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

田赋制度是清代新疆赋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考察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 ,力图清晰勾勒此间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 ,以便进一步研究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     

近代农村社会转型中的沉重脚镣——1927—1937湖北农民实际田赋负担考察

文章首先从田赋附加税与正税、田赋与地价之间的比率即从法定田赋负担角度,考察出1927-1937年湖北农民实际田赋负担是沉重的;然后从实际负担率的角度综合计算出农民实际田赋负担是法定田赋负担的7倍左右;最后指出,造成农民田赋负担沉重的主要根源在于"新政"太多、养兵太多和征收中的蛀虫太多.农民实际田赋负担沉重的直接后果,是农民不能维持对农业生产的简单再投入,从而造成农村经济的破产,进而影响和制约着农村社会的进步.     

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模式探究

近代山西在阎锡山主导的"权力本位"乡村建设模式之外,铭贤学校将自身发展与乡村建设相结合,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本位"乡建模式。这一模式针对近代处于快速衰败中的山西乡村,以悲天悯农情怀为鼓舞,依托学校农科专业的建立,在吸取其它乡村建设流派长处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发现乡村问题,再辅以农业技术推广缓解乡村生存危机,同时在乡村建设中注重提升农民地位,吸引农民积极参与,逐渐形成了"科学本位"的乡建模式。这一模式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阎氏"权力本位"模式的缺陷,为近代山西乡村变革做出了有效的探索,也促进了学校自身的发展。     

从杂税加征视角论清代财政非正式制度的表现

杂税是清代财政结构中的传统项目,多以定额征收。清代前期杂税虽遍征于全国,但相较于其他传统赋税项目如田赋、盐税及常关税来说,杂税征收数额过低。在这一阶段,杂税虽在财政吃紧状况下有过临时性加征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杂税在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自咸丰军兴伊始,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深。为应付异常严峻的财政状况,清代传统赋税项目被不同程度地加征,杂税也在其中。然而因清代赋税深受“原额主义”限制,故田赋虽是清代的大宗赋税,其加征空间却受限,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在“原额主义”制约下,杂税也难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大幅度加征。为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政府选择将赋税摊派至地方,各省只得征收经制外赋税以平衡财政需求。因此清代后期于杂税之外另征杂捐。随着赋税压力的增大,杂捐的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杂捐虽是清代传统经制外的赋税项目,但这一杂税的衍生物却对杂税总额的提升大有裨益。由此,杂税在清代财政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成为清代后期重要的税收项目。文章力图通过梳理清代常规赋税因受“原额主义”限制而无法大幅加征时,清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借助加征经制外赋税的办法来提...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农民田赋负担透视

以农为生的广大中国农民,其生活状况与田赋息息相关。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农民的田赋负担苛重：＂法定＂的田赋负担超出农民可承受的限度;田赋征收过程中的诸多弊端造成农民法外负担沉重;农民缴纳的税费与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等价。这一切都造成农民经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日益衰败,农家生活日趋贫困。     

四川军阀统治下的田赋附加和预征

旧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田赋。在封建社会里,田赋征收多有定额,且每年征收一次。可是在旧军阀统治下,四川却出现了田赋附加和田赋预征。田赋附加是在征收田赋时,附加上各种杂税;田赋预征是不仅征收当年的田赋,而且预先征收往后若干年的田赋。通过田赋附加和预征,军阀们榨取了大量的财富,而人民的负担却增加了数倍至数十倍。     

近代江南农民负担述论

近代江南,农民负担沉重.田赋正课外,附加税目庞杂,苛捐杂税不断.赋税占农民总收入的比例颇大,且负担很不合理.地租以高额实物地租最为普遍,常常侵渔农民的必要劳动成果.永佃制是近代江南的主要租佃制度.在“永佃制”下,租额表面较轻,实则相当苛重.不适度的农民负担,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阻滞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蛀蚀着社会稳定机制,成为社会、政治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非王禄则军饷”——明代山西赋税征收特征与弃农从商趋势的形成

明代山西太原府、大同府和潞安府分别是晋王、代王、沈王的封地。这些藩王权倾一方，世袭罔替，食禄而不治事，成为地方财政一大负担。王朝中后期，宗藩扩大了对民田的强占兼并，农民不断失去可依附的土地。此外，山西毗邻北方边境，地方政府需要负担繁重的赋税粮饷以维持边防开销，每逢战时状态，还要加派征收。以上因素导致田地不足耕，粮税不足缴，当地百姓逐渐成为自由劳动力。为了获得足够的岁禄和军饷，在财政白银化的趋势下，山西加速实行赋税折银制。白银流通带来的商品经济发展促使解放双手的百姓弃农从商，加速了晋商群体的形成。通过对明代山西历史文献资料和经济数据的寻究探赜，以期还原晋商起源的历史轨迹、社会背景、发展要素以及农—商身份的转换过程。     

