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调查报告——基于兰州市的问卷调查

对在兰州市工作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进行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愿意把户籍迁到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犹豫状态。针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有必要从个体特征因素、个体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居住因素、心理成本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等6个方面,分析影响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     

农民工的迁移模式研究

依据广东、江苏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模式。研究发现,相对于个人迁移,家庭迁移因配偶、子女迁移形成的家庭团聚效应及女性配偶非农就业形成的收入增加效应而更具有行为性永久迁移倾向,但没有明显的制度性迁移意愿。制度性迁移意愿除了与迁移者受教育程度相关外,主要取决于农民工年老回流、长期居留城市、放弃农村户籍与土地的意愿。虽然行为性和制度性永久迁移机制不同,但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实现了行为性永久迁移并不必然导致制度性永久迁移,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工家庭,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也比较强烈。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基于神经元的PID无菌包装预热控制技术

在从迁出地转移出来之后,我国流动人口的二次迁移（永久迁移）意愿出现了明显分化。在构建“推力—拉力—阻力—能力”的“四力”解释机制的基础上,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呈现出层次性特征,按意愿强烈程度依次是“长期居留”“家庭团聚”“户籍转换”和“置业安家”。迁入地拉力越大、个体能力越强、家乡羁绊与迁移阻力越小,则其永久迁移意愿越强烈;而来自迁出地及家庭的推力仅能提高其“户籍转换”意愿;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和“置业安家”意愿主要受到“能力”机制影响,“家庭团聚”与“户籍转换”意愿主要由“拉力”机制决定。流动人口的永久迁移意愿决策已主要遵循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逻辑,而不再是生存理性逻辑。     

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以湖北为例

本文通过对1877名湖北籍农民工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得到66.8％的农民工喜欢城镇生活却只有7.3％的农民工愿意落户城镇,且农民工愿意落户城镇类型与户籍迁移分类政策呈现逆向选择的结果.农村土地制度不健全、工作不稳定和社会保障缺失是农民工不愿意落户城镇的主要影响因素.赋予农村土地财产权,让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工的转户热情,促进城镇化发展.     

返乡抑或留城:农民工劳动力供求结构分析

常住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拉大及农民工回流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目标与效果存在差距。上述问题与农民工就业结构、空间配置紧密相关:第一,需求层面:存在农民工就业结构性失衡;城市扩张强化对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但面临学历错位。第二,供给层面:从农民工根本利益出发,对定居意愿、用益物权和住房性质进行Probit计量分析发现:拥有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定居意愿呈负向影响,土地流转、在城市拥有住房或正规性租房均有正向影响。住房性质(购房/自建房与租房)对用益物权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第三,供求综合分析:就业错位和学历错位影响其城市收入,政策错位可能降低户籍吸引力从而影响迁移意愿,弱化定居意愿的因素占主导。应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加强城市尤其是县域的住房保障及公共服务供给,尽快扭转三大错位,推进市民化与助力乡村振兴并进。     

代际差异视角下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物理空间和生活交往的社会空间,对其迁移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LDS 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河北省地级市的农民工个体、经济和住房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作用,并验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人口特征、经济层面、住房支出和住房满意度等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间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且表现出较大的代际差异性。     

城市公共服务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参照系替代下多维相对贫困改善视角

基于多维相对贫困改善视角,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D卷和对应4个城市下辖26个区（县、市）的匹配数据,探究了城市公共服务提升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相对贫困强度的上升抑制了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城市公共服务改善了农民工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下的多维相对贫困进而提升了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公共服务主要改善了有居住证、老一代、省内流动以及“为了子女有更好教育”留城的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进而提升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地级及以上城市特征数据，以义务教育阶段子女随迁作为义务教育可及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义务教育可及性显著促进了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社会融入是义务教育可及性影响农民工居留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在有小学阶段子女、低学历和跨省流动农民工群体中更大；相对于超大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在大城市居留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     

农民工迁移收入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北京市丰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为样本,对影响外来流动人口迁移收入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民工迁移收入的转移有显著影响外,个人特征变量也对农民工迁移收入的转移有影响;有关“利他性”的假说在本文得到验证,即利他性程度越高迁移收入越多;同时,迁移者对迁入地的认同感以及迁入地的劳动工资制度都对迁移收入的转移有显著的影响。     

宅基地禀赋与乡城家庭化迁移——基于分期动态家庭迁移决策机制分析

家庭化迁移已成为中国乡城迁移的主要模式,具有分期性和动态性的特征。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对个体迁移决策的影响,对家庭化迁移的关注较少,也很少有研究考察土地在家庭化迁移不同阶段的影响。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在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分期动态的家庭化迁移决策机制,将家庭化迁移分为两个阶段：家庭离散阶段和家庭聚合阶段,并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拥有宅基地对家庭化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对于拥有宅基地的家庭,宅基地面积对家庭化迁移的影响为显著的“正U型”;（3）相比于家庭离散阶段,宅基地禀赋在家庭聚合阶段的影响更大。据此建议进一步保障农民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探索构建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制定满足迁移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公共服务和户籍制度。     

