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

自20世纪初日本侵占韩国后,韩国人民一直坚持抗日复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中国,他们一方面与中国人民一道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也掀起了复国的独立运动。中国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及在华各党派在政治上、军事上、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从而加强了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也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     

论中日战争期间的韩国临时政府

中日战争期间,韩国临时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中国朝野支持下,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加强了团结和联合,韩国临时政府的基础大大扩展,《临时宪章》的修正和《大韩民国建国纲领》的颁布,为战后朝鲜独立复国作了法理上和思想上的准备。韩国临时政府的参加中国抗战,壮大了自身的抗日武装力量,为战后朝鲜独立复国作了军事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开罗会议奠定了战后朝鲜独立的地位。但韩国临时政府却因种种因素未获各国正式承认,也没有成为战后朝鲜复国的正统政府。     

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的组建和统一

以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奋斗目标的韩国独立运动，始终把组建革命武力，进行抗日复国的武装斗争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各主要党派长期以中国为基地进行创建革命武力的活动，中国国民政府则对此给予积极和有效的支援。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先后在武汉和重庆成立，它们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成为中国战场上的抗日国际纵队，这两支武力从各自分立最后走向联合，组成统一的韩国光复军。这是中国政府和韩国独立运动两个主要党派共同努力的结果，顺应了朝鲜人民独立复国和统一的民族意愿。     

李东宁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

上世纪初,韩国被日本吞并后,由韩国临时政府领导的抗日独立运动主要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以往学术界对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先生的研究比较多,但对韩国临时政府另一位领导人李东宁先生的研究比较少.本文着重是对李东宁与韩国临时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和阐述.     

台湾地区有关“韩国独立运动”史料及研究概况

台湾地区有关“韩国独立运动”史料及研究概况林桶法韩国独立运动不仅对韩国深具意义，对中国甚至对亚洲国家亦有其影响。自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７日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以来，中国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酝酿与活动的重镇。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所留下的大批史料亦成为研究韩国...     

论韩国临时政府在长沙的抗日复国斗争

抗战爆发之后,韩国临时政府于1937年底迁往长沙,虽然只在长沙度过了八个月时间,但它积极开展新闻宣传、爱国志士纪念活动、军事活动等一系列抗日复国斗争。尽管经历了金九遇刺的楠木厅事件,但韩国临时政府仍在长沙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韩国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今年是韩国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由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办的“纪念韩国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9年4月12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中外学者80余人参加,并向大会提交论文30余篇。由于上海是大韩国临时政府的诞生地,在上海举行此次讨论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次会议围绕80年前在上海创立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有关历史、人物、党派、史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涉及的问题有:韩国临时政府的历史地位和评价问题;上海时期韩国临时政府的活动;上海成为独立运动重要基地的原因;关于尹奉吉和上海虹口公园事件;韩国临…     

重评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广东护法军政府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是近代中韩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当时未能发生实际的政治和外交效应。但是，这一举动在中韩关系发展史上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倡导的扶助韩国民族独立复国的崇高精神在以后的中韩交流实践中不断得到发扬广大，孙中山当年许下的一些诺言，也陆续为他的后继者不同程度地予以实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未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因，应从国际的、国内的以及韩国独立运动自身等多方面去分析，才能得出科学和客观的结论。     

事与愿违的援助：国民政府与韩国光复军之组建

1940年9月17日,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韩国临时政府方面认为光复军应为中国军队之“同盟军”；而国民政府方面认为其性质应为参加中国抗战之“志愿军”。这种理念分歧导致光复军正式编组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最终,国民政府制定了《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条》,光复军得以编组成立。但中韩双方之分歧并未因此弥合,光复军之隶属问题反成为此后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韩国独立运动与镇江

从1919年至1945年,韩国爱国志士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可歌可泣的反日独立运动。据资料分析考证,1935年11月初,为了躲避日本特务的搜寻,同时也为了寻求国民政府更多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机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至镇江,在当时镇江市的穆源小学、江苏旅社等地秘密开展活动,这是一段中韩两国人民并肩战斗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