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被”时代

三十多年来，市场化和商品化逐渐成为了政府的目标、国人的信仰和社会的共识，并以无穷之力加速了农村社会的转型。“与市场接轨”、“紧跟市场调整种植结构”、“加速农业生产的商业化步伐”等，一直是专家学者不需任何智识就齐一地开给任何地方的灵丹妙药，不少官员也急于喝到知识的圣水，以便一劳永逸地让他们的人民分享全球市场体系的一份羹汤。     

“德意志意识形态”辨析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著作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忽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涵义、性质、特征是什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同“一般意识形态”的关系怎样？本文试图从回答这些问题出发，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概念作一初步辨析。因为弄清这些问题不但对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具有对现实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价值。马克思的思想是紧密结合理论和社会生活的现实…     

从“九龙治水”到“一龙治水”？——水环境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审视与反思

河长制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环境治理创新制度,是中国水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个缩影,其通过结构、程序以及技术三个维度的协同设计与运转,共同促进水环境的跨部门协同治理,进而推动“九龙治水”走向“一龙治水”。河长制通过结构性协同实现了治水权威的有效整合与配置,通过程序性协同细节的完善为治水权威流动提供了保障,通过技术性协同为治水权威提供了“智慧”,但这种权威高度依赖且政治动员色彩浓厚的协同模式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重结构性协同,轻程序性协同”“人治属性排斥技术理性”等问题,由此引发对“职责分工明晰与跨部门协同治理”“结构性协同与程序性协同”“技术赋能与技术缚能”等关系的深层次思考。     

“意识”怎么变成“意识形态”——寻找消失的“观念”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对“意识”(Bewußtsein)的使用与观点,是从将其视为“需经理解与认识”的一种带有“哲学特定意涵”的对象,转变为将其作为“独立”的、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的概念加以阐释。“意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转变为“意识形态”前,它必须先具体化为“观念”,并以两种模式来演变。一种成了代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式”,即广义的、具有中立性质的意识形态;另一种则质变为带有负面意涵的意识形态,这系因人类的异化劳动、阶级建构等因素,使它在具体化为观念的过程中,产生了负面意涵。     

作为媒介的“红色地铁”：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空间争夺

“红色地铁”将红色文化融入地铁空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重要渠道。“红色地铁”通过嵌入式“看见”、直陈式“劝服”以及流动式“捕捉”使主流意识形态进入公众日常生活，即通过空间嵌入将主流意识形态置于公众视觉审视的中心，通过空间修辞增强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通过空间延伸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然而地铁空间中消费主义的渗入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以传播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商业广告与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红色地铁”之间形成空间竞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通过空间渗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空间争夺。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应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生活空间转向，使主流意识形态牢牢占据日常生活空间。     

哲学“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与政治“实践”——葛兰西、柯尔施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葛兰西和柯尔施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其关于哲学的“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以及政治“实践”等范畴和思想而得以体现的。在哲学“幻想”中,他们通过对哲学以及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对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各种思潮和表现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实践哲学式的理解范式;在意识形态“常识”中,他们通过对“常识”等日常心理和思维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探索的新维度,即文化和具体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他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阐释;在政治“实践”中,他们通过对“市民社会”、霸权、政治与意识形态(主要是上层建筑与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政党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探讨,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实践哲学思想。     

驳两岸“制度之争”论兼议“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制度之争”以及其所代表的两岸之间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争的观念在台湾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两蒋时期、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以及2008年以来，台湾当局基本延续了这一思维。但“制度之争”的本质是台湾当局与部分国际势力谋求政治利益的一个筹码，两岸之间存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台湾问题的本质。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化解两岸所谓“制度之争”、完成国家统一的最优模式。     

