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牂牁郡地理考释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按:巴蜀边境部族分作“南夷”和“西夷”,西夷为滇、邛都等地区,南夷为夜郎地区,今通行本《史记》此处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惟《汉书·西南夷列传》录《史记》之文无“西”字,已有人说,乃后世抄《史记》误衍“西”字是也。)夜郎(南夷)地区在被汉兵征服之前,其境有数十部族,以夜郎君长为最大,其所以联结成为一个单位,当由于这些部族地域毗连且族属相同。《史记》载,汉使至南夷,夜郎君长多同说:“汉孰与我大?”即因夜郎联结数十部族,其众数万人,顾盼自雄而僻处一隅,不知汉之广大,故问:“汉与我孰大?”后世讥为“夜郎自大”,是从全国形势来     

关于滇王国的地域及其与西汉王朝的政治关系

我国古文献中关于滇王国的记载,最早要数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有关滇王国的记载,以《西南夷列传》为详;《大宛列传》、《货殖列传》等篇也有涉及。后来的《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的有关记载,基本依据《史记》所述。 据《史记》司马迁《自序》所云:“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可见司马迁到过当时西南夷的西夷地区。有关滇池地区的情况,他是从离     

南夷、西夷考辨

本文认为,《史记》中凡称“西南夷”,均指“西夷”、“南夷”整个地区。“西夷”和“南夷”都是专用语,各指“西南夷”的某一特定地区。“西南夷”划分为“西夷”、“南夷”是以巴蜀为基点的。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司马迁等人出使西南夷的材料充分证明,巴蜀是开发西南夷地区的根据地。从族属上看,大体上说来,南夷地区以濮越族群民族为主,西夷地区以氐羌族群民族为主。关于滇池洱海地区的民族,作者认为,滇池洱海地区是濮越族群和氐羌族群交错杂居地带,大体上说来,滇池地区的主体民族滇属于濮越族群,南夷文化色彩浓厚;洱海地区的主体民族、昆明属于氐羌族群,受西夷文化影响较大。两个地域里都杂居着另一族群的居民,因而,无论是滇文化还是、昆明文化,都表现出另一族群文化的某些特征。     

壮族与东南亚泰、老、掸族系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

“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吕氏春秋·恃君览》)。壮族源于我国周泰时期的南方百越(粤)族群,是聚居于岭南西部地区(包括今广东西北部及广西境属)的西欧、骆越(亦并称“西越”或“瓯骆越”)部族的一支后裔。东汉至隋唐,这一地区先后出现了乌浒、俚、僚等群体名称。而“俚人,即乌浒蛮”(《南州异物志》)。对于他们的族源关系,《隋书·南蛮传》云:“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俍、曰俚、曰僚、曰迤……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宋元以降,广西部分地区又出现“僮(壮)人”、“僮人”之称;明代古籍常以“僮俍”或“瑶僮”并称,言广西“无地无瑶僮”,又有居民为“僮八民二”或“僮七民三”之说。延至清代,“僮(壮)”遂为相当普遍的民族称谓。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蛮越之介,自此谕岭而居溪峒.分瑶、僮(壮)二种.瑶乃荆蛮,僮则旧越人     

中国西南地区的奴隶社会(续一)

二、滇类型的奴隶制 关于滇的疆域,最早记载滇史实之《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言不详,仅指出此国在夜郎之西,邛都以南。但在叙述滇的开国经过时,却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庄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定威定属楚。”庄蹻王滇之事,学术界争论很多,此处不赘述。但既云滇占地数千里,其范围当不致太小。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灭滇,以其地为益州郡,辖县二十四,即滇池(晋城)、双柏(新平)、同劳(陆良)、铜濑(曲靖)、连然(安宁)、俞元(澄江)、牧靡(寻甸)、榖昌(昆明)、秦臧(富民)、邪龙(蒙化)味     

两汉对云南怒江流域的经略

两汉对云南怒江流域的经略肖迎秦朝以前,“西南夷”中的各民族群体基本上是处在区域性的闭关自守、独立发展的状态中。后期虽然有一部分地方的民族群体和内地发生了交往关系,但在政治上还不曾为内地王朝所统一。秦朝时期,虽然在邛都、夜郎至滇的一部分地方初步设置了...     

