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考据学风与其兴盛之原因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的发达以清中叶为最.民国时期,考据学经过晚清的衰颓,一度振兴,几乎笼罩了整个国学领域,以至于文科教学与学者个人的治学方向都深受影响.民国考据学风的盛行,并非突兀而起,而是由内因外缘交织而成.从学术渊源来说,民国考据学无疑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与发展;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学术潮流的注重实证与国内科学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恰为民国考据学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机遇.     

“整理国故”的提倡和讨论

所谓“国故”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整理国故”的提倡始于新潮社的毛子水。他在1919年5月《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批判守旧派以“抱残守缺”的态度保存国粹、挽救国学,首倡以“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胡适虽不是整理国故的最早提倡者,但却是积极鼓吹、实践者。毛文发表不久,他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对毛文加以纠偏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后来,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和《国学季刊》,积极提倡整理国故,还曾应清华同学之请,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     

为什么说“整理国故”是一场运动

胡适本人虽然不曾对他提倡的“整理国故”冠之以“运动”的称谓,但“整理国故”确实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场运动。无论从目的、组织、规模声势还是动态过程来看,“整理国故”都具备了所谓“运动”的一般特征。而且更关键的是,“整理国故运动”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称,被诸多学者广泛运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将胡适揭橥的“整理国故”不仅看作一种理论主张,而且也视为一场颇具声势的学术文化运动,或许更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胡适整理国故思想寻绎

胡适在五四后期力倡整理国故，把它作为再造文明的重要手段。但诸多新文化人的批评、思想界复古思潮的兴起和古史辨派疑古辨伪的得失，又促使他改变整理国故的预期目标，并最终对其功用产生怀疑。胡适整理国故所追求的，是其思想史的意义而不是学术史的意义。     

国故与国魂——整理国故运动中关于孙子兵法辨伪的一场论争

整理国故运动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向现代的转型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在整理国故运动实际过程中,研究的范围过于局限于考据与辨伪,拘泥考据一度成为诸多国故学者的明显倾向,以致不仅出现目标与方法的脱节、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并且对当时学术风气产生某些消极影响;还有学者认为整理国故运动坚持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研究取向,对凝聚精神力量、团结抗战造成不利影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疑古思潮与胡适的“存疑主义”、“拿证据来”大为流行.对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在此背景下展开.学者们通过更加全面与详尽的考证,指出今之存世《孙子兵法》十三篇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对于有无孙子其人亦存疑问.关于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引起了另一部分学者针锋相对的反驳.围绕孙子兵法辨伪展开的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整理国故运动的不足,亦涉及了对传统兵学文化地位作用的再认识与评价.     

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

现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文学都在努力争得自己的位置,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由“整理国故”引起的现代思想与学术间的论战,也带来了文学话语的争夺。整理国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而且关系到新文学意义和秩序的建立。它既校正了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重视传统与现代的理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文学的思想启蒙力量。最终,整理国故被划定在学术和历史研究领域。新文学在离开学术资源背景之后,走向了日常生活和社会大众。     

“五四”时期两种整理国故活动的比较

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潮流中有两股势力,一为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士,一为以梁启超、柳诒徵、顾实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人士。双方在整理国故的目的、方法和态度上有明显的不同。在目的上,前者更注重揭示国故真相,进而批判国故;后者更注重“保存国粹”、“扬我国光”、“翊进世运”。在方法和态度上,前者提倡训诂、考据的汉学风格,追求“为学术而作工夫”的研究态度;而后者却更注重阐发义理的宋学风格,倾向于“学问之非为学问,必有益于社会国家。”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陈来:《启蒙批判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变奏——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指出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的观念里,启蒙与学术交叠变奏,最后启蒙压倒学术     

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直接构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渊源;另一方面,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运动"的崛起,也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学术史上不绝如缕的疑辨传统.     

论"学衡派"的学术文化理念

<学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刊物,是"五四"时期反对新文化运动最为有力的言论机构."学衡派"在抨击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在文化建设、教育实践和国故的整理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衡派对传统文化"了解之同情"的学术心态和研究方法在民初整理国故的运动中独树一帜,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重要文化遗产,"学衡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整体反思.     

近三十年来杨慎研究述评

作为著述之富为明代第一的杨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他的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秉承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对杨慎典籍的校勘整理;二是对杨慎诗学和文学创作的深度研究,特别是对杨慎俗文学的研究成绩较大;三是对杨慎学术思想的多维度研究,包括杨慎哲学、考据学和古音学。     

近三十年来杨慎研究述评

作为著述之富为明代第一的杨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他的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秉承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对杨慎典籍的校勘整理;二是对杨慎诗学和文学创作的深度研究,特别是对杨慎俗文学的研究成绩较大;三是对杨慎学术思想的多维度研究,包括杨慎哲学、考据学和古音学。     

谈清代考据学研究方法

就清代考据学的成因、勃兴、方法及著名学者考据方法进行分析,旨在对清代考据学研究方法作较为全面的论述。     

文献的当代选择--兼评《古典文献论丛》

1　　两百余年前的清代乾嘉时期,产生了著名的“乾嘉考据学”和一批卓有建树的学术巨子,如惠栋、卢文、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等人,他们或追究古音古义,或考订名物典制,或探求历史本原,或搜集版本、校订异同,形成了中国古文献研究、整理的高潮。两百多年来,对蔚为一代学术的乾嘉考据学,人们褒贬纷纭,莫衷一是。今天,当我们在2 1世纪之初,以继往开来的学术眼光平心静气地回溯乾嘉学术及其代表人物时,我们会发现,诸如汉学、小学、朴学、考据学之称,固然本身就已包含着所谓“之学”、“不知通变”、“目光短浅”…     

陈垣及其文献整理方法研究

陈垣先生发凡起例,对文献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建基工作,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传统,通过考证实践,将清代学术中各种零散的考据手段,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系统总结、缜密论证形成专学。其所归纳的义例和原则,至今仍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发挥着典范作用。     

谈清代考据学研究方法

就清代考据学的成因、勃兴、方法及著名学者考据方法进行分析,旨在对清代考据学研究方法作较为全面的论述.     

从文化观差异看梁漱溟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

胡适的孔子研究是其“整理国故”的一次具体实践。借鉴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胡适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其西化视域下的孔子研究也受到质疑和批判。梁漱溟的孔子研究基本上是回应胡适之论而起,但其结论往往针锋相对。梁漱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恰是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文化观的冲突。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古典文献学的重要课题——兼论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

我国的古典文献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从而形成的一门学问,就是文献学.在我国文献产生很早而文献学一词的出现却比较迟,这是因为先秦时期的文献研究,本来就处在萌芽阶段;汉代以来,从事研究和整理文献的工作实践,或者被称作“校雠”,或者被称作“国学研究”“整理国故”等等,从来没有得到正名.文献学的名词近代才出现,它既不同于历史上的“经学”“朴学”,也不同于“考古学”“语言文学”,它     

乾嘉学术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黄金时代

乾嘉学术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黄金时代闵定庆对于以考据学为主流的清代乾嘉学术，可谓众说纷纭。从对乾嘉学术内容和方法的客观分析可以看出，整理、研究、保存古典文献作为学术研究机体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将它代替学术研究的全部或贬低其重要性的作法，都不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