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现代转向的五重路径

如果说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从古代哲学离开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反省而追寻世界统一性的本体论独断,转向对"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的认识论反思,那么现代西方哲学则不仅仅是对语言意义的分析与理解,而是在语言学通过对语言意义的省察表征的人生活世界的意义基础之上生发出的多重路径、多种角度的转向.我们将这一系列转向概括为:非理性主义哲学转向、生存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转向、后现代主义哲学转向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并认为这些转向彰显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多元发展和哲学发展不断深化的无限可能.     

语言论转向与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

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语言论转向不仅形成了继本体论、认识论之后人类思想的语言论阶段,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有关方法论问题的理论反思。在语言论转向的学术语境中,出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逻辑分析、分析哲学的语言用法分析、现象学的意义经验描述、阐释学的对话理论、结构主义的句法分析、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等各种新方法的实践,人文科学方法论在语言哲学的引导下基本上摆脱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以语言本体论为基础的多种学理路径和阐释技术。     

“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

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有一个流行甚广、影响甚大的观念,那就是认为整个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转向———现代“语言学转向”的演变过程。应承认这种概括有一定理论依据,因而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某种解释力。但是,任何普遍性的概括都不免以遗漏和牺牲具体性和差别性为代价,如果把上述哲学史演化模式绝对化,甚至视为理所当然的理论教条,那么就可能模糊哲学史的真实面貌,并遗漏重大的哲学问题。在本文,我们将通过对“认识论转向”的具体分析来说明这一点。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把“认识论”与“本体论”并列为两个独立发展阶段的观念是不严格和不准确的,相反,在所谓“认识论转向”后面,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本体论意蕴,“认识论”并没有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实现相对于本体论哲学的“根本转向”,而是与本体论不可分割地内在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使用“认识论转向”来总结近代哲学并以之与“本体论”相区别时,我们应对这种概括的特定意义和理论有限性保持清醒的自觉,以免导致对复杂的思想史的简化和对重大哲学问题的误解。     

哲学思潮激荡下的语言研究——以语料库研究方法为中心

语料库研究方法从上世纪50年代末作为一种处在边缘位置的新兴研究方法,到现今日趋成为语言研究方法的主流,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反映了语言研究领域哲学思想的斗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阵营的较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20世纪上半叶经验主义占主导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2)20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理性主义占主导的时期——以生成语言学为代表;(3)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经验主义回归时期——以语料库语言学为代表。当前的语料库研究方法体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和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交融,其地位的凸显植根于当前学术界研究范式转换的大背景之下,是经验主义回归趋势在语言研究领域的体现。     

沃尔佩学派美学思想试析

沃尔佩学派主张重新阐释传统马克思主义,又反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现代西方语言理论和结构主义的霸权。其立足于“语义辩证法”基础上的“审美语义学”体现了该学派弥合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语言学裂隙的努力,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酝酿“语言学转向”的风向标。     

现代西方哲学的“三大批判”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康德因为著名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完成了对古典哲学的清理工作而享有崇高的哲学地位。与康德的“三大批判”遥相呼应，现代西方哲学实际上也因为完成了对传统哲学的“三大批判”而引人注目。传统哲学的基本信念表现为本体论上的实体主义、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富于批判性的现代哲学家在每个环节上都向传统哲学提出了根本挑战，从而走上了对实体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三大批判”。一、实体主义之批判从本体论上看，西方古典哲学是一种实体主…     

“言意之辨”的形式上学意义和中西哲学的分流与会通

从现代哲学的视阈来看,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基点,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也是哲学作为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动力机制。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回答,正形成以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西方哲学和以主体、语言和存在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中国哲学,并决定了各自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和天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规律。西方哲学在上千年的发展中所经历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的转向和“本体论”哲学的“瓦解”与“形而上学”的“终结”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既是对西方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也是对中国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肯定与回归。隐藏在“现象学”和“语言学转向”背后的真实蕴涵和哲学精神,则不仅为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和现代性提供了最好的论证,而且也为中西方哲学的会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论西方本体论哲学向神学的过渡及其对自由的意义

西方本体论哲学向基督教神学的过渡,大致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从泰勒斯的“本原”的提出到巴门尼德的“存在”之语言学的定位;从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在者”的概念到中世纪神学的“上帝”观念。这种本体论哲学之向神学的过渡对于西方的自由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镜子隐喻与哲学转向三题

文章由镜子隐喻透视哲学转向。拈出三题 :近代笛卡尔、培根开始铸造认识论哲学转向的基本形态 ,它遵循“镜子隐喻” ;20世纪维特根斯坦哲学通过用语言问题取代心灵镜喻凸出了哲学的语言转向 ,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表象论的镜子模型的摧毁则是一种走出西方知识论传统的运思之路 ;由“言”与“知”的视角 ,联系中国古代庄子学说 ,从一种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中西哲学之分殊及其会通的可能。     

现代西方人本哲学的发展及其命运

现代西方人本哲学是西方传统文化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它按照唯意志论的生命本体论、现象学的生存本体论、语言本体论三个阶段时间上的顺序关系,表现出思想上的相互影响和递进展开过程。现代西方人学面临着科学主义、结构主义和现实生活的严峻挑战,它的当代命运是价值重估所造成的哲学的、文化的信仰的危机。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西方人学的危机境况,以使我国在市场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避免类似的困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