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中国唯物论史研究之先河——评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唯物论史》

<正>我国已出版了多部中国哲学史,但以往的中国哲学史,一般只讲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史。由于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位有影响的唯心主义大师——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因而哲学史中对唯心论的发展史的论述比较充分,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唯物论的发展史。著名哲学家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唯物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重在阐述中国唯物论的发生、发展、内涵、特征,成为我国第一部唯物论发展史,这无疑具有开拓性。     

自由理论中的实践决定论辨析——与孙月才同志商榷

孙月才同志在《实践决定论——自由的真理》一文中把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归结为实践决定论,我十分赞同;但在他的论证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在确定哲学史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观点的具体归属问题上,孙月才同志断言:“决定论一般是唯物主义的主张,斯宾诺莎就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者。黑格尔可以说是唯心主义中绝无仅有的决定论者。”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科学的。从逻辑上说,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立既不等同于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也不等同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其实质仅仅在于是否承认“不     

在实践中促进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我国40多年和世界上7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许多哲学问题,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总结并提炼出来。我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很需要从社会主义辩证法上进行研究和概括。在这些问题上有很多经验教训,也是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辩证法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一、社会主义时期的唯物论和唯心论问题物质和精神、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及其发展变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样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根本问题,它关系到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属性、发展、性质和方向,而且它不仅是个理论性问题,也是个实践性和政策性的问题,亟需深入研究。     

康德对理性和悟性的区分及其意义

康德对理性和悟性的区分在哲学史上得到很高的评价,但也遭到了许多的误解和批评。如何准确地估价其在哲学史上的意义,科学地分析其理论上的得失,仍然是康德哲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从考察康德这—区分的理论动机和具体内容入手,着重分析了它在哲学史上的意义以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一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前途和命运极为关心,在《导论》中他明确指出,批判哲学之所以要对数学、自然科学如何可能作出说明,并不是为了这些科学本身,而是为了另一门学科——形而上学。康德意识到人类理性在这门学科里有一种奇特的命运或困境;限于经验,理性永远得不到满足,因为理性的     

对“原子论是古代素朴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命题的思考

我国各大学的哲学诗坛上,通行着一个公认的观点:原子论是古代素朴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这一观点明确地体现在各大学的哲学史教科书中。但教科书只是把这一观点作为结论提出来,几乎没有说明。我认为这个问题决不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而是如何看待古代哲学和整个哲学史的枢纽之一。这一观点是对整个古代唯物主义的概括,并关系到两条对立的哲学路线的形成,因而涉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要研究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性,要探索欧洲哲学史的内在逻辑,有必要对这一观点作深入的思索。本文只是对这一问题思考的一点体会。     

唯物主义的历史定往

哲学观念,是哲学体系中基本的、核心的概念,也是贯彻于体系的主题和原则,它所规定的,是特定哲学体系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黑格尔依据他对哲学史的系统研究,指出哲学所要探讨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并由此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和体系。据此,恩格斯进一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①这个概括性论断对于我们认识哲学史上的各派别,在现实中如何研究哲学问题,是有指导性方法意义的。不过,我认为应将黑格尔所说的“思维”改为“意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或矛盾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存在…     

荀子理想人格学说初探

人能否成为圣人,理想人格如何培养,这是中国哲学史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也是荀子哲学的归宿点。以前对此研究较少,本文作一初步的探讨,求教于专家、读者。     

也谈哲学史工作中古为今用的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在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哲学史工作中如何做到古为今用的问题。有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古人现代化,他们的主观愿望,大概是想以此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的。但是,正如有些同志所已指出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能收到古为今用的效果,相反地只能对今天的现实起危害作用。可是在批评这种作法的时候,有人提出了一种看法,我们认为会把哲学史工作引向另一个方向,对哲学史工作也会有很不利的影响,因此觉得也有必要来发表一点意见。     

唯物论和辩证法理应共命运——《唯物论的命运》读后

杨献珍同志的《唯物论的命运》是答复我的《辩证法的命运》的;《辩证法的命运》又是我答复近年来杨献珍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对艾思奇同志和我的批评的。有一个读者看了这些文章以后,写信对我说,他现在担心起“哲学论争的命运”来了。他的意思是:杨献珍同志并没有针对我的问题作出答复。这使我想到,我也不应该回避杨献珍同志对我的批评。本来,“唯物论的命运”是应当和“辩证法的命运”一致的:辩证法的胜利只是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失败而不会意味着唯物论的失败;唯物论只有和辩证法携手前进,才能真正战胜唯心论。这是哲学史证明了的真理。现在,为什么唯物论的命运和辩证法的命运冲突起来了呢?这里面总有值得探究之处。本文首先从学术角度同杨献珍同志讨论;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既然杨献珍同志坚持他的批评,我也准备在后面答复。不当之处,希望得到杨献珍同志的指正。     

关于正确评价唯心主义的几个问题

从前年十月至十一月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和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以来,在全国的主要报刊上,就如何正确评价唯心主义的问题,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去年十月在安徽黄山又召开了关于正确评价唯心主义的专题讨论会。这个问题,对有些同志说来,还有一种历史造成的畏难情绪;但在有些同志看来,似乎觉得有点费解:要批判唯心主义,为什么还要正确评价唯心主义呢?显然,这些同志是把批判唯心主义与正确评价唯心主义这两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绝对对立起来了。其     