“犬儒”话语下的主体生成、发展与丧失——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解读

齐泽克认为，当今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在犬儒理性话语下，主体获取了自身的社会身份，同时也实现自身外在的“同化”，即主体趋于客体，与客体达到同一。而且，主体还发生了内在的某种“分化”，即主体一方面保持着原初本真状态的“本我”，另一方面又成为了丧失原初本真状态的“超我”，在“本我”与“超我”的夹缝中，主体接受了意识形态幻像的“缝合”，成为意识形态询唤下的并采取信仰与服从态度面对社会现实的“社会人”。     

重读闻捷：“异质性”与审美“合法化”的获得

在国家主流声音与特殊民族政策的空隙里，闻捷的诗以把国家意识形态“人情化”、“异域化”、“陌生化”的文化策略，获得了审美的“合法化”，从而成为当代文学重读中真正的常青树，并为我们重返“十七”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依据。     

“驾凌”与“驾驭”:算法推荐下的意识形态困局与纾解

算法推荐技术作为大数据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解决信息过载、实现资源高效分配的效用，但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也带来了意识形态的风险困局。算法推荐形成了“信息茧房”、延伸了“全景式监狱”、升格着“沉默的螺旋”现象，并加剧了社会的“娱乐泛化”,造成情感诉求优先的“后真相”出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算法技术“驾凌”于人之上，造成受众认知的狭窄性、思想的偏激性，禁锢意识的自主性并消解着社会的整合性，带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乏力、认同窄化、主导失权、凝聚力弱化的困局。纾解困局要推进技术建构与意识形态引领的并驾齐驱，通过技术优化、制度规制、多维把关、素养提升四个途径，实现全社会的多方协动，以道驭技“驾驭”算法，以此推动技术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良性共进。     

金源郡王神道碑与金朝大定年间的文化导向

文章通过金源郡王神道碑这一制度和金世宗为开国功臣敕建神道碑的历史事实来对金代历史文化进行解读,指出迄今为止发现的四块金源郡王神道碑均敕建于金世宗大定年间。神道碑体现了金人对金源郡王爵号的崇敬,表达了大定时期国家对社会文化的政策导向,同时也折射了大定时期社会文化政策的内在矛盾。     

《史记》首著黄帝用意探析

司马迁撰《史记》,既不从盘古开天地写起,又不尊圣人之意从尧、舜写起,而著黄帝为首,定有原因.据探析认为,其用意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本着"实录"原则,不唯经圣,以信史为据;其二是树黄帝为中华民族不朽之典型;其三是借古讽今,以讽刺批判汉武帝好神仙的愚昧;其四是赞扬汉初实行"无为而治",以推崇道家.     

早期道家的“德性论”和“人情论”——从老子到庄子和黄老

在东周子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的大传统中,说到人性问题,我们想到的往往总是儒家,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需要加以调整了。且不说在佛学世界中有一个复杂的＂佛性论＂①,就是在道家、道教的思想世界中,＂人性＂（可称为＂德性＂、＂道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视域,只是它的表现方式和形态跟儒学、佛学有所不同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问题开始受到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者们注意的原因,其中围绕庄子的人性论以及特征、围绕唐代以来道教的＂心性论＂而展开的讨论相对多一些②。在这里,我关心的是早期道家＂德性＂和＂人情＂观念的演变和变异,更具体地说,主要是想讨论一下早期道家思想史中＂德＂、＂自然＂、＂天＂和＂人情＂等几个概念,看一看这几个观念在同其他观念的紧密关联中,是如何从《老子》开始并向《庄子》和黄老学的不同方向演变的。这样做,当然是首先设定了《老子》（包括简本）是处在这一演变链条的开端,而《庄子》和黄老学都是之后的产物。从《老子》之后,道家思想以放射状分化而形成的多种谱系和儒家一样是十分复杂的,虽然东周晚期的思想家没有对道家分化出多少种支流做出概括。受思想内部自我扩展的驱动,加上同其他学派的竞争和社会激烈变化的刺激,《老子》的一些概念在之后变得十分多样和丰富,这在有关人类本性及存在方式的＂德＂、＂自然＂和＂天＂等概念上看也同样如此。     

