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政策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策博弈,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举措,谋求更好地规范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制度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

我国古代国家统一或分裂状况与官吏选任制度具有密切联系。选官制度变化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央集权下适当分权的选官制度有益于创设稳定而富有弹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繁荣。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宪政国家的经验表明,地方自治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法治化与理性化的制度前提。没有地方自治作为基础,地方往往会陷于"资源越多越不幸"的制度困局。要解决地方事故频发、中央监管不力等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必须实行地方自治与合理的治理分权。如果地方政府不是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官员对上而不对下负责,那么地方治理将出现千奇百怪的问题,中央最后必然也束手无策。要有效解决"资源越多越不幸"等制度难题,必须确立以地方选民为主体的民主自治作为规则,中央监督作为例外。为了保证中央法律得到执行,中央可以派遣专员督察各地执法情况,但是中央干预主要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而非直接干预地方政治、撤换地方官员;地方官员的违法乱纪应通过完善地方民主和法治加以解决,中央主要负责跨区域纠纷的协调和处理,并通过适当的司法审查机制裁判中央和地方的法律冲突。     

试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发展与演进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划分及其引起的财力财权的划分.财权是政治权力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财政制度也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与变革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多个角度、相互配套的综合性改革.     

渐进主义——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沿革的主要模式

从纵向研究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沿革史,我们可以发现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表面上所作的是“收收放放”的工作,但在总体上却遵循着一个渐进主义的模式。虽然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明确提出渐进主义的沿革模式,但是对这一模式运用自如,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流域环境保护中的中央地方关系

流域环境保护事关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节的重要领域.中央有义务规定流域统一的环保标准及其地方实施义务,并通过司法诉讼等机制让地方义务落到实处.由于地方选民是流域环境污染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所以流域环境保护首先要依靠地方选举制度的力量,让地方行政执法直接对当地选民负责,从源头上遏制企业的污染行为.在此基础上,中央通过行政和司法监督纠正流域环境污染的外部效应,迫使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的环境执法负责.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遏制流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     

现阶段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基本思路

本文从事权划分法制化、财权划分规范化、协调机制动态化、监控体制制度化等四个方面 ,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的基本思路     

毛泽东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的理论品格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的构想,具有鲜明的品格: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学说作为理论指南,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作为考量依据,以实践经验的总结运用作为智慧源泉,以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象。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     

流动性过剩下的央行货币政策选择

近年来,流动性过剩在我国经济中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局面,其影响开始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引起了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治理流动性过剩成为央行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密集货币政策的不断出台显示了央行收紧流动性的决心,同时也预示了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走向.不断的综合运用准备金、利率以及汇率等货币工具来治理流动性的过剩,将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选择.     

人与自然关系的儒学选择

如何调整、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当代伦理思潮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回应、处置人与自然的关系 ,儒学的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表现是理学中的程颢“与物同体”、程颐“万物无一失所”和张载“民胞物与”三种观点。朱熹一方面对程颢、程颐二人观点之间的差别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取舍 ,另一方面对张载的观点给予了进一步的、准确的诠释。在朱熹这个诠释中确定的人与自然之伦理关系的三项内涵 ,也正是现代一种新的伦理思潮———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念     

启蒙与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

以欧洲现代化进程及其相关的思想启蒙运动为参照,鲁迅创作选择了彻底的启蒙而反对循环式的为革命而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表明：在现代化思想启蒙未完成状态下,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的革命无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变革进程。鲁迅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选择了现代化启蒙,２０世纪中国革命并没有因此而选择鲁迅。     

论国家的选择性控制政策对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影响

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是指农民对作为国家公共权力代理人的基层政权的认同。一般认为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危机之所以产生是因其没有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本文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它没有看到更深层的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与国家政策的关系。我们不否认基层政权的自利性对其合法性的影响,但国家的选择性控制政策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它在客观上使得基层政权处于合法性危机的边缘;另一方面,它客观上诱致基层政权对国家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和赢利性行为,从而加剧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本文的结论(政策含义)是国家改变其选择性控制的治理方式为公共服务,才能真正缓解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结构的经济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是不同层次利益的代表者 ,两者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现代社会中 ,两者的这种利益冲突更显明朗化和复杂化 ,因此 ,迫切需要重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结构 ,寻求两者之间的利益均衡点 ,以此来共同增进社会利益     

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与战略选择

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中既有表现友好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又有隐藏在背后的政治安全矛盾。中日矛盾主要责任在日本。不断巩固和扩大共同利益,减少矛盾对抗;以多边合作取代双边合作,加强战略对话构建安全制度框架;摆脱情感式的思维模式,代之以战略性的新思维是改善和发展中日战略关系的有效途径。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论学术研究与政策选择的关系

学术研究与政策选择应有各自的规范或原则。可以认为,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正义、整体性、排序和系统性是政策选择的基本原则,自由、平等和相互尊重是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政策选择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中国的全球化选择与对策

全球化是 2 1世纪的主题 ,它全面制约着各国的发展 ,从而要求各国作出选择与回应。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同时也受到全球化负效应的冲击。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化 ,并自觉地担负起改变全球化进程中不公正、不平衡现状的历史责任。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