“自大”非源于“夜郎”

“夜郎自大”是形容妄自尊大的著名成语。此语问世后,不少人误以为“自大”首出夜郎人之口,其实不然。“夜郎自大”出典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其文是:“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文中明确记述,是滇王不知天高地厚地首先向汉使提出“汉孰与我大?”的问题,之后汉使又去夜郎国,夜郎侯“亦然”——向汉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汉书》有关的记载与《史记》无异,可见“自大”非源于夜郎。     

白族源于滇僰、叟、爨考述

当前白族来源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藏缅语族诸民族的来源研究的课题中,本文认为,“昆明”是汉、唐间西南的大族,唐、宋称之为“乌蛮”,其主要部分在元明以后又称为“罗罗”,他们是今天彝族先民的主体。而与之相对并行发展的“滇僰”、“叟” (“爨”)、“白蛮”(包括“西爨白蛮”)、“民家”,则是今天白族先民的主体。滇僰、叟、爨三者是不同时代对于同一族体的不同称谓。云南地方史和民族传说历史,是经过千百年的社会政治变迁和各种文化渗透的产物,它始终曲折地、顽强地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即白族源于滇僰的实质尚沉淀于后人的脑海中。     

辨罗甸国与罗氏鬼国

在贵州古代史上,有罗甸(一作殿)国与罗氏(一作施)鬼国,二者间的名、实、时、地,有关文献歧出,正误夹杂,使人迷惘。如《贵州土司传》云:“贵州,古罗施鬼国,汉西南夷、牂牁。武陵诸傍郡。”案其语序,汉代以前早有罗施鬼国,而事实是罗施鬼国称自北宋。其于汉代又将西南夷、牂柯、武陵混列,西南夷乃地域概称,包今甘肃东南部、四川中部、云南、贵州大部;牂柯、武陵各为政区名目,牂柯郡包今贵州大部、云南部份,武陵郡主要在今湖南而包贵州东部;三者性质内容各别,岂能那样叙述?“诸傍郡”更欠通,若指三者本身,则西南夷并非郡,牂柯又非傍郡;若指三者之外,则无任何地方牵连贵州;可见其文一无是处。又如民国《贵州通志·建置沿革表》的黔西州,明代列水西宣慰司,注云“崇祯三年改贵州宣慰司置水西城”;而其《建置·城池》的黔西州,却云“原为水西城,明洪武间都督马烨筑”;两处一对,自相抵触,究竟是洪武还是崇祯?相差几百年,叫人何从?诸如此类,造成研治贵州史的严重障碍,若不一一疏通,贵州史即等于乱麻,影响本省文化建设,史学者不能辞其责。本文以水西罗氏谱系,与贵州疆域考证为据,综核各种记载,梳理罗甸国和罗氏鬼国,求其名实吻合,时地不紊,凡混误者,加以条辨,限于材料及能力,待正而已。     

王夫之论“几”

<正> “几”概念在先秦典籍中早就有了。《易经》“小畜”、“归妹”、“中孚”诸卦中“月几望”之“几”均作“近”解。《易经》“屯卦”六三爻:“君子几不如往”,李镜池释“几”借为“机”,机智的意思。这些都不属于哲学的范畴。《尚书·顾命》:“疾大惭,惟几”,《左传》宣公十二年:“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几”均作“危”解。《礼记·玉藻》:“御瞽几声之上下”,“几”是“察”的意思。这些也还不属于哲学范畴。《易传·系辞》:“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     

卜辞阴阳行考

“阴阳”、“五行”概念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尚书·甘誓》及 《周易》《老子》等古文献,随着甲骨的发现,我们可以将这一古老理论追溯到三千年前的 商代,资料显示当时“阴阳”、“五行”理论在山川地域、筮卜祭祀、方神风神、季节物候 诸方面均有较为广泛的运用。     

古滇国始末小议

现存滇国史料,既无开国故事,又无王族世系,滇王之名亦仅存庄蹻、尝羌二人,滇国始末更无记载。我们所说的滇国,是指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关,存在于滇池地区的奴隶制政权而言的,并不拘于其统治者是甚么民族。以此立论,滇国之始当早于庄蹻王滇,依据如下: 从史情看,第一个记滇国史事的司马迁在其《西南夷列传》中说,庄蹻“以兵威定属楚”,“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里的“俗”主要指的是政治制度,即奴隶制。正因为有奴隶制政权的存在,庄蹻才须“以兵威定”,他显然不是滇国的第一代王。     

元代罗罗斯总府建置考

《元史》中有一件争论了二百余年的公案,即:罗罗斯地区是否实设过都元帅府.此事的起因是,《元史·地理志》中写明,元代罗罗斯地区的最高军政机关是“罗罗蒙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但在《元史》的《兵志》和《百官志》等记载中却不是都元帅府,而是“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加上正式记载这个都元帅府全称的只有《元史·地理志》一处,而明确记载这个兼管军万户府的全称的,在《元史》和元代的其它记载中却有多处,因此,围绕着罗罗斯是否设立都元帅府的问题,就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     

