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复合审美经验

中国新主流电影是一种采用正面题材和类型化叙事、秉持新时代主流价值观念、兼容商业电影运作模式的主旋律电影新动态,发端于2009年轰动一时的《建国大业》,业已创生《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建军大业》《红海行动》《攀登者》《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等代表作.新主流电影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     

印度电影业的发展历程

在印度,电影是最流行、最重要的娱乐与交流手段。有着80多年历史的印度电影,至今仍然以正直善良的人与不平等现象作斗争并获胜的种种故事取悦于其忠实的观众。印度的电影蜚声世界,在中国亦享有盛名。 目前,印度电影年产量居世界之首。据有关统计,到80年代中期,印度拥有66家电影制片厂,26个电影实验所,400多种电影杂志,12000家电影院,25万电影从业人员,年耗资约20亿美元,每天观众多达1250—2000万人次。以上数字表明,印度的确不愧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电影王国”和“东方好莱坞”的称号。 传统的印度电影中总有一个男主人公,一个女主人公和一个恶棍。配角是一位母亲,一名     

巴基斯坦的电影业(续)

四、五十年代后期巴基斯坦电影业的发展尽管限制印度电影的措施作用有限,但对保护巴基斯坦的电影业还是起了积极作用。其结果之一,便是一些印度电影发行人也开始为发展本国电影生产而努力了。如阿迦·G·A·古尔,他虽然在1952年拍过一部《耳环》,但主要还是发行印度影片。1954年,他在木尔坦路建立了“常新电影制片厂”,为发展巴基斯坦电影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论《董永变文》和田昆仑故事的传承关系——中印文学交融说议误

<正> 《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刊有张乘健同志文《敦煌发现的<董永变文>浅谈》,基本论点是说:《董永变文》是中印文学融合的结晶,董永故事在吸收印度神话因素之后才奠定了基础。笔者以为这是颇为片面的看法,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董永故事完全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人伦、传统心理而创作,并基于中国传统典故而发展演变,《董永变文》完全是植根于中国土壤而独立发展成的民间文学作品。“天女”实即织女     

印度前驻华大使任嘉德等论印中关系的前途

最近任嘉德和卡纳合著的《印度和中国 :‘毛对印战争’后的前途》(India And China:TheWay Ahead After‘Mao′s India War')一书在印度问世。任嘉德 (C.V.Ranganathan)曾任驻华大使。卡纳 (Vinod C.Khanna)也是一位退休大使 ,曾在中国任外交官。两人都在新德里的中国问题研究所作研究。1月 2 3日的《印度教徒报》对该书的第九章作了摘引。现全文翻译如下 :《印度教徒报》按语 :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在 196 2年以后急转直下。明天即将面世的任嘉德和卡纳合著的《印度和中国 :‘毛对印战争’后的前途》一书对这段 196 2年后的中印关系历史…     

贫民窟效应引发英国慈善资助热潮

近日，一家国际扶贫机构表示，讲述印度贫民窟男孩故事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夺得数项奥斯卡大奖之后，来自英国的有关资助印度儿童的咨询大幅增加。     

《习惯死亡》疏评——试说张贤亮的旨趣究竟何在?

<正> 一、权当引言:颇费索解的《习惯死亡》张贤亮是中国读者相当熟悉的作家,也是颇受海外文坛和舆论界瞩目的对象。电影《牧马人》(系根据其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爱国主义主题的政治影响和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涉性描写”的畅销作用在前些年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轰动效应。仅就后者而言,评论文章相当可观,争鸣也相当热烈。然而,这部被作者认为“有许多处是我的得意之笔”(《当代作家评     

传统文化·东方主义·中国电影——再谈电影《红高粱》

再谈《红高粱》已经是一种怀旧,但面对当前令人眼花缭乱却精神萎靡的中国电影,怀旧也许可以重新发现我们渴望却失落了的东西。本文将通过反思电影《红高粱》所经历的“东方主义”理论批评,探讨电影语言所张扬的中国文化精神,梳理传统文化与东方主义这两者在中国电影中纠缠不清的关系,并提出在文化的全球商品化时期,中国电影的应对策略。     

论鲁斯瓦的《名妓》

《名妓》(原名《乌姆劳·江·阿达》)是著名乌尔都语小说家米尔扎·鲁斯瓦发表于1899年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一问世,就震撼了印度文坛,博得了广泛的称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印巴分治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还分别把它改编拍摄成电影。与此同时,《名妓》又被译成英、俄、日、中等多种外国语,远播海外。     

泰戈尔与印度电影

1895年,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电影,在欧洲问世。这门艺术诞生不久便被欧洲人带到了印度,并很快被印度人接纳。起初,在印度放映的是外国片,不久,一些外国摄影师开始在印度拍摄电影。1913年出现了由印度人拍摄的第一部无声影片。此后,电影事业便在印度扎下了根并迅速发展起来,以至本世纪60年代之后,印度发展成为影片产量居世界首位的电影大国。现在电影每天给上千万的印度人生活带来欢乐,成了广大人民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目前,印     

