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诋与对抗:清末朝野对新政的认知和反应--以鸦片禁政时期的财政状况为背景

鸦片税是清末新政的重要财政基础 ,清末鸦片禁政导致鸦片税收日渐式微 ,新政的财源也日趋减少。朝野人士在鸦片禁政的高潮时期 ,对新政事业的各种举措颇有微词 ,官界非议和知识界的责难交互影响 ,对新政的评价愈来愈趋向低调 ;下层民众因新政筹款和禁烟财政抵补 ,群起反对兴学、警政、户口调查等新政举措 ,酿成风起云涌的民变风潮。晚清人士对新政的认知和评价趋于低调 ,根由均与清末财政困境有关。     

清末吏治与乡村民变——以浙江为例

本文以浙江为例,从吏治方面考察清末乡村民变蜂起的成因,认为胥吏的敲诈勒索及州县官忽视民瘼的敷衍态度加深了官府与乡民的对立,导致清末乡村民变频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整顿吏治,然效果甚微,其原因与不合理的制度有关。     

近代财政统计中货币换算问题之实例分析——以清末财政清理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各省地方纷繁复杂的货币种类及度量衡差异,使得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需要正视并解决财政统计中的货币换算问题。以清末财政清理中1908年22省财政统计为实例的分析可知,该年财政收支中有近三千万两库平银的规模,在岁入与岁出项目中用其他各类货币进行标计,只有将这些货币统一换算后才能进一步去估算整体的财政规模。故货币换算问题直接关系着近代财政统计的精确性与完整性,这与近代中国货币本位制的缺失紧密相关。现有相关研究却对该问题较为忽略,亟须引起重视。     

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并存下的清末新政——以对清末各阶层分析为中心

上个世纪的最初十年 ,清王朝进行的新政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重要一步。清王朝为巩固统治而进行的改革客观上顺应了中国现代化的要求 ,然而清廷自身的反现代化因素又最终埋葬了这次现代化的尝试。清政府的反现代化因素把农民和社会精英推向自己的反面 ,这对中国当代的改革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禁榷法律制度初论——以财政导向为视角

对食盐等重要物资实行国家专卖,是世界各国经济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制度现象.但与西方中世纪的专卖相比,中国古代的禁榷(专卖)制度不仅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其制度运行中的财政导向性也更为明显.围绕着这种财政导向性,传统中国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具有强烈管制主义色彩的庞大社会控制体系,并成为古代社会经济法制的主干.作为这一体系的核心,禁榷法律制度对整个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商业文明乃至社会心理的形成都有着巨大影响.     

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与乡绅流变——以科举与新学为视角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加剧促使中国政府展开了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社会由此发生转型。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科举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直接导致了乡绅的流变。乡绅的构成要素中,财富要素比例上升;文化要素则扩充为"学识"。乡绅的组成更加多元化。但这一切变化都没有改变乡绅作为国家和乡村社会"调节器"的社会功能。着眼于清末民初,乡绅并未在普遍意义上"退位"。     

清末乡村民变的社会影响——以浙江为例

清末乡村民变蜂起,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本文以浙江为例,分析民变造成的多元而复杂的社会影响,认为民变一方面扰乱了社会秩序,加剧了社会动荡,阻碍了新政的实施;另一方面,也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     

清末民国时期的基层邮政——以原四川省为例

清末民国时期原四川省基层邮政,尽管它"僻处西偏",却也能伴随全国大潮"裁铺改邮",且组织完备,业务发达,管理颇具特色.这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邮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清末新政“图强而速患”的悖论——以农民抗捐税斗争为中心

清末十年,伴随清政府新政的日益展开,农民不仅承受极其沉重的捐税负担,而且遭受官绅敲骨吸髓般逼缴和剥削,必然对新政持反对态度,进而接连不断地掀起抗捐税斗争。农民抗捐税斗争对新政造成严重的冲击,大大动摇和瓦解了清朝统治,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恶性互动的集中体现。进一步考察,则反映出作为清朝图强之举的新政逐步沦为“速乱之导线”,时人所忧惧的“图强而速患”实难避免。     

对清末道德教育失败的反思——以存古学堂为考察中心

以存古学堂为主要内容的清末道德教育,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集中体现在舆论氛围恶化、存古学堂自身问题丛生及学部的政策支撑不力三个方面.探究清末道德教育失败原因可以得到三点启示: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德育成功的关键;二、强化相关机构自身建设是德育成功的基础;三、合宜的政策支持是德育成功的保障.     