“三归”与“反坫”

《史记·管晏列传》云:“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三归”,据《论语·八佾》云:“管氏有归,富事不摄,焉得俭。”那么“三归”何谓?据注释家云:一娶三国之女;二三处家室;三地名即采邑名;四藏帛币的府库;五市租之常例;六台名。上面诸解释都有一定根据,但也都有一定局限。据《太平御览》卷827资产部7云:     

《南史》考疑(十一)

《卷二·宋本纪中》(元嘉 )二十九年九月丁亥 ,以平西将军吐谷浑拾寅为安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 ,封河南王。 (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5 4页 )按 :“秦河二州” ,《宋书·文帝纪》同。《通鉴》卷一二六作“西秦河二州”。考《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云 :“二十九年 ,以拾寅为使持节、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亦作“西秦河二州”。本卷下文及《宋书·孝武帝纪》又有元嘉三十年六月辛酉 ,“安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拾寅号镇西大将军”之记载。又考之《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司马迁民族观批判

《史记》有六篇今天看来是我国少数民族的列传。即:《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在司马迁的眼中,前五篇所记载的民族,均是华夏一统,不是少数民族。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也”。夏的祖先“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南越王赵佗本是秦时南海的龙川令。越氏出自赢姓。赢姓是大舜赐给伯翳的,而伯翳又是帝颛顼之裔孙,不用说是黄帝的“苗裔”。《东越列传》中“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而句践又是“禹之苗裔”。《朝鲜列传》首句“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而燕是周的同姓,“姓姬氏”。周的祖先后稷是帝喾的后代,而“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西南夷最大的国家属滇,滇王庄蹻是楚庄王“苗裔”,“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文心雕龙·总术篇》新探

<正>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总术》云:“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以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我们认为,此说对《文心雕龙·总术篇》的研究,至少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其一,自此以后,《文心雕龙》研究者普遍认为《总术》乃《神思》至《附会》即通常所谓创作论的总结。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总术》谓:“本篇以总术为名,盖总括《神思》以下诸篇之义。”这显然与黄侃同旨。又如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总术》亦谓“本篇统摄神思至附会所论为文之术”。其他各家也普遍认为《总术》乃创作论的总论或总结。其二,黄侃以为《总术》只是对《神思》至《附会》所论问题作一总的强调,而没有提出其他的所谓“总术”,但因其“说犹未莹”(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总术》),而后来的研究者更以为《总术》确无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总术篇》在《文心雕龙》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这两点都有必要重新研究,以求正确认识“总术”论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意义。     

孔子“小人”价值观述论

<正> “小人”价值观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很有研究的必要。本文拟从经济、伦理和政治等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诸前辈与同好。(一)“小人”——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逸周书·文传篇引夏箴》说: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这是关于从事农业的“小人”的经济地位的较早记载。我国自春秋以来即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工,《国语·齐语》及《管子·小匡》等典籍均并称士、农、工、商为“四民”。但此时的“士”在经济地位上属于统治阶级的最下一个等级,不属于“小人”范畴;而农、工、商则     

论儒之由来

孔子以前无儒名。“儒”的名称,最初见于《论语·雍也》。《墨子》中有《非儒》篇。《荀子》中有《儒效》篇。《韩非子》称儒、墨为显学。《礼记》有《儒行》篇。以上都是较后作品。汉人刘歆有儒出于周代“司徒之官”的说法,其立论根据是《周礼》。《周礼》在《天官》和《地官》中,有两条非常明白地记载着“儒”。 1.《天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条下云:“四曰儒,以道得民。” 2.《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条下云:“四曰联师儒。”     

论伊尹的出身及其在汤伐桀中的作用

商初的伊尹,在先秦古籍和甲骨卜辞中均有显赫的地位。《尚书·君》云: “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古本《竹书纪年》云:仲壬“命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尚书序》又说:沃丁“既葬伊尹于毫”等等,大概都是可靠的。在甲骨卜辞中称伊尹为“伊”(《京》3892)、“伊示”(《续存》下766)或“伊,(《粹》828),伊是其私名,尹是其官名,所以卜辞中又有所谓“多尹”。卜辞中又称伊尹为“黄尹”(《前》1·51·5)、“黄”(《乙》3037),亦即《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