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感伤之谜": 袁可嘉"民主诗学"的一个进路

袁可嘉区分了"政治感伤性"与"政治性",矛头所指是政治的感伤性而非政治性,并认为政治的感伤性是一种观念的感伤.袁可嘉对感伤性的反思既具有世界文学的背景,也处在现代中国"感伤批判"的线索中,但他最终实现了某种逻辑的反转.这一切都和他对民主诗歌、 民主批评和民主文化的理解密不可分,同时也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即只有心智和文化上的"自由",才能摆脱属于政治观念的"感伤".     

从东方主义到后东方主义——以中国传奇的西方重构为例

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话语建构是学界难题,后东方主义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作出阐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建构是一种叙事可能,然而,真理观与身份、视角之间的"悖论"以及从话语理论到话语霸权的"转变"使其陷入窘境。后东方主义力图从中拓立出另一种叙事可能;以代言政治衍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消费群体多元化的形成为主要特征的后东方主义叙事语境加深了好莱坞的叙事焦虑,为中国传奇重构提供了契机。中国人逐渐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这一过程将伴随东方主义叙事的解构与后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开启。     

多元鼎立的话语时代--"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话语类型解读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全面现代化的文化转型期,文学以多元的话语形态构成"后新时期文学"的新格局,主要的话语类型包括新历史主义话语、新写实主义话语、新理想主义话语和新女性主义话语.文学的阅读也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进入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国民性神话"的神话

<国民性的神话>一文存在的理论困境在于:刘禾在运用后殖民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理论来批判"国民性"话语的本质主义时,自己也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本质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思想不乏一定的深刻性:语言的确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与程度上塑造经验乃至现实世界,但是把这一点推到极点就会十分荒谬.     

抒情作为"主义"与新文学的自我认同

中国文学拥有独具特色的抒情传统,"五四"新文学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之下,重新发现并激活了抒情传统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生成为中国现代的抒情主义.它既受到了诗言志、诗缘情传统的孕育和影响,也有西方浪漫主义的诱惑和催化,并成为新文学的一种话语方式.当"抒情"成为"主义",感情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一定的挤压,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也遭受到新文学的质疑和批判.新文学的自我表达被纳入西方话语谱系,说明传统"抒情"的路径和意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新文学也存在着自我认同的焦虑和困惑.     

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走向一个实质法治概念

"法治中国"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其提出本身有着学术上的基础和脉络。通过对一元普适主义的西方法治观的反思和批判,法治中国话语的兴起,就构成了"法治中国"概念的思想基础和学理脉络。其中,邓正来的"理想图景论"与其他法治中国话语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在反对一元普适法治观的同时,主张一个实质法治的概念,代表了中国法治话语的一种实质转向。其主张的实质性"法治中国"概念,又跨越了实质法治概念可能面临的两大陷阱,得以避免实质法治概念存在的"反法治"悖论,即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路径,拒斥提供一种同质化与整全性的实质法治理论;通过主张一种对话的普遍主义,从而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避免由于否定法治的规范性内涵而成为一种特殊主义的法治观。     

"理论旅行":阿诺德"文化"的中国阐释

萨义德提示,某种理论的历史转移,一旦流布开来,最大的可能性是被简化或被编码,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情景正是如此.阿诺德"文化"理论之于"现代性",呈现某种救赎意识,它将拯救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诉诸人类以往的精神遗产.阿诺德的这一理论,被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守成主义流派(学衡派)所借用,这是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理论旅行"的开始.这一旅行的可能性首先是跨越中西语际的"互译"屏障,其次是打通文本意义转换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旅行的桥梁,是由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来搭建的.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坚守文化守成价值的人士手中,被作了中国式的阐释,其话语陈述落在传统与新潮(现代性)为争夺文化发言权之间.在一个浪漫激进的年代,容不得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有更大的展示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价值不值得人们重新反省.     

诗学的政治: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

20世纪30年代日趋政治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生态是京派审美主义生长的重要场域.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既是对现代政治和经济的批判和超越,也在现代社会变迁中表达出怀旧的感伤,隐含在"感伤"里的却是现代政治无意识,是现代社会的理想叙事和审美幻象.京派的审美主义是特定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是一种"政治"诗学,它以想象的对抗方式重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审美的同一性和复杂性.     

文学与政治;当代文论中"本质主义"话语的分析

文学服务于政治需求,这是断定"二十七年"文学本质主义主要缘由.出于对政治的片面化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极力和政治撇清关系,试图寻找文学自律,但这并没有使文学完全摆脱本质主义的影子.当下话语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微观政治淡化了本质主义色彩,文学和政治在关系主义维度上开始重新对话,它们也隐含着滑向"绝时相对主义"的危险.因此,文学的政治诉求并不绝对导致本质主义,如果梳理各个时期的政治以及文学的具体观念,文学、政治和本质主义的关系就显得相当复杂.     