戏曲改良运动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戏曲改良运动是清末民初应社会启蒙需要,围绕戏曲改良而兴起的一场社会文化运动。本文试图以天津为中心,通过对戏曲改良运动过程的描述和成败的分析,反映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下文化变迁的复杂性。     

清末“新政”与中国政治体制的近代化

考察中国政治体制近代化历程,重大变革主要有三：即总理衙门之设;戊戌变法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清末“新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变革广度和深度而言,清末“新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大大超过了前两次。文章就清末“新政”与中国政治体制近代化进行了简要论述     

清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动——以捐税为中心

20世纪初年,由于清朝大张旗鼓地举办新政,使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动。一方面,国家对于乡村社会资源的索取在加剧,控制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清政府把权力系统延伸至乡村社会的绅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开始直接接触。与此同时,农民不堪负担,不断掀起抗捐税斗争,给予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以沉重打击,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迅速紧张。紧密化和对立化在清末新政时期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出现了矛盾的统一。     

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教育思想述略——以“东游日记”为中心

甲午战败后,清朝大批官绅为“救亡图存”赴日考察教育.在日本考察期间,他们积极地吸收西方和日本的教育思想,促进了自身教育观念的更新,主张建立完整新式教育体系,推广国民教育和提倡实业教育.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教育思想仍带有急功近利和保守的色彩.     

革命派与清末民初的道德救国思想——以雷铁崖为中心

清末民初雷铁崖揭露批判封建伪道德杀人祸国,伪道德导致清末民众公德沦丧、私德扭曲,吏无官德、士无人格及民国初期道德愈坏、邪恶肆虐,理论上主张斟酌时宜,变通旧说,创"适合国民心理之学说","尽以铸造新国民,以竞争新世界";内涵上以爱国为核心,提倡国与民、家、地方统一,在价值取向上崇尚近代理想人格;在具体规范上继承与吸收中外积极美德;方法上主张立志、修身与践履结合,磨厉志士精神,刻苦其志气,早振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     

论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以山西省财政为例

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应表达地方政府的“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财政收入总量、财政收入结构、财政收入产业来源和财政支出结构等。要实现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需加强税源建设,发展地方经济,优化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     

清末民初士人命运与时代悲慨——以《申报》“了青”事件为核心

了青是《申报·自由谈》1912-1914年间的一名普通作者,但他的逝世却引起海内外士人的广泛关注.了青事件之所以能够在《申报》上成为一个公众传播事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了青境遇所折射出的清末民初广大士子文人的命运悲剧和深刻的时代悲慨.     

“量出制入”与宋代地方财政困境——以宋代内藏财政为线索

宋代内藏财政的私财性质,使其在国家财政分配上突显出强储备的特征。宋代内藏财政收入的定额化模式,尽管并不直接造成地方财政压力,但其对计司财权的侵吞却间接地将财政压力转嫁给了地方;宋代内藏库显而易见的支借偿还模式,却透露出其潜在的收入理路,借此可以勾勒出内藏财政在国家财政分配上的某种优越性;宋代上供与封桩两种财赋收入途径,看似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两种财政的分级管理,实则透露出内藏财权被间接或直接地指向了地方财政。宋儒所虑的"量出制入"思想,发端于宋廷弥补内藏库亏空的表向,却折射出国家计司转嫁内藏财政压力给地方财政的口实。宋代内藏财政的强储备,一方面在应对国家财政急需时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却侵夺了地方财权,造成地方财政困境。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家族组织的自我调适——以江西地区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和实践、祖宗革命等学说的传播、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均对家族组织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面对种种社会变革,江西的家族组织及时进行自我调适。它们在士绅阶层的主导下,既借助传统的宗法观念进行族内整合,又利用地方自治、新式教育等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寻求外部发展,从而导致了族谱编修的政治化、宗祠管理的社团化以及家族教育的新学化。     

清末新政与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以广西为例

20世纪之初,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新政".这次变革不仅仅限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且也波及到了一些边疆地区.文章以广西为例,分析叙述新政在广西推行的情况,揭示了这一变革为推动边疆地区现代化进程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