论顺治帝的"自罪"帝王观念

顺治帝“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这种观念对其政治人格、政治统治和施政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就罪己的真诚和深刻程度而言,他又胜于汉唐宋明诸帝,其自罪观念和行为成就了他勤政、开明的帝王品格,也构成了清初特有的政治风格。但过多的自责自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作为帝王应有的尊严,日益滋长的罪错感也使他渐渐丧失治理国家的自信。     

镇海后海塘的修筑及其影响

后海塘始筑于唐代,经过历代数次修筑,成为镇海地区最重要的海塘。千百年来,它作为城塘合一的重要海塘工程,不仅有力地护卫着镇海城及周边沿海地区的安全,而且还与相邻的海塘工程一起,通过筑堤御潮,围海造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黄帝名号的神话历史编码——四重证据法再释“轩辕”与“有熊”

轩辕,为星宿名,蜿蜒如龙如车,喻指通天的神车,玉璜是通天的虹桥,熊为天熊,通天的神话动物,即天与地、阴与阳之间二元对立的调解者、中介者的形象。在黄帝名轩辕号有熊这一符号现象背后,共有三种作为天地之间中介物的象征存在,即玉璜(天桥)、天车(轩辕)、天熊(有熊)。前二者作为神话想象的运载工具,有着互为象征的对应性:玉璜的形制中有一种雕刻出双龙首(有时则为一龙首)的原型形象,故为龙璜或龙形璜;轩辕神车为龙驾之车,上天入地。所谓黄帝骑龙而升天的传说,成为将三种神话名号统一在一个神话情节中的最佳实例。璜为龙形天桥,轩辕为龙驾之天车。有熊为升降于天地之间之天熊。对于黄帝之多种名号的这种三合一式贯通阐释,能够顺理成章,调和三者间的符码矛盾和语义对立,达成统一的神话理解。充分利用四重证据的论证优势,对此做出多方面的证明,将是找回并有效解读有关华夏人文初祖的文化记忆的一条途径。     

谶纬的神系及其神灵信仰的特征

纬书中保存了庞大而完善的神系,这一神系由天神、地祇、人神等三大部分构成。天神包括天皇大帝、五帝等众多神灵,地祇包括山岳河海神、社稷神、生物神等,人神包括远古帝王、西王母、器官神等。谶纬中的诸神多缺乏神性,其神灵世界多具现世色彩,其信仰向度是指向现世,而不是虚幻的彼岸世界,其信仰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因此谶纬没有成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     

天命论与中国古代哲学

天命论是产生于三代的古老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天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主宰、至上神。它虽在战国一度衰落,但在后世又得到复兴,并发展为天人感应,衍变为天堂观念等。在历史上发生久远的影响。这种观念虽被斥为迷信受到批判,但历史地看,天命论有其合理性,它在哲学上第一次提出了宇宙统一性的问题,在政治实践中亦曾起过进步作用,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     

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黄帝子孙"称谓的歧争

改良派认为“黄帝子孙”是包括满族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代名词 ,革命派认为“黄帝子孙”是汉族人的同义语 ,这是双方民族观念和政治主张的差异造成的 ,其实质是要不要进行排满反清革命。改良派对“黄帝子孙”称谓的认识比革命派更符合历史实际 ,但革命派倡导的反清革命却比改良派主张的君主立宪更顺应时代需要 ,故而革命派在歧争中占据了上风。这场歧争促进了反清革命的胜利 ,同时也使“黄帝子孙”称谓发生短暂错位。辛亥革命后 ,革命派放弃了对“黄帝子孙”称谓的错误认识 ,使其重新成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代称。     

王阳明的天人合一观及其现代转换

天人合一被中国古代哲学家视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在众多的关于天人合一的观点中 ,王阳明的“人心即天理”、致人心之良知即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点 ,是一种更为透彻的天人合一观。王阳明的天人合一观 ,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给我们以启迪 ,而且在哲学思考方式和价值理性方面 ,还可以实现现代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