"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通过“批判性东亚话语”展望“东亚自我认同”

"批判性东亚话语"是指"作为韩国批判性地域主义的东亚论"以及可能与之相沟通的中国和日本的东亚话语。阻碍东亚自我认同的原因主要有,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化,复杂的地缘政治学现实,各国间的历史认识差异,民族主义和"霸道性大国主义"。实现东亚自我认同的出路在于,组建东亚的"我们意识","否定之否定"的文化跨越,把东亚设定为一种替代性的资源或媒介。     

"东方主义"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权力话语方式”是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含义之一。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个作为整体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是长久以来美国的“东方主义”的一部分。敌对的“二元对立式的”世界观和对至上权力的追求从深层次解释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出现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之张力分析--从市场化媒体的"娱讯"现象谈起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 ,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模式。在当前 ,新闻专业主义和传媒消费主义成了一对富有张力的话语。而传媒消费主义的直接表现就是所谓“娱讯”(infotainment)现象的泛滥。本文试图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市场化媒体 (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化传媒 )的“娱讯”现象 ,以探讨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的关系。研究表明 ,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 ,通过新闻实践活动而再生 ,而媒介消费主义话语在具体的语境中与前者对峙、抗争、纠缠、渗透 ,形成彼此消长的过程 ,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新闻专业主义话语     

以身体之 以心验之——中国诗学解释学体验主义方法论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诗学解释学体验主义方法论同时具备生命性和精神性两个维度,所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前者注重的是人的身体感官的生命感受,这是体验的"物性"基础;后者强调的是人的主观世界的精神参与,这是体验的"灵性"提升.本文不仅梳理和整合了中国诗学解释学体验主义方法论的话语体系--"体味"、"妙悟"、"会心"和"涵泳"等,还细致分析了这一话语体系的直觉性、超越性和诗性的理解特征以及生命化和心灵化的阐释个性,最后又通过道家的"无思无虑"和儒家的"不学不虑"指出,真理和意义的获得是一种建立在生命实践基础上的心灵体悟的过程,任何逻辑的分析和思维的介入反而可能妨碍主体对"道"的接近.而这显然就是体验主义方法论的哲学渊源.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不用之用"

作为文学功用观的"不用之用"是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现代审美主义文学的典型话语,因而也是考察20世纪最初30多年间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审美主义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反对派,相对于后者来说,它是一种制约和平衡的力量.对"不用之用"的强调,标志着现代美学、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不过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审美主叉的文学现也带有明显的局限.它满足不了急切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重构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图景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沉重的社会负荷,使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的存在淹没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中,无法得到公正、客观的评判。究其实际,现代颓废主义文学是一种美学现代性的表达,来自于对现代进步神话的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一种美学反抗。这种反抗既是美学的也是道德的,自有其价值与意义。我们需要为之"正名",进而重构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图景。     

"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

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国民—国家"关系的建构,个体国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近代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近代先进女性也正是在这种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中,通过女性与国家之间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辩难以及性别角色与国民身份的博弈,确立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女国民"。尽管这一概念并未形成系统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但她们通过别开生面的文学实践,一再言说和强化着这一主体身份,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女国民"话语;同时也因对"女权"、"民权"、"天赋人权"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相关话语场的内部形成了富有意义的张力。     

理论中心、反本质主义与文论重建

在当代中国文论界,反本质主义的引入及其造成的巨大冲击,对于破除与解构僵化思维及话语霸权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理论中心"的强制阐释运思模式与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它的解构策略上,也体现在它所谓的"建构主义"重建思路与"关系主义"重建思路之中。而这也使反本质主义的理论重建与现实的文学实践活动相疏离,并表现出自身理论构建的无力与不足。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必须从认识论根源入手,重新恢复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关系,回归到实践的根本出发点,从而克服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及对现成理论结论的文献式演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和实践根基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以促进自身理论的健康发展。     

"妇女主义":五四时代的产物——五四时期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杂志》

五四时期由男性"新青年"主办的《妇女杂志》曾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虽然他们也讨论妇女求学、就业等问题,但却将更多的篇幅集中于"自由恋爱"和婚姻生育问题,欲以"自由恋爱"和"母性"取代妇女问题的解决的意向极为明显,为此他们提出了包含着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欲望想象等多重因素的"妇女主义".虽然"妇女主义"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想象.但却依然是一种以男性主体性为根本出发点和立场的对妇女的想象,它与中国现代初期的女权启蒙一样,是一种男性话语对女性乃至女权主义的建构,而不是妇女自己创建和从事的事业.     

罗兰·巴特的中国"脸谱"

本文讨论法国当代思想家罗兰·巴特理论话语的"中国之旅".巴特"脸谱"在中国经历了三种角色的"变脸":最初是以一个符号学家面目出现的,尔后变成激进的知识分子,晚近又蜕变为大众文化的吹鼓手.巴特理论话语中国式解读的角色塑造演变,鲜明地反映出"后革命时代"中国当下社会一文化语境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所蕴含的张力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