测量指标,并将“相对资源论”、“文化规范论”、“婚姻需求和依赖论”以及“权力实施过程”操作化为多侧面的影响变量,以建构妇女家庭地位的指标体系和解释框架。     

农村大龄未婚青年婚配困境研究

农村大龄青年婚配困境是农村婚姻变迁中的突出现象。农村婚姻变迁不仅体现在传统通婚圈向婚姻市场的外在转变,婚配方式、婚姻行为乃至婚姻观念都在发生快速而根本的转变。在男女性别比失调这一人口结构背景下,农村婚姻市场通过个体化的婚姻选择、婚姻竞争的物质转化、婚姻达成的家庭支持、婚姻市场结构失衡与社会排斥等运作机制,在结构与行动两方面形塑了农村大龄未婚青年的婚配困境。农村大龄未婚青年群体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其婚配困境影响大龄未婚青年本体性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对农民家庭再生产有序进行以及社会稳定都造成不利影响,应当给予更多关注。     

男权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闪婚"现象

通过对赣中聂村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闪婚"主要起源于农民在外经商的需要,而跨省婚姻成了"闪婚"的助推力。"闪婚"仍然是家庭事业,在"闪婚"中男女交往少的状况在本质上没有变化,女方考察男方的本质没有改变,女方择偶标准的本质也未变,改变的是结婚的程序、考察男方的方式和择偶观念。从夫居、彩礼制和婚姻家庭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制度设计是建立在男权基础之上的,到了现代社会,支撑男权的社会基础和礼法制度等都发生变化,男方权利减少而义务没有变化,女方权利彰显而义务相对减少。高额彩礼引发了男权的尴尬与风险,女方不归还高额彩礼也会面临风险,"闪婚闪离"没有赢家。     

"叫礼":苏南农村青年婚姻新礼俗及其社会机制

苏南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婚姻仪式中盛行"叫礼",而非彩礼.叫礼仪式下,代际财产转移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从夫居住形式逐步消亡,妇女与男性在家庭权利和责任义务上是一种对等关系,妇女有命姓权和人情规则制定权.新的婚姻仪式的形成深嵌在当地村庄社会经济基础中,并家婚姻模式、较强的代际能力和妇女财产权的发展是叫礼形成的根本原因.叫礼预示着父权、男权的极大削弱,苏南地区形成的这种性别互惠关系值得关注和研究.     

作为“保证金”的彩礼：婚姻契约视角下的江西农村彩礼研究

彩礼既为“财”又为“礼”，在婚姻实践中兼具支付属性与礼仪属性。在婚恋转型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找不到”“结不起”和“稳不住”的婚姻风险。随着婚姻风险加剧，彩礼给付作为地位平等的男女双方之间的婚约要件，能够有效约束双方行为，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高额彩礼在实践中有了新的双重属性，其中支付属性体现为全国市场与本地市场的婚姻价格波动，契约属性则体现为约束婚恋行为与规范婚姻秩序。     

家庭成员素质是影响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家庭成员的素质状况直接决定着婚姻质量的高低，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家庭稳定。日常生活中确有一些婚姻当事人自身的某些方面素质甚高，如文化程度，但婚姻质量不高，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素质上的欠缺，由此引发婚姻当事人在一些方面不协调，影响夫妻关系和家庭稳定。如：一方是“工作狂”，另一方却独守空房；一方或双方不善于家庭内部的沟通，其行为很难得到另一方的理解和支持；在处理与其他家庭成员关系问题上比较笨拙，以致影响到核心家庭的稳定；不理解或者不甚理解家庭稳定对家庭、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总认为家庭矛盾是私事，别人无权干预，深信“夫妻没有隔夜仇”，因而任矛盾发展，最终引起家庭内的地震……。凡此种种，难道不都与素质有关吗?笔者认为，家庭成员素质之高低是家庭关系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     

西北民族地区婚姻支付对姻亲关系的影响——以临夏州康乐县M村的个案研究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康乐县M村婚姻支付的持续上涨，不仅影响着娘家与婆家的经济状况，还影响到双方在姻亲关系中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姻亲关系的稳定和良性运行，带来了不少的家庭和社会问题。M村的个案表明，彩礼和嫁妆是婚姻支付中的主要形式，对于姻亲关系有重要作用。     

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

一、理论与研究假设(一 )问题与理论背景在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 ,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层的基本问题 ,因而使得有关社会理论的研究重现活力 (倪志伟、① 马修斯 ,1 998 1 996)。笔者曾撰文从阶层间相对关系的角度 ,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 ,即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是其主要的特征 ;在经济机制发生极大变革的制度转型过程中 ,原有的再生产模式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 ;这种再生产的关系结构在改革前…     

现代生活视角下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观的影响

婚姻产生了家庭,而家庭正是社会的基本单位。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著作进行分析,阐述了婚姻家庭观念的发展和演变。恩格斯提出了男女平等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等相关的正确观点,目前,在现代生活中婚姻家庭备受社会关注,所面临的各方面伦理道德问题也很多,通过从现代生活的视角下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婚姻家庭观,以及对现代社会家庭产生的影响,可以给予婚姻问题一定的启示。     

青年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式的婚姻观重视家庭与亲属关系,个体对婚姻的满意程度往往脱离不了家庭系统而独立存在。对当代青年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调查显示,无论个体对婚姻满意程度高低.同配偶同住以及发生矛盾冲突时,配偶所采取的态度是影响婚姻主观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同时配偶之外的家人互动和社区互动关系也对婚姻满意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并且在纳入家庭因素后,模型的解释力更强。这说明"婚姻满意度"作为一种主观判断,不仅要靠其与配偶之间的关系衡量,还需要将它放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下才能真正了解婚姻的社会定位。     

衡量妇女在婚姻家庭地位的指标体系及对安徽相关数据的分析（之一）

本文提出衡量妇女在婚姻家庭地位的指标体系，应由婚姻和家庭这两个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指标共同组成。并根据本次问卷调查内容，提出了可以由哪些指标来分别组成这两个指标体系。在婚姻地位中，提出要把对婚姻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妇女在婚姻中地位和状况的重要指标，同时应该对这个主观感受的指标作合理的客观验证。在家庭地位方面，提出家务劳动分担状况能否作为衡量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指标，需要通过数据进行分析论证，需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本文用上述观点，从婚姻和家庭这两个方面分析了本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安徽省的相关数据。对上述的两个重点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