农民工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武汉市城市圈的问卷调查

基于对武汉城市圈内农民工宅基地退出补偿意愿的实地调查,在获得其补偿意愿与偏好等基本信息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讨农民工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不同农民工个体之间的补偿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就农民工整体而言,农民工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农业收入比重、宅基地产权认知和地区因素对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意愿影响较显著。提出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一方面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层次农民工的差别化需求,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确保农民工宅基地权益的实现;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农民工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制定城乡统筹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方案,保障农民工退出宅基地后的可持续发展。     

居住证制度对在沪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上海市居住证评估调查的实证分析

以推拉理论为理论框架,使用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2018年11月有关上海市居住证评估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的计量方法,研究居住证制度对在沪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证制度会显著提高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通过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控制选择性偏差后,上述研究结果保持稳健。交互分析结果说明,居住证对租房的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抑制作用,对自购房的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具有促进作用。此外,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相较于农村户籍在沪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对城镇户籍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影响更大。并且,在沪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在沪工作生活情况、心理因素和家乡留守情况对其城市居留意愿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及地区差异分析

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及地区差异进行探究。研究发现: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为61. 4%,较前两年略有提高。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不同地区间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户籍性质、婚姻家庭状况是影响各类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共因,其中,已婚、非农业户口、家庭化迁移程度高的人群长期居留意愿较高。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措施,提高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从而推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性别差异的研究

采用"2009年福建省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女性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男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社会化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农民工更难具有政治表达意愿,而劳动合同则有助于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形成;女性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形成的障碍则来自城市经历的增加,而社会网络规模和市民网络规模的扩大均能够有效提升女性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分析——以大连市为例

居留意愿是流动人口迁移过程中决定其居留决策的一项重要因素.文章以大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分层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整体程度偏低;社会融合的三个维度即经济融合、社会参与和心理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月收入水平、自购房、参加政府或社区便民活动、身份差异感受和歧视感受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个体特征中的随行家庭结构和已居留时间也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9年从广州、福州、郑州和武汉四个城市实地收集的764份数据,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构建理论假设,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析“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户籍转换意愿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越符合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承认渴望的动机特征,其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对这些动力作用机制的偏离或“抑制性”越强,其保留农业户籍的倾向性越高。该发现证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动力机制在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形成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突出作为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属性的农民工个体在户籍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追逐导向、权利维护诉求、社会承认渴望的逻辑行为特征,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多元动力结构和复杂价值逻辑。     

"新户改"背景下稳定居留的农业转移人口为何不愿落户城市 ——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长三角地区稳定居留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落户意愿进行探究,重点从理性行为原则和相对剥夺假说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不愿落户的缘由。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的落户意愿并不强烈,其中异地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相对较强;迁出地农村户籍含金量对落户意愿的总体效应为负,在农村拥有宅基地、农村所在城市行政等级较高都会对落户意愿产生负面影响;迁入地城市户籍含金量总体效应为正,子女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核心城市资源的获取情况,及迁入地城市的行政等级均是促成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重要因素;农业转移人口在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感对落户意愿具有正面效应,而相对剥夺感则存在直接的负面效应。鉴于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工作及市民化进程中,既要着眼于当前如何有效破解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制度性障碍,依法维护和保障进城落户群体的既有权益,更要从长远发展和生存保障的角度,不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社会地位和市民化能力。     

流动人口跨区域迁移与居留意愿

为探讨流动人口跨区域迁移与居留决策问题,本文以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基础,将个人、家庭与区域因素纳入选择Logit模型分析考量.研究发现,年龄对跨区域选择成正“U”型特性,且男性、农村户籍、较高学历及较低学历拥有者更倾向于跨区域流转;家中未成年子女数越多,超过60岁以上老人数目越少,越倾向于选择跨区域迁移.此外,宏观经济、教育与环境等因素均对流动人口跨区域迁移有着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个人、家庭变量在长期定居意愿模型中呈现与跨区域模型中相反影响,政府及研究者应把握“出”“入”与“留”的平衡点.     

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

基于在浙江省宁波市所做的问卷调查,探讨了农民工的返乡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工中的大部分在近两年有回乡发展和就业的打算,农民工的返乡回流意愿与其家庭特征、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地区特征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同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在最终返乡后,回归农村土地的可能性在逐渐减少。针对流入地政府,提出了优化农民工工作生活环境、完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为农民工提供住房优惠等政策建议,以减少农民工返乡回流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