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郡袁氏家学门风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高度兴盛并快速发展的时代，其中，陈郡袁氏家族文化底蕴深厚，具有鲜明的家学门风特征。如思想方面，深受儒家学术影响，在文学创作、行为方式上均表现出明显的儒家风范。袁氏家族成员多博学好文，著书立说者不绝于史书，在文学、史学及才艺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为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陈郡袁氏世代忠贞，并依赖其渊博的家学、优良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处身立事原则，在众多林立的高门大族之中独树一帜，稳立于东晋南朝政治文化的中心。     

论土断

土断是理解东晋南朝侨旧问题的一大关键。东晋南朝 2 70余年间 ,明确见载于史的土断计有十次 ;各级地方政府进行的小范围或地区性土断 ,则一直没有停止过。东晋南朝的土断 ,主要是为了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整理侨州郡县 ,力图使混乱不堪的政区走上正轨 ;二是改白籍为黄籍 ,以期取得“财阜国丰”的局面。虽然土断的实际效果不甚理想 ,但屡行不辍的土断 ,却对东晋南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 ,乃至后世的历史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简论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简论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张松辉佛教虽然在东汉时期已传人中国，但对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却是从东晋开始的。东晋王说说：＇＂囊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答桓玄难》）到了东晋南朝时期，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许多文人与...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

东晋南朝墓志处于我国古代墓志从产生到定型的关键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迄今为止,历代所见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共72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六朝历史、考古、文物、语言、文字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都督制在东晋南朝荆扬之争中的作用

荆扬之争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东晋南朝时期。关于荆扬之争的原因,史学界多数论著认为,是由二州的地理、军事、经济等条件决定的。我认为,这些条件固然重要,但是都督制这一因素不容忽视,上述诸种因素是在都督制之下发挥作用的。本文试就此作些论述和探讨,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1 荆州和扬州在西晋只是普通州镇,在东晋却骤然重要起来,成了国家两大政治、经济和军事重心,二州的强弱和安危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存亡。这是由东晋南朝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南北对峙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永嘉之乱,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刘曜、石勒等夺取洛阳、长安,西晋灭亡。避乱江左的北方土族,联合江南土族,拥立司马睿,建立丁东晋政权。此后,南北对峙,长江成为南方政权的天然防线。这样,就使地临长江,接壤中原的荆、扬二州的战略地位显得无比重要了。荆州,北连汉、沔,上接襄阳,直通洛阳。水路流通,便于漕运军资。历来的南北对峙,互相用兵时多取此道。三国鼎立时期,诸葛亮即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因此之故,荆州素称(?)外之寄。保住荆州,江     

东晋南朝胡越出身将帅考

东晋南朝是汉族地主阶级建立起的政权,这个时代是门阀专政的时代。由于东晋南朝的上述特点,我们往往把它内部的     

论东晋南朝婚姻礼制的地域差异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婚姻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其特定的空间背景，因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吴会地区、荆襄地区是承继东汉婚姻礼制传播高潮而继续拓进的区域；建康京口地区、豫章地区则是因婚姻礼制的阶层渗透和地域拓展而跃上时代发展前列的两大地区；淮南地区是婚姻礼制由发展的先进地区而趋于缓慢的一个地区；岭南地区、闽中地区则是婚姻和制从无到有、开始萌芽传播的新地区。由此可知，东晋南朝各地区实行婚姻礼制并非是整齐划一的，婚姻礼制的拓展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地域性。     

东晋南朝估税初探

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特有的商税税目,估税既是对商品交易者课征的财产税,又是最重要的交易税,在东晋南朝的商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估税是随着东晋南朝商品经济大发展而出现的,因此它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估税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内容反过来又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     

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望族心目中对辞赋文学正宗地位的重视及对辞赋文学唯美之风的追求.     

土族民间文学浅说

土族是我省独有的民族之一。长期以来，土族人民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丰富的民族文化。作为土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土族民间文学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形式繁多。本文对土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及谚语寓言等进行简要介绍。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

吴兴武康沈氏两晋之际以江东“武力强宗”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对东晋南朝之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其发展过程看,东晋一代,沈氏尚武,成为门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且有覆家之祸。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给沈氏武将提供了发迹的机缘,至宋、齐间,其勋业达到鼎盛。由于沈氏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受到了门阀社会的影响,家风逐渐趋于崇尚文化。而南朝后期的沈氏文士预武,则是其尚武家风的余绪。     

论南朝吴歌的艺术性

东晋南朝的吴歌大多描写青年男女的感情生活，其中既有男女相恋的欢喜娇嗔之作，也有女子暗恋男子的相思切切，而表现尤多的是女子失恋后的哀伤。东晋南朝时期的吴歌创作具有明显的吴地地域性特色，集中表现江南边地的意象密集。此外，一部分吴歌的创作明显受到了前代文学的影响。吴歌的产生既是社会风气自发影响的产物，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分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简评

门阀士族的相关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一。近代以来,从这一视角研究两晋文学的做法逐渐为学术大家重视,出现了《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详见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5页）、《土族与六朝文学》（陈章灿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东晋南朝的谢氏族文学集团》（丁福林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佳作。《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是孙明君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可谓从门阀士族角度研究两晋士族文学创作的代表性著作,在写作上具有以下特点：     

东晋士族的衰落及其对文化史的影响

东晋士族的衰落及其对文化史的影响陈明陈寅恪先生认为，“南朝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东晋，二为宋、齐、梁，三为陈。东晋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宋、齐、梁由北来中层阶级的楚子与南北士族共同维持，陈则为北来下等阶级（经土断后亦列为南人）与南方土著掌...     

东晋南朝土断“阶段性”特征刍议

南朝土断着重于对侨置政区的整顿，其所针对的社会群体也发生明显变化，这两方面内容构成了与东晋土断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普遍设置乃至成为一种制度。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都与侨州郡县相联系。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从南朝荆郢雍州侨、左郡建置看汉胡蛮的迁徙与融合

从南朝荆郢雍州侨、左郡建置看汉胡蛮的迁徙与融合张雄南朝时期荆、郑、雍州地区的民族迁徙与融合，是该地区汉民族形成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荆、鄂、雍诸州包括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东晋以来，由于遗民南渡，建置了许多侨郡。这些侨郡，“不依城土，多...     

土族禁忌文化浅析

文章从土族禁忌的表现形式、传承因素以及禁忌的规范功能等三个方面，就土族禁忌文化作了初步探讨。认为长期以来，土族丰富的禁忌文化在调整人与自然、社会以及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南朝四言诗嬗变历程

南朝初期的刘宋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创作的又一个新台阶.刘宋诗风弃东晋淡乎寡味玄雅诗风而去,寄兴遥思、吟咏性情之风扑面而来,即使是典型的四言赠答诗也踏过东晋以来衰退的风气,呈现出一番新气象.当玄言诗长期统治东晋诗坛,谢氏家族以山水摹状为主要内容的四言体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都为沉寂的诗坛增添清新之气.南朝后期四言诗四言体居多,实属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的杂骚体,极具南朝修辞艺术之美而不失汉魏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