贫民窟效应引发英国慈善资助热潮

近日,一家国际扶贫机构表示,讲述印度贫民窟男孩故事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夺得数项奥斯卡大奖之后,来自英国的有关资助     

民族寓言:安纳德三四十年代小说创作论

安纳德是印度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不仅发起组织了“印度进步作家协会”,推动印度文学的发展,而且以坚实的创作实绩,为印度现代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在印度独立前,创作了《苦力》(1933)、《贱民》(1935)、《两叶一芽》(1937)和“拉卢三部曲”的《村庄》(1939)、《黑水洋彼岸》(1940)、《剑和镰》(1942)等长篇小说。他的这些作品集中于对社会底层     

青岛西海岸载入中国电影史

正中国电影业终于加入了太空竞赛——《纽约时报》中国影人在科幻片领域迈出了一大步——《金融时报》中国不再需要好莱坞——《福布斯新闻》……2019年春节档,注定载入中国电影史册。上映15天,60亿!在青岛柳海岸置景拍摄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两部科幻大片以高额票房登顶贺岁票房榜,开启了中国电影科幻元年。青岛西海岸,成为中国影视新力量的重要票仓!     

真实的《富春山居图》

前段时间，电影《天机·富春山居图》上映，电影讲述的是中国特工同日本黑帮以及英国大盗三方之间为了保护和争抢辗转流失、历经磨难的中国元代传世之作《富春山居图》而发生的夺宝故事。电影中的聚合离散故事却远比不上《富春山居图》真实的历史来得传奇。     

《印度文化与民俗》简评

王树英同志的《印度文化与民俗》一书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去年底出版发行,这是作者继《印度各邦历史文化》(1982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捧读之际,不禁感叹:功夫不负有心人。《印度文化与民俗》凡26万余言,12章,涉及到印度的历史、地理、宗教、民族、语言、风俗、文学、艺术、教育等各方面内容,包罗之夥,可称为印度民俗的小百科。提起印度,国人大多都知道有此一国,但若问:印度人信什么宗教?(当然,这个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印度人并非清一色地属于某一宗教的信徒)我们百分之八十的同胞都会毫不含糊地回答:“佛教!”其中包括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答出印度教的人为数不多,至于能同时说出印度教、伊斯兰教、耆那教、锡克教、基督教和佛教等印度流行的几个宗教的人,恐怕就少得可怜了。原因大抵有两个方面:一是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影响太     

《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与“文化汇流”

十二卷本《大灌顶经》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僧人撰写的经典,亦即所谓＂伪经＂。其中第十二卷《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是药师信仰的源头,也是现存药师经的最早形态。隋唐时期,药师经又先后三译,说明此经在中国诞生后曾传入印度,经过印度文化的改造,再传回中国。这是佛教发展中文化汇流现象的一个具体案例。     

意境与中国影视创作

作为凝聚着华夏民族审美理想的中心范畴的意境,在现代中国的各门艺术中依然有所传承。在电影艺术领域,营造意境同样是提升其艺术境界的重要手段。《小城之春》、《卧虎藏龙》和《花样年华》都是化用中国古典意境的佳作,而各自的风格又全然不同,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国电影创作在吸收本民族的古典美学精华的同时,也应该注意融入时代精神。     

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意境分析——以电影《白鹿原》中的戏曲元素为例

面对当下“娱乐化”与“高科技”相争衡的电影生存环境,电影《白鹿原》对戏曲艺术的回归再次唤醒了民族文化审美的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电影的“重头戏”。作为民族电影的重要基石,民族文化符号历来备受中国导演的钟爱,而导演王全安在电影《白鹿原》中对戏曲元素的多重审美关照,使陷人困境的中国电影的民族化探索道路上迈开了可喜的一步,为中国电影艺术注入了鲜活的民族印记。     

莫迪:愿望破灭又遇人设坍塌

正他没能将印度打造成世界制造中心,一直以来精心维护的廉洁奉公典范的形象也遭到了空前的质疑。印度总理莫迪一直以来都是稳健的长者形象,但在过去的2018年,他虽说不上过得水深火热,但也没有达成让印度从"积极印度"转型为"激进印度"的新年目标。众所周知,莫迪是"印度制造"运动的发起者,目标是将印度打造成世界制造中心,确保全国经济稳定增长,摆脱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但印度英文杂志《今日印度》的一篇文章指出,在莫迪发起"印度制造"的过去3年中,印度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度不降反增,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却停滞不     

北京影像与城市中国——《顽主》、《洗澡》、《立春》之现代体验启示录

城市电影作为时代的记录者与预言家,不仅是审视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交叠更替的一面明镜,亦是考察现代性体验的多维视野。本文以《顽主》、《洗澡》、《立春》三部电影作为解读改革开放30年城市变迁的影像标本,从城市文化学的角度分析北京影像所构筑的都市空间,探讨电影与城市的关系、城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隐藏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背后的现代性想象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与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