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中外古今文化而成新的学术思想——介绍《南海康先生口说》

《南海康先生口说》(以下简称《口说》),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由他的学生“笔记”整理抄本。《口说》现由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珍藏。“文化大革命”前,我师杨荣国首先发现该稿。他认为《口说》对研究康有为早期的学术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那时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维新运动及其领导者     

《孔子改制考》中的“董氏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的“董氏学”思想对其《孔子改制考》的撰写有着深刻影响。为了证明孔子具有“改制”的资格,康有为借董仲舒之口来塑造孔子为“新王”的形象。同时,他还证明孔子的“改制思想”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能够接续孔子“口说”的,则是董仲舒。他认为“托古”是孔子改制的重要特征,孔子的“托古”思想依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梁启超的人口思想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別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人。早年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中过举人。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接受变法维新思想。他曾和康有为一起,向皇帝奏章(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迁都、变法、拒和。此间,梁启超曾参加康有为在北京办的“强学会”,并被委以书记员。后又在上海任《时务报》的主笔,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他说:“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建国以来康有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概述

前言康有为是中国十九世纪末叶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康有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版了《康有为》等著作,发表了近二百篇文章。但是,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曾把改良主义同修正主义划上等号,一提到康有为,便批判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对他的爱国思想和革新精神,则缄口不谈或轻描淡写,对他一生的评价总是就低不就高。     

康有为《理财救国论》版本流传撰述时间小考

汤志钧选编《康有为政论集》(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版)下册所收之康氏《理财救国论》一文,于选录文末“说明”中云:“本文前言谓‘数年前撰《理财救国论》,久未公布’;他(指康氏)1908年冬写的《金主币救国议(论)》也说‘吾《理财救国论》且有待焉’。是此文撰述较早,而正式刊布则在辛亥革命以后”。并因该文曾于1913年2月出版的《不忍》杂志第1册中刊载,遂至选录该文时标明“(1913年     

康有为早期思想中的人道观念片议

康有为早期思想中的人道观念片议蔡乐苏《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早期思想的两部代表作。这两部代表作就象两株饱满的胚芽，隐孕着后来康有为庞大思想体系的核心信息。康有为思想的基本框架是由“义理”与“制度”两大部分组成的。“人道”观念是“义理”...     

论康有为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西方的挑战作出反直,不始自康有为,但因外来的刺激而深入批判传统文化,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则康有为可说是第一人。本文拟对康有为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地位作一论述,以就正于各位师长。近代学习西方的先进人物1873年(同治十三年),康有为“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①随后他受业于名儒朱次琦,博通经史,鄙弃程(颐)、朱(熹),喜好陆(象山)、王(阳明),“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矣。”②这是因为陆、王那种“冲破罗网,焚烧荆棘”的气概,甚合他的品性与志向。陆象山所谓     

报章政论体的开拓者王韬

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字兰卿,号仲弢,别号弢园老人。江苏长洲(今吴县)人。王韬是中国近代史最早提出“变法自强”的少数有识者之一。比康有为、梁启超要早上十年,是近代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时,王韬也是一位文学家,写了不少文言短篇小说和散文。在散文领域,他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开拓了报章政论体。他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张政论报。王韬自任《循环日报》总司事,主持报务,并且发表了为数众多的“社说”(即“社论”)。其中,《变法》(上、中、下)、     

梁启超的演讲特色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他与其师康有为共同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震惊宇内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又以其学识之博、著述之丰、讲学之多和影响之大成为近代中国公认的著名学者和演讲家。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他自幼聪敏过人,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90年就学于康有为,几年中不仅打下了雄厚的旧学基础,而且也完全接受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走上了维新之路。1895年他随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与康一起发动了“公车上书、创办了维新刊物《中外纪闻》,组织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表现了他优秀的文笔、过人的口才和杰出的才干,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得力助手。1896年,梁启超又赴沪办《时务报》,任主笔,他以条理明晰、平易畅达,极富感情和鼓动性的“新文体”大声疾呼变法,文名蜚声海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和维新改良运动。1897年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事业,培养了一批维新事业的人才。1898年初春,应康有为之召赴京,以满腔热忱倡办维新团体保国会,演说变法救国之路。“百日维新”开始后,梁启超屡上书奏事,又被光绪帝召见,受命办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     

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起源——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为中心的再考察