晚清田赋负担水平若干问题的考察

晚清时期,政府统计的田赋收入由约0.3亿两渐增至0.5亿两,而实际征收的田赋估计要增加1倍。与此同时,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农业产值也有明显的增长,清末实际征收的田赋额尚不到农业产值的3%。从这一角度看,田赋负担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由于耕地占有不均,大量的农业剩余为封建地主所有。此外,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明显减少和人均农业产出的下降,晚清田赋实际负担水平较清代前期有较大幅度下降的观点并不成立。     

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阎锡山与民初山西乡村制度的变革

民初山西所行村制 ,既是阎锡山政治革新思想的反映 ,也是革新传统乡村制度的时代要求。他以实行编村、厘定村行政人员、推行村财务公开等为主要内容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乡村制度的变革 ,开创了 2 0世纪中国行政村制度之先河     

毛泽东应对晋西事变的策略艺术及理论意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制造反共磨擦,阎锡山发动最为严重的晋西事变。毛泽东坚决反击前来进攻的山西旧军,以反对叛军的口号在拥阎之下反阎,最终和平解决晋西事变。在成功应对晋西事变等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磨擦中,毛泽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抗粮”与“敛费”:咸同之际山东田赋锐减的团练因素

咸同之际,山东取代东南数省而被清廷视为新的财赋之区.然而,山东提供的田赋收入恐怕要远低于清廷的预期.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山东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在当时已被认作导致田赋锐减的关键.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固然与绅民不满官府加重攫取乡村资源有关,亦应看到清廷团费自筹政策产生的意外后果.     

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表现与影响

国家—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基层政权—村干部—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和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偏差运行之上,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其一是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其二是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     

农村问题研究：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表现与影响

国家一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基层政权-村干部-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和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偏差运行之上，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其一是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其二是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     

铭贤学校早期乡村建设活动探析——以“铭贤学校整理村范协进团”禁毒活动为中心

民国初期,烟毒泛滥于山西全省,太谷县尤重。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大权后推行村政改革,实施整理村范。铭贤学校以此为契机,成立"铭贤学校整理村范协进团",深入太谷乡村从事禁毒工作。"整理村范协进团"是铭贤学校早期参与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两年的禁毒工作使铭贤师生更为关注乡村,而乡村建设也逐渐成为铭贤学校办学的一大特色。     

从强干预到弱干预：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型政府行为转型研究——基于L镇产业发展过程的案例分析

沿着发展型国家的研究脉络,以L镇产业发展为例,分析了地方发展型政府行为演变的逻辑和机制。针对已有研究将地方发展型政府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不足,进而提出发展型政府行为的结构性解释视角。研究发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之前,政府积极介入产业发展,政府、村集体和农民形成紧密关联的利益共同体,政府发展行为嵌入乡村社会之中。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解体、宏观政策制度环境的变化、乡村基层组织体系的松散化,这一系列结构性要素共同促成了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和行为转型。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实施以农业企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发展政策,将小农置于边缘化地位,不利于建立分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体系。如何为广大分散小农户提供更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使产业发展政策重新嵌入基层社会,是未来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政策改进的方向。     

20 世纪 2、30 年代南阳盆地农村社会经济的衰变

在20世纪2、30年代,日益＂边缘化＂的南阳盆地在遭受过往军队苛征和地方匪患的骚扰下,社会秩序全面崩溃。南阳盆地社会生态的衰败造成当地土地荒芜、农民逃亡（离村）人口剧增、农村副业由盛而衰、交通秩序破坏,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南阳盆地社会秩序的崩溃和社会生态的衰败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化程度,当地农家生活已降低至最低水平。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的捐税负担及其社会影响

由于财政方面的入不敷出 ,提高税额、增加税种成为民国政府饮鸩止渴的普遍措施。华北乡村捐税的沉重 ,已严重超出了普通农民的承受能力。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乡村工商业以及乡村社会自身也在捐税的重压下陷入萧条的困境     

乡村政权的财力困境：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以陕西省为例

随着分税制、农村税费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乡村财力出现来源单一、收入大幅减少、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加大等一系列问题,对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带来严重影响。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既要重新界定乡村财政在现代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职能,调整和完善基层财政体制,又要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更要多策并举、积极化解乡村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