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沙尔镇刘琦山神信仰的考察与分析

刘琦山神是清代中后期以后湟中县普沙尔镇藏、汉、蒙等族人民共同信奉的神灵之一.这一崇拜是在香沙尔镇塔尔寺日益成为佛教圣地的过程中,该地多民族化的过程中形成的.通过该地区多民族对刘琦山神信仰的描述,研究山神崇拜中的民族文化融合,有助于理解一位汉族人物如何在藏传佛教影响巨大的塔尔寺生根并获得快速发展的缘由.     

神山与山神——飞山神信仰探微

飞山神信仰是自唐宋以降直到当代,兴起于湖南靖州飞山一带而后盛行于湘桂黔边界地区侗、苗、土家、汉等族群交错杂居多元文化空间的一种民间信仰。飞山神的原型是唐末五代时期地方民族首领杨再思。以杨再思作为传说形象和信仰对象的飞山神信仰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见证了当地苗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为当地民众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精神活动,有助于调适民众心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青海年都乎寺壁画制作材料与绘制工艺研究

青海年都乎寺内壁画精美绚丽,是热贡艺术最早的实物遗存。因壁画年久失修,现已出现多处损坏,严重影响了壁画的保存与观瞻效果。作者对壁画材料进行了取样分析,以便了解壁画绘制工艺,为研究壁画修缮提供依据。通过分析可知,年都乎寺院内壁画绿色颜料为氯铜矿、蓝色为石青、黄色为雌黄、黑色为炭黑,白色和红色颜料因殿堂级别不同,使用材质为铅白和白垩、朱砂和铅丹。壁画结构与藏族传统工艺相符合。     

年与()：汉藏民族的原始信仰及其民俗演化

在汉族地区有关＂过年＂的民俗传说故事中,＂年＂的核心意义是妖厉。因着藏汉民族所具有的亲缘之渊源关系,＂年＂和 两个字不但音读相同,而且＂年＂的妖厉意义与藏语 的意义也是重合的。汉族关于＂过年＂的传说与藏族对 的崇拜情况表明,＂年＂于汉族人的＂集体无意识＂里只有精怪的意义,并由敬畏＂年＂而演化为＂过年＂的节日岁时民俗,隐含敬畏、尊崇的信仰意义;在藏族,却由最初的精怪升华为神,并潜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处,祭祀山神成为全民族普遍的民俗行为,明显地表现出敬畏、尊崇的信仰意义。一隐一显,乃两个民族信仰民俗的差异所在。由于对山神的崇拜和敬畏而产生、演化的种种禁忌民俗,和今日的生态保护理念＂不谋而合＂,具有积极意义。     

青海年都乎寺毛兰吉哇拉康殿壁画内容辨识——热贡艺术源流探索之一

建于18世纪初的年都乎寺是热贡艺术流派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该寺毛兰吉哇拉康殿壁画是现存最早的热贡艺术实物遗存,对研究热贡艺术风格的起源有重要作用.本文作者对该殿壁画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结合藏文史料对毛兰吉哇拉康壁画进行了图像辨识,指出该殿平綦顶壁画与瞿坛寺瞿坛殿平綦顶壁画的联系,并对壁画的创作年代和画师身份作了初步的探讨.     

壮族的民间信仰与民俗医疗

壮族的传统医药文化非常丰富,民间至今依然盛行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神药两解”的民俗医疗方法。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壮族乡村的病人在积极寻求药物治疗的同时,还借助麽公、囊妹、道士等神职人员施行各种仪式来治病,且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本文拟从田野资料出发,借鉴医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以目前壮族农村盛行的巫术与祝由疗法为例,来探讨壮族的民间信仰与民俗医疗的关系。     

信仰民俗与图像叙事——以清代《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为例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着一本珍贵的清代满族萨满手抄本《祭祀全书巫人诵念全录》。手抄本分为上下两卷,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行文中间还插有69幅白描图。满文部分主要是祭祀仪式举行时萨满所诵念的神歌,汉文部分主要是对祭祀仪式过程的叙述和说明,插图则是对祭祀仪式场景的具体描绘,三者结合起来就比较完整、形象地反映当时满族萨满举行祭祀仪式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本文从民俗学的角度解析手抄本,阐明其中信仰民俗与图像叙事的关系。     

山神信仰:社会结合的地域性纽带——以四川省宝兴县硗碛藏族乡为例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揭示了硗碛山神的总体特征,总结了硗碛山神信仰的地域性特点,指出祭祀山神的仪式,即祭山会在当地社会结合中发挥着地域性纽带的重要作用。     