许多学者依据康有为《戊戌奏稿》中“开国会、立宪法”的相关资料,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然而,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经过康有为的重大改篡,已经不能反映和代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真实的政治主张。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变法举措与立宪目标毫无关系,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最主要的政策目标是设立制度局推行新政,他自己明确反对当时设立议院的政治主张。现有的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都足以充分证明,戊戌变法不是一场君主立宪运动,而是一场维新改革运动。     

康有为与晚清改革再认识——《戊戌履霜录》发微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康有为的形象从戊戌变法被视为引领历史潮流的人物,到越来越“保守”,乃至逐渐“落后”于时代,经历了一个日益褪色的过程。对于康有为,若不对其个性特质全面缜量,便不能理解其中的真原因。《戊戌履霜录》是近代著名传统派史学家胡思敬的代表作之一。尽管胡氏思想保守,但在传统史学理念的指导下,他也会如实揭示出一些主要的历史真相。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有为以一介布衣书生,积极奔走,反复呼号,虽一再受挫,却不遗余力,义无反顾。然而,辩证地看,他的个性、才能对维新变法运动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这绝非低估康有为对维新变法的历史贡献。一个有缺陷的康有为比一个在可能世界里正确完美的康有为意味深长得多,站在有缺陷的康有为背后,能给人以更多的震撼与教益。戊戌政变最终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这个腐朽王朝的崩溃。注意到这个客观效果,才能对康有为的历史功过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     

康有为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关系述论

康有为(1858—1927)不仅是“托古改制”的行家,也是“仿洋改制”的里手。他自1888年首次上书光绪皇帝,直至1927年病逝,始终坚持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可以说,立宪是康有为后半生矢志追求的目标,立宪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史学界重视他所说的“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但对他“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论述不详。本文拟从世界近代历史发展大势角度,对康有为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进行介绍和分析。     

语法修辞零扎(五)

康有为在西安,不管何人见他,都带着教训的语气讲话,他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中国青年报》1988年3月27日) 说明:“不管何人见他”应改为“不管见何人,”第二个“他”可删。第三条鲁迅虽然当成主要原因来分析,而我却认为失之妥当,它并非中国古神话未得充     

康有为帖学观发微

帖学观是碑学大师康有为书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康有为对帖学的先宗“二王”有着虔诚的心态 ,其矛头指向唐代书法和宋元而下学《阁帖》的帖学家们。他的帖学观及碑学思想建立在其政治哲学思想上 ,而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形成又受到其家庭、社会和时代的影响     

论康有为宏观经济管理思想

康有为(1858—1927)是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在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占着重要的地位。其中《公车上书》是他这一思想的代表作。他在该上书中提出的各项主张,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除《公车上书》以外,就如何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的问题,康有为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从而形成了他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开物成务,以前民用”——以章太炎《原道》为中心

“开物成务,以前民用”是章太炎在解读经典时所提出来的理念.在他的理解下,经典的意义进入到他自己的意义世界之中,经典本身也具有完全的现在性和现实的旨向性.在推究道家之意的《原道》一文中,章太炎通过诠释“弃前识”和“不尚贤”,以此驳斥康有为等今文经学派“无缘而妄意度”的行事方式以及反对革命、倡导变法立宪的观点.     

康有为1888年上书的文化渊源

康有为1888年上书与他的早期大同思想有直接的联系。“内圣外王”是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其渊源来自朱熹理学。他依循朱熹的伦理哲学，“修养”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其内的心性修养，产生了救国献身的精神力量；其外的穷究义理，得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公理，为今后的变法行动作好了理论准备。由“内圣”走向“外王”，第一步就是《第一次上清皇帝书》。     

《孟子微》与康有为对中西政治思想的调融

康有为调触中西思想,复以之为基础创发其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闸门。《孟子微》就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其思想史意义并不次于其《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和《大同书》。正是在这书中,康有为通过重新诠释孟子,将儒家传统的“民本”论转化成为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并将近代西方的平等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范畴。     

李鸿章后人：三代外交官，三个亿万富翁

李鸿章的一生,伴随着清王朝走过风风雨雨四十载,从鼎盛走向衰落,直至灭亡。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都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康有为称李鸿章是“维新之同志”;梁启超评价他：“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毛泽东在《讲堂集》中说“水浅而舟大也”,叹息李鸿章这只大船在晚清的浅水中无法行驶,进退维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