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

“国民外交”是近代中国人民对外交民主化要求的体现 ,它的产生是西方民权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结果。在近代中国 ,广大国民先后以非对抗性的外交运动、对抗性的外交运动及合作性的个人(或团体 )外交活动等形式对外交进行了参与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外交”。     

"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

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     

民初南北政府对峙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

民初南北政府对峙时期,国民外交运动持续高涨。南方国民政府所辖范围内的国民外交运动不仅规模大,而且其取得的外交成果也比较显著,这与南方政府的有力领导、与民众及时沟通,以期一致对外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南北相互声援的国民外交运动及所取得的成果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国民外交”论析

近代国民外交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国民外交主要体现为工商界、教育界和政界等的外交参与活动,具有临时性,即因事而起的特点;其方式相对温和、目的过于理想化;国民外交组织也比较松散,组织性较差。由于国内国际多重因素的制约,国民外交对于内政外交所产生的影响不能做过高的估计。它的价值和真正意义在于:它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近代民族民主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从抵制美货运动看辛亥革命前民众运动发展新趋向

辛亥革命前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体现出一系列不同于此前民众运动的新趋向。其突出表现,一是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与高涨声势;二是在运动中倡行不依赖政府而专恃民气,并对清政府乃至封建专制予以批评和谴责;三是从"野蛮的排外"转变为"文明的排外",受到海内外舆论肯定。但是,抵制美货运动也仍然存在传统民众运动所具有的若干缺陷:如缺乏统一领导运动的组织机构,具有明显的分散性与自发性特点;参与者目标不一致,行动不统一,导致运动不能持久进行,最终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1903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

近代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并受到了西方,尤其是日本国民外交理论的影响。然而,近代国人对外来的国民外交思想并非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因应于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对其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和改造。1903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是西方国民外交思想的输入与中国国民参与外交意识的日益发展,两者相互激荡、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民意识的增强以及知识人士与下层民众相互结合,全体国民共同对外的历史趋势。     

社会抗争、国家与合法性危机——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及其“隐藏文本”

发生于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民众运动.抵制运动缘于华人在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在运动的初始阶段,它是遵循“规则意识”的和平运动,这是抵制运动的“公开文本”.但随着清政府立场的转变以及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辩驳,运动走向“极化”,政治诉求与“革命意识”得到彰显,这是抵制运动的“隐藏文本”.国家在抵制运动中遭遇到的“合法性危机”,意味着社会世界只有能从内部成功地组织自己,才能成功地与外部环境相联系.对于民族国家,所能做的恰恰是回到民族国家内部,落实自由民主的理念,如此方可超越民族国家,与世界对话,与现代秩序共存.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国民外交——以“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为例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尽管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外交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是一个典型案例。分析此次运动中各阶层民族主义的表现和动机是探索这一时期国民外交成果之所以有限的＂钥匙＂。国民外交的失败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的困境。     

论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的国民外交活动

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展开了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国民外交活动,中国商会的国民外交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正当的途径、有效的手段,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成为国民外交的重要基地乃至领导机构,它对20世纪早期中国外交有着直接的作用,也对抗战时期中美的战略结盟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对当今21世纪早期中国国民外交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北洋时期"国民外交"的困境及自我调适

北洋时期,国民干预外交热情高涨.随着参与外交的深入,国民在理论和实践上遭遇各种困境,为推动国民外交运动发展,国民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反省与调适.     

论近代商人参与抵制洋货遭遇的困境

在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商人参加抵货运动之后,由于遭受经济损失而普遍面临严重困境,并且始终得不到社会各界的体谅与帮助,只能苦苦挣扎寻求自救,寄希望于商会采取“疏通”方式缓解经济压力,却又被视为破坏抵货运动的“奸商”,使其处境十分艰难,成为导致抵货运动难以长久坚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清留美教育潮流的嬗变——从美国对待我国留学生态度的视角再思考

从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出台到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留美学生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以限制甚至阻挠其入境学习。面对布满荆棘的留美之路,大批莘莘学子只能望而止步,留美教育几乎中断。1905年美国政府的态度发生急遽转变,随后在与清政府关于退还庚款的谈判中,明确限定所退款项只用于我国学生的留美教育,此后,留美学生数逐年攀升。而促使美国政府幡然醒悟,大力推动教育交流的最主要原因则是气势磅礴的抵制美货运动。     

国民外交运动与民国外交现代化

国民对外交的关注和参与是民国时期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持续不断的国民外交运动推动了民国外交的现代化进程:它强化了“以民众为主体”的外交观念,也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同时也促进了民国时期的外交制度向民主化方向发展。     

晚清报刊外交舆论的现代政治意蕴——以《外交报》为中心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民间外交报刊,《外交报》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外交思想.该报吸收了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先进理论,在国内首倡“国民外交”,坚持新型国家权利观,积极关注领海、领水主权,基于国际法的视角评价中国外交,倡导文明排外.该报还将均势外交等作为晚清政府地缘外交的重要策略.《外交报》依靠大众传媒的优势,传播现代外交观念,形成民间外交舆论,对于启发民智,推动近代中国外交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民初国民外交运动的对内转向分析

国民外交运动源于国民以运动的方式试图左右政府对外关系的趋向,在近代中国,对外反帝并追求国际社会平等交往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但在民初北京政府时期,国民外交运动却常常以对外运动开始,而以对内反对北京政府而结束,从而引发了北京政府的全面危机。这与政治局内人对机会的制造、以国民党为主的反对党的竞争以及其它社会群体的催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抵货运动”到“国货运动”看民族主义的发展

"抵货运动"、"国货运动"作为抵制外国侵略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建国以来,"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此话题更是受到了广大研究者们的青睐,大量的学术论文与专著层出不穷,相关期刊论文有大约191篇。对"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的发生原因、过程、意义以及价值再到特定的时间段、具体人物及地点做了相当有益的探索,这样由宏观到微观、颇具广度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论文中存在着将"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相混淆,或是将其看成完全孤立的两个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探索存在着一定不足。从"抵货运动"到"国货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且两者内部都贯穿着"民族主义",其将两者紧密联系到一起。由此,对其进行探索具有很大的可研究性。本文分为四部分,首先明确"抵货运动"、"国货运动"、"民族主义"三个概念,然后分别从"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中体现的"民族主义"入手,将"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相联系,由此看出"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与国民外交运动

国民外交运动对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以民族独立为中心的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并且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促使民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同时,该运动在民国时期发挥了最大的社会动员力度,极大地唤醒了国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对民国政治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由于外交不力,引发了国民外交运动的对内转向,导致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使之淹没在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之中.     

近代中国国民意识的生成与国民外交

在近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下生成的国民意识,是国民外交产生的前提,而国民外交反过来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巩固和沉淀。     

半官方社团与战时民间外交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抗日外交呈现出官方外交斡旋与民间外交努力双管齐下、官民互动、相辅相成之局面。国民政府充分利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以及中缅文化协会等半官方社团,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而这些社团的半官方色彩,又使其在抗战时期开展的民间外交活动颇具特色。     

辛亥革命前夕的上海民族资本

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以前,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下,民族资本在上海已经开设了一些近代工业企业,有资料可考者为三十七家。从《马关条约》正式允许外国在华设厂以后,上海外资工厂及金融、航运企业年有增设。同时,愈来愈多的洋行大量输进外国的各种商品,收购我国的丝、茶等产品运往外国。因此,我国通商口岸附近地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国内市场逐步扩大。一九○五年因日俄战争关系,中国的面粉、棉布等产品一时畅销;同年,因美国排斥和虐待华工,我国爆发了一次规模壮阔的抵制美货运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