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创建自己的军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期望着一支中共自己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的诞生.在如何处理中共直接领导军队和维护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在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问题上,在这支军队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既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又有许多脱离实际,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等同志,在创建红军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系统地解决了红军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人民军队建设问题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再谈1926年北伐战争的发动问题

1926年北伐战争的发动,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顾问,几方面合力作用所实现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顾问对北伐态度的变化与内部分歧,导致中共中央一度对北伐消极,并且直接影响了北伐出师后的政治方针,一开始就埋下了葬送北伐成果的隐患。     

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战略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系

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实行向广东进军的战略.这一战略方向的确定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广东根据地的高度重视密切相关.大革命初期,鲍罗廷致力于协助孙中山建设和巩固广东根据地;国民政府北伐决策时,共产国际、联共(布)出于担心国民军离开广东根据地而设法阻止;其后,为避免远离广东根据地又反对过度向北推进.随着武汉国民政府东征蒋介石,共产国际、联共(布)抓住此机会,提出利用张发奎部在南昌发动起义,随后起义部队按计划迅即向广东进军.     

大革命时期鲍罗廷功过评析

在世界革命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苏联利益、中国革命三方面考虑,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策略思想,鲍罗廷便是适应这一需要出现在中国革命舞台的。由于鲍罗廷的特殊身份,他对中国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其政策经历了由主张城市武装起义到开始注意农村游击战争、城乡斗争并重实际上支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再到初步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客观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造了条件,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

商团事件发生后 ,莫斯科通过在国际上发动“不许干涉中国”运动 ,鲍罗廷及中共通过具体实施“楔子”战术并在广东“引入”阶级斗争 ,成功地促使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 ,最终镇压了广东商团 ,从而使商团事件成为中国大变局之枢纽。莫斯科力图转变世界革命战略并在远东引发革命新风暴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革命激进思潮 ,对事件本身及其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和推动有目共睹。这种影响和推动,一方面在于它开拓了深入发掘中共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的一条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也在于它为推进历史包袱沉重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崭新视角。许多中共党史问题的突破,就是得益于此。但人们或许还很少意识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有助于厘清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这一国际革命组织存在期间中共与莫斯科鲜为人知的各种复杂关系,它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众多中共党史学者提供了一条全面研究和深入思考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线索。循着这条线索去思考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来自莫斯科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实始终存在,它并不会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就烟消云散。     

鲍罗廷与孙中山北上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国共两党对此都持反对意见,唯独苏俄顾问鲍罗廷力排众议力挺孙中山北上。鲍罗廷此番用意是什么?他在孙中山北上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共六大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论析——以中共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六大前后的历史时期,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影响下,开始了全面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这一进程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六大的决议就是这一进程的文本体现。布化是一把双刃剑。六大前后共产国际运用布化力图掌控中共的趋势日益明显。共产国际和中共先后运用布化这一路径、方式去努力完成革命的使命。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个革命路径、方式却对中共以及共产国际都伤害至深。     

布哈林与中共六大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导中共六大的主要负责人,布哈林对于中共六大的召开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在大会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指导中共六大制定基本路线,实现理论创新。他的理论阐述,不仅极大地引导中共党内统一意志,明确方向,完成从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的历史转变,开辟革命新道路,而且影响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理论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指导也存在局限性。     

鲍罗廷在黄埔建校中的贡献与作用

在黄埔军校建校过程中,时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为军校的创建工作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从建议孙中山筹建军校,到军校的建制、人员的配备、苏联军事顾问作用的发挥,以及苏联军事物资援助、军校政治制度的创设等等,都或多或少与鲍罗廷有关。     

红色印记:哈尔滨与中共六大

正201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六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随之,关于六大的相关历史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同时,与六大召开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东北重镇——哈尔滨的这段红色印记亦重新得到重视。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六大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市郊举行。六大是在大革命失败到土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是整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其关键在于面临着许多档案文献方面的限制。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披露出来的档案资料,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多的进展。然而,研究者对于集中披露了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文献史料和历史线索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和俄国学者在英国发表的相关史料,却鲜有利用和研究。事实上,仔细阅读和研究这些近年来披露的新资料,不仅可以了解到两者关系发展变化的种种复杂背景,而且可以发现引起这种变化的一些重要历史细节和鲜为人知的内幕情形。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历史动因

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借助俄国革命的历史、理论和文本等方面的资源,获取中国革命的路径参照、理论指导和方法启示。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不期而遇"。前者强调要将研究马、恩、列、斯的理论作为"时代任务",借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最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后者提供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百年总结",恰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相互契合。基于四个方面的革命需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材料"的学习运动,为中国革命要素的系统建构创设了重要前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鲍罗廷与1924年中苏谈判

1924年中苏谈判,双方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俄恢复正常外交关系.时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在其中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说服孙中山放弃全国性政府纲领,以利于加拉罕在北京谈判的顺利进行;通过南北两股反直力量孙中山、张作霖向北京政府施压,加速了谈判的进程;协定签署后,促使国民党接受既成事实,削减了来自南方革命阵营的责难.当然,鲍罗廷肩负输出革命的任务,上述所作所为令鲍罗廷身临尴尬处境.     

抗战胜利后中共对苏联对华政策的反应

由于苏联与中国革命的特殊关系 ,苏联一直是中共内外决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末期 ,由于苏联推行与美国共同支持蒋介石和平统一中国的对华政策 ,中共期待苏联支持并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落空。在不可能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 ,中共对苏联对华政策灵活反应 ,通过利用苏联与美蒋之间的矛盾 ,阻止了国民党独占东北的计划。 1946年春 ,在美苏冷战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中共正确把握时代脉搏 ,科学决策 ,与国民党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 ,最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     

李济深与中共的长期合作

李济深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抗日救国斗争中结成革命组织和救亡团体,高举联共抗日旗帜,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坚持与中共的全面合作,共同抗战,反对国民党妥协分裂,进一步为维护国共合作做出重要贡献.1948年1月1日,李济深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国民党决裂.解放战争后,李济深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真实呈现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一段关系

张秋实近作《解密档案中的瞿秋白》很有价值。该书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基础,记述和研究了瞿秋白从1921年与共产国际"结缘"到1931年被共产国际"赶出"中共领导机构及之后的遭遇,可以由此具体深入地看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民主革命和共产党极为密切的关系,加深对共产国际的认识。     

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特有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至今仍坚定地视其为根本的 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历来的党史和党建著作或认定或回避中共从“一大”开始就采用了民主集中 制。本文以史实为依据,经多侧面辨析考证证实：中共“一大”并未采用民主集中制。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瞿秋白的革命心境比较

自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斗争。作为当事人之一,瞿秋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漩涡。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运动,到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达到了高潮。但自1931年以后,瞿秋白的革命心境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种心境的变化,自然与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不佳有关,但与当时党内政治生态的恶化也有着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