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经济学思想

本文从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高等教育投资与经济效益、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与高等教育大众化五个方面论述了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经济学思想。     

简论应用文的个性特征——兼与熊云亭先生商榷

近几年来,应用写作获得迅速发展,但对应用文个性特征的解释,各家见仁见智,分歧较大。熊云亭先生的《论应用文的概念》(《写作》90年第3期),把应用文的个性特征规定为:“应用文是适应社会需要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和惯用格式的适用文体。”笔者认为,应用文的个性特征不可不辩清楚,不可不加以揭示,它关系到应用写作学科的发展和前途,而熊先生的立论角度和结论,颇有商榷之必要。今一并略陈管见,谨以求教于方家。     

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初探

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由其全面素质质量指标和多规格、多层面质量要求构成。这一标准取决于他的“社会发展需要与人的身身发展需要相统一”的价值取向。他认为 ,高等学校教学是实现教育质量标准的基本途径 ,同时 ,优化教育结构、立法与管理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     

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经 …

本文从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高等教育投资与经济效益,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王个方面论述了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经济学思想。     

“凯旋归来”辨——兼与祝中熹先生商榷

<正>“凯旋归来”一语,在当代文学作品、一般文章、标语口号中已普遍使用.根据语言“约定俗成”的原则,这样使用,并非不可.但在一部分人,尤其是语文学界一部分具有汉语词汇知识的人看来,“凯旋归来”在语意上犯了重复的毛病.理由是;“凯旋”本来就是“胜利归来”之意,再加“归来”,岂不重复?惟其如此,才有一九八二年全国统一命题的电大语文试卷以“凯旋归来”为例的解错题.这说明     

简论对话的性质和地位——兼与刘励操先生商榷

对话是人类交际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是文章反映社会生活的有力手段,理应受到充分重视。而当前绝大多数写作论著,或否定它是表达方式,或视其为描述的附属手段。如刘励操先生的专著《写作方法100例》断定:对话“作为一种叙述描写手段,它主要是用来刻划人物”,也可以发展故事情节:“对话还运用于议论和说明,但那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艺术手法。”我们认为,此论断对对话功能和使用范围的把握,是很有创见的,但关于对话性质和地位的理解,却有商榷之必要。本文试从破立结合角度略陈浅见,回答对话的性质和地位,以求教于刘先生和其他方家。     

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来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     

“嫦娥奔月”因由试析——兼与袁珂先生商榷

“嫦娥奔月”是艳传古今的著名神话。遗憾的是,在今天从古籍里可以查找到的出处,却极其简略。例如,《淮南子·览冥训》云: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妲(嫦)娥窃以奔月。 (羿)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淮南》未言妲<嫦>娥与羿的关系。在读到同为汉代著作而时代要比《淮南》晚得多的张衡《灵宪》佚文后,我们才知道:“嫦娥,羿妻也。”①但是,作为妻子的嫦娥为     

“周公制礼”考辨——兼与杨华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对“周公制礼”的质疑,从论据和论证方法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讨论,重新肯定了周公制礼的历史事实,指出:“周公制礼”是千古不变之论,“无反征不疑”应是解读文化传承史的基本原则。     

“孰与”句今译之我见——兼与朱振家先生商榷

朱振家主编的《古代汉语》里对“孰与”句进行了今译,本文通过对“孰与”句常见句型的比较分析,提出不同的看法。     

浅论中国问题的根本——兼与李涛先生商榷

国家的根本问题是人才问题,即如何教育、选拔、使用人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人和对待人。那种认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伪命题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大师最根本的特点是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除了个人主观努力外,还需要具备大师成长的生态环境,而这一点却是我们必须认真反思的问题。今日中国是今日大师健康生存、成长的基本土壤,如何看待今日中国的国情蕴涵着这一问题解决的理论前提。     

古代儿童诗之我见——与金近先生商榷

金近先生在《新时期的儿童文学》一文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国自古以来有诗的传统,说我国是个诗的国家并不过分。但是,古代诗歌中除民间流传的儿童歌谣如‘摇摇摇,摇到外婆桥……’或‘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儿童诗。至少有     

“青”字的本义考——兼与潘峰先生商榷

论文针对潘峰在《释"青"》一文中提出的"‘青’是个文化词,并非开始就用来作颜色词"这一观点,提出了相反意见,认为卜辞中尚未发现"青"字,潘文所述卜辞中的"青"字实为"南"字。"青"字是个从生从丹的会意字,"青"字的本义为绿草的颜色,后来又用作深蓝、黑色等。"青"字出现之初就用作颜色词。     

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化学再反思——兼与安希孟先生商榷

"中国礼仪之争"是清初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一次大碰撞。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基督教修会间的争论发展成为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的政教之争。中西文化传统对宗教的不同理解使二者之间的分歧无法调解,罗马教廷的武断强硬态度最终使矛盾激化为抗争,导致了清王朝的禁教政策。"中国礼仪之争"的结果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简论陈修斋先生的“哲学无定论”

作为一种哲学观,陈修斋先生的＂哲学无定论＂是当代中国哲学关于哲学本性的新认识,它从原则上揭示了哲学认识追求自由的本质属性。从广义认识论的角度看,不仅哲学无定论,科学认识也无定论,关于＂什么是科学＂也是无定论的。人类的所有认识活动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其真理性都是有条件的。而有关＂一切真理都是相对性的真理＂这一陈述,也适合这一命题本身。＂哲学无定论＂有助于当代中国哲学从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为哲学正宗的教条哲学观下解放出来。     

中国诗学意象论略——兼与陈良运先生商榷

近读陈良运先生的《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下简称《诗体论》)一书,受益良多。在受到陈书《诗体论》启发的前提下,就中国诗学的“意象”这个概念及理论范畴中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籍此,就教于陈先生。或多谬误,诚望陈先生与学界同好赐教。     

年号探微——兼与史苏苑先生商榷

本文对年号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新看法,认为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史苏苑《年号的起源与变迁》一文有若干可商榷之处。本文认为,年号之始是在汉武帝登基二十几年后而非即位之初;改元之事先秦已有而非西汉方有;帝王改元多有其具体原因及目的而非“政治惯例”;年号出现之后的改元必用新年号而无改元不改号之事;北宋并无“九年一改年号”之事,等等。本文还对年号的择定、年号与纪年等问题作了探讨。     

“玉匣”与“玉衣”义项再考——兼与王仙波先生商榷

关于＂玉匣＂与＂玉衣＂的义项,学界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物,纠正＂玉匣＂仅为＂盛玉之匣＂的观点,补充梳理＂玉匣＂义项为：1.汉代皇帝、王侯所用的玉制葬服;2.玉制之匣,用以贮藏珍物;3.盛玉之匣。     

“诸葛亮隐居南阳说”质疑——兼与水仲贤先生商榷

<正>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出师表》一文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由此引出诸葛亮隐居地是南阳或是襄阳之争。这一争论大约已有一千余年,迄今尚无定论。《河南日报》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发表了水仲贤先生的《诸葛亮隐居地碑文之我见》一文(以下简称《我见》),这是诸葛亮隐居南阳说之新见解。对此笔者尚有不同认识,愿提出来与水先生商榷。     

关于“中国训诂学”学科名称定义界说之我见——兼与白兆麟先生商榷

关于训诂学名称的定义,是20世纪以来中国训诂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有人对冯浩菲先生<中国训诂学>一书关于训诂学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实际上,冯书的定义有其独到之处,并非是对前人旧说的因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