柏拉图认识论新探

柏拉图提出了“回忆说”,被我国哲学界公认为是欧洲哲学史上最早的具备完备形态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对这个看法,我没有异议。但是,除此以外,在柏拉图的认识论中,有没有合理因素呢?过去,中外哲学史界完全持否定态度(参见《简明哲学辞典》第330页,《欧洲哲学史》第88页),认为柏拉图的认识论纯粹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完全否认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作用的,毫无可取之处。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柏拉图的认识理论,特别是阅读《理想国》中有关认识的论述,就可以得出如下的新结论:传统的看法是片面的,没有看到柏拉图的认识论中的合理因素。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新探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知行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他的这一学说曾在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如何分析和评价“知行合一”说,的确是我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无须疑问,但能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知行合一”说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在哲学史研究中,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中,到底哪些是其精华,哪些是其糟粕,它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探讨的。我想就此谈点粗略的见解。一知行关系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所要解决的乃是人们的认识、知识和人们的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春秋时期的伪《尚书·说命》第一次把知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之后,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知行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战线上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相继形成了一些较为系统的学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宋时期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明代王守仁     

朱熹的“理”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

用比较法研究中外哲学史,既要注意历史的比较,即探索同一社会形态、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潮的异同;又要注意逻辑的比较,可以按照哲学思潮本身的发展逻辑,做一些命题和范畴的对比剖析。朱熹的“理”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两者之间存在着可比性。 一、客观唯心论体系 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客观唯心论体系同朱熹“理”(“太极”)的客观唯心论体系,是人类认识大树上东西(方)两杈上最大的花朵(不结果实的花),存着很多共同之点。 (一)理(太极)和绝对理念是先于世界独立存在的“客观精神”。     

唯物主义的历史定往

哲学观念,是哲学体系中基本的、核心的概念,也是贯彻于体系的主题和原则,它所规定的,是特定哲学体系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黑格尔依据他对哲学史的系统研究,指出哲学所要探讨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并由此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和体系.据此,恩格斯进一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①这个概括性论断对于我们认识哲学史上的各派别,在现实中如何研究哲学问题,是有指导性方法意义的.不过,我认为应将黑格尔所说的"思维"改为"意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或矛盾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存在与意识关系的规定,首要也是主要的一点,就是明确存在的主体,也正是对存在主体的不同规定,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观念及其体系.     

西方哲学史的主要问题和特点——张世英教授在江苏省哲学学会和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

我们说的西方哲学史,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的、不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欧洲哲学史。因此,我这里所讲的西方哲学史也就是指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的古希腊哲学起,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的欧洲哲学史,这期间大约经历了二千四、五百年。二千四、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究竟讲的什么主要问题?其主要特点究竟是什么?我归纳为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西方哲学史是哲学     

评黑格尔的哲学史观

<正> 《哲学史讲演录》是黑格尔讲授哲学史的专著。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研究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力求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于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加强哲学史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一黑格尔的主要著作,一般都写有比较详细的绪论或导言,用来阐述他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想。《哲学史讲演录》也不例外,在“开讲篇”和“导言”部分,集中阐述了他研究哲学史的基本思想和观点。黑格尔在哲学史观上有以下闪光的思想和精采的提法。     

略论孔子的基本阶级属性——兼评郭沫若《论孔墨的基本立场》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颇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有其重大影响的。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都必须对孔子的思想作出正确评价。然而对孔子的评价,至今也没有一致的意见,争论颇多,问题也很复杂,诸如孔子所处时代的性质问题,孔子的政治倾向即阶级属性问题,孔子的“仁学”和世界观问题,在学术界都有争论。研究这些问题,固然我们都要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出必要的结论。由于对马列主义理论掌握的情况各有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由于历史悠久,时代离我们太远,有些历史的具体情况,我们今天当然也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过我们觉得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对孔子的看法,对孔子的分析,我们应当给予必要的重视,这对于评价孔子的哲学     

研究孔子思想必须反对超阶级论

近几年来,孔子的思想,特别是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引起了哲学史工作者的讨论兴趣。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了有关哲学史方法论的若干原则问题。其中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是在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如何进一步贯彻阶级分析方法的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时代赋予哲学史工作者以新的政治任务。在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如何进一步全面正确地贯彻古为今用原则的问题,越来越重要了。如果阶级分析方法这个根本原     

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讨论会在广州召开

今年五月,由中国哲学史学会等单位发起,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召开了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哲史学者、专家和研究工作者一百二十余人。会议收到论文六十余篇。会上着重讨论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意义、方法和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分期以及各阶段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等问题。大家认为关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是我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特别是1919——1949年这一段哲学史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既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又是近现代世界哲学史的组成部分。这个时期哲学的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发愤图强的问题,围绕这个专     

黑格尔哲学史思想——系统方法探要

许多年来,我们对黑格尔的哲学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作为黑格尔哲学史思想的重要成果——系统方法却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从历史上看,黑格尔是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哲学史的第一个哲学家,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把系统方法作为哲学史研究的总体方法提出来的。尽管他的系统方法作为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具体化,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一方法的提出,却在哲学史研究领域里实现了一场革命,也为现代系统方法的创立和完善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本文想就黑格尔这方面的思想作一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