变迁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村落仪式民俗——以布依族“报笨”为例

社会转型与变迁成为村落生存的外部环境诊断意味着村落后乡土特征的呈现,这促使村落以内部结构调整与文化变迁来消解来自外部环境之不一致带来的不适。少数民族村落空间的特殊性将村落与民俗二者绑定为一体,仪式民俗的展演是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的实践结果。"报笨"作为布依族重要的仪式民俗,面对其社会空间变迁所呈现的式微值得关注。面对布依族村落后乡土时代背景下"报笨"民俗传承的困境,"报笨"民俗在村落变迁中呈现消逝和融合之外,亦可探讨其他可能性出路。     

家族、村落与地域——川滇藏交界区的神山信仰与圈层整合

神山信仰是藏区社会的一种集体表象,是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象征体系.人们依照自身的特点及所处社会组织的差异,拟人化了自然客体的山峦并对它们进行了高低上下的阶序排列.而反过来,基于所信奉神山的不同,人们又得以划分出并强调了“我者”与“他者”的边界,同时更借助自身的神山信仰实现组织内的人群整合.虽然对互不统属的神山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人们交往的藩篱,但更高层级的神山信仰却又消弭了这种认同张力,如此便构成了一个逐渐外扩、环环包涵的圈层整合体系.     

浅议互助县土观村土族灶神信仰

灶神信仰是土族群众之诸多信仰之一。本文利用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互助县土观村土族灶神信仰进行了探究。     

青海省互助县唐日台村龙王信仰调查报告

龙王信仰是传承较为久远、分布非常广泛的民间信仰。历来为广大学者所关注,但大都是从文献典籍出发,探讨龙王的有关传说及龙王与佛、道二教的关系。本文通过实地田野作业,对当地民间龙王信仰的内容及相关民俗活动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唐日台村龙王信仰作为地方及民族文化系统中的活态民俗事项,是围绕农业生产(生活)而展开的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特征的信仰活动。     

少数民族山村村民自治的民间基础分析--对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8个村庄问卷调查结果的解读和阐释

本文通过对 2 0 0 2年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 8个村庄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和解读 ,认为村民自治作为国家的一项制度安排 ,在少数民族山村普通村民心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 ;村民选举村干部的行为较理性 ,符合现代政治的理念 ;实行村民自治后 ,共产党组织在村庄政治方向和村务管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少数民族山村村民对村民自治还具有高认识度与低参与度共存的现象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

本文回顾和反思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经验,检讨了其中的理论得失和方法论上遭遇的挑战。文章认为,已有的村落社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笔者认为,民族志研究要秉承三个原则,即民族志的“问题意识”、民族志的时空构架以及民族志的“人本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对村落社会的研究应该在“超越乡土社会”的基础上,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对话。     

三种权力体系冲突下的村庄——宁夏海原县山门村的人类学考察

本文从福柯的权力 -知识理论概念出发 ,对影响宁夏海原县山门村的三种权力体系 (国家权力体系、宗教权力体系、市场权力体系 )进行了分析。三种权力体系在不同层次上作用于山门村村民以及三者之间的冲突 ,共同创造了山门村当前的情境     

春神句芒论考

句芒是人面鸟身的神话人物.他是一个有着多重神格的神祗,既是创世神和造物神、掌管万物生长的木神、主管春天的春神,又是能给人"锡寿"的生命之神.句芒原是东夷部族中以鸟为图腾的族群的祖先神,连云港将军崖岩画留下了他最早的形象.在商周秦汉王朝多次的讨伐征战中,有着高度文明的东夷被灭国、迁君,东夷人遣散、流徙,逐渐融入华夏部族,句芒信仰也被华夏族群所接受,句芒由东夷人的东方之神转变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春神.东汉时期五行观念盛行,对句芒信仰发生过重要影响,句芒成为立春迎春仪式中的春神.句芒在北宋一度消失,于南宋再起,但演变为一个与"土牛"同等级别的俗神.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浙江衢州郊区的梧桐祖殿成为我国唯一尚存的句芒信仰的保留地,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推荐名单,在国家层面上受到保护.     

傣族寨神勐神祭祀的集体表象

本文通过对傣族寨神勐神祭祀的考察,提出祭祀具有鲜明的集体表象特征,是在集合群体的共同参与中进行。集体表象特征表明傣族寨神勐神祭祀是社会性的存在,具有引导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教化作用。     

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研究——基于扎囊县德吉新村与民主村的比较分析

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推进西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央政府逐步加大了对西藏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投入,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面貌得到明显改善.然而,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仍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能力仍比较薄弱.通过西藏扎囊县德吉新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与民主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的对比考察可见政府通过扶贫综合开发建设,在改善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效.然后紧密结合西藏农牧区发展实际,发现德吉新村村级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学习和借鉴成都等地村级公共服务改革实践经验,对创新西藏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制度、提升农牧区村级公共服务能力有一定借鉴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点50年课程设置研究

本文研究钟敬文教授创建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课程系统的教育观点和实践成果,重点分析钟老从事高校教育70余年的经验,阐述了这一教学建设对发展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