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东塾学派

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体──东塾学派李绪柏清代学术以考据学即汉学、朴学为中坚。朴学按流派，可分为吴派、皖派、扬州派、常州派、湘派、浙粤派等。乾嘉时期，考据学达于鼎盛，梁启超说：“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①。”清代广东朴学兴起...     

清代今文经学与维新运动

清代学术是中华传统学术的最后阶段 ,既是对中国古典学术思想的总结 ,又是古典学术通向现代学术的中介与桥梁。清代学术思想的正统派则是朴学 ,朴学的势力与前清朝运相始终。乾隆、嘉庆时代 (173 6— 182 0 ) ,是朴学的炙手可热的时代 ,以至于被称之为“乾嘉之学”。乾、嘉以后 ,清王朝内忧外患 ,而与之密切相关的朴学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真正对朴学举起叛旗并且在学术界激起狂涛的是今文经学。一、今文经学的起因　　 1.经济和政治原因清初学者的真精神 ,就在“学以致用”四个字上面。但在朴学独占时 ,一般学者都只在故纸堆中做考证工作 ,…     

继续的群众运动——试论乾嘉朴学风气的形成

朴学思潮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主要思潮 ,它的形成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这个过程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 ,皇帝的“稽古右文”、官吏的“上行下效”、徽商的“贾而好儒”及知识分子的“立言为上”是促成乾嘉朴学风气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转益多师是汝师 不废江河万古流——百年《文心雕龙》研究反思

本文在全面总结和反思百年《文心雕龙》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代学术,尤其是清代朴学的研究思想,适度吸收、借鉴国外学术思想与方法,提出了“文学制度”的研究思路,阐述了作者对《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些新看法。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乾嘉朴学与乾嘉诗派的递变

任何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但其契机的深沉因素无不源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学术文化背景。乾嘉朴学形成的同时,正是清代诗学发生蜕变的时期。乾嘉朴学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受其影响,乾嘉诗坛的“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先后入主诗坛,它们随着乾嘉朴学的历史轨迹的演进而递变,体现出各自的独特追求和审美理想。学术研讨与文学流派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胡适对清代“朴学”方法的总结和评价

胡适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精神。朴学在方法上表现为归纳法和演绎法并重,符合西方近代科学的方法。他将清代朴学的方法归纳为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即从已掌握的事实材料出发提出假设,然后用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旁证加以证明。这种不盲目信古的大胆怀疑精神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样解释“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是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在考据学中,尽管他极力以实用主义附会朴学方法,而他于考据学所作之发明,井非来自实用主义,而是来自朴学的启迪。     

清代朴学研究的重要拓展——评《朴学与清代社会》

近年来,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结合社会史来研究学术史的学者不乏其人。就18世纪的学术史研究而言,黄爱平教授是采用这种研究路径取得突出成就的中国学者之一。其《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都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专著。而其新著《朴学与清代社会》,可以说是一部反映清代学术史研究前沿水准的力作。朴学是清代绵延日久、名家辈出、著述如林的学术流派,它的形成、发展、衰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紧密相关,要把两者关系说清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朴学与清代社会》一书,在许多方面发表了有深度、有新…     

《汉学师承记》的著述风格和反响

清代学者江藩在嘉庆年间著成《汉学师承记》,正式宣布“汉学”为清代学术的主流。总结、记载自清初至乾嘉时期儒林家法之传授,经学著述之渊源,是江藩撰著此书的主要目的。本书的内容、观点、格局,为此后研究清代考证学奠定了基础。当日正统派学者以“朴学”相矜尚,文风贵朴实无华,江藩却能出类拔俗,在著作中倾注自己的感情,凸显学术个性。此书撰成后,曾引出龚自珍的一番评论和宋学营垒人物方东树的激烈诘难。     

从清代朴学看长江文化的特征

长江文化的审美型特征不仅表现在文学领域的楚声与吴歌、哲学和宗教领域的庄禅风格之中 ,也表现在仿佛没有任何诗意的历史考据学领域。朴学家以性灵治学的“人的自觉”与“学问的自觉” ,直觉的智慧洞观与鲜明的学术个性 ,超越实用功利的审美态度 ,赋予了“几为苏、浙、皖三省所独占”的清代朴学引人入胜的精神魅力。     

朴学的误读——兼论实证主义在近代中国

以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往往比附于西方哲学。这种方法是否恰当值得检讨。将清代朴学类比为西方实证科学,认为朴学是实证科学在中国的一个范例,即是一例。这是对朴学的误读。朴学其实有其内在的学术发展规律,是中国学术土壤中结出的果,它与西方实证科学完全是两回事。受实证科学影响发展出的西方实证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而接受实证主义思想的中国的学者,其实不论对实证主义还是对中国哲学都有误读的成分。厘清这些成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特点的理解。     

“学术共同体”与“儒林”传统

一、“儒林”的学术特点 我们可以讲,中国历史上是有“学术共同体”的．例如汉代的经学圈子,宋代的程朱张陆,清代的朴学家门派,都算得上某种意义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带有影响意识形态的意味的。当然,古人是不会称之为“学术共同体”的,一般会称他们为“儒林”。《明史·儒林传》的序称：     

论徽派朴学对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徽派朴学是清代源于徽州而传播至全国的学术流派,以求"实"求"是"为治学方法,重《诗》《礼》,擅长考证与质疑。徽派朴学在代代相传的学者著作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重大影响。现代文学发生后,徽派朴学作为一种学术方法或文学批评思想,在现代文学批评中似断实续地存在着。在新文学发生期,徽派朴学是先驱者的参照。新文学发生后,徽派朴学被一部分文学理论家扬弃地借鉴。现代文学批评发展中呈现的某些特征,在徽派朴学中能够找到理论依据。     

清初学术的两次转变及其思想史意义

清初,我国学界出现了一股屏弃宋明理学、竞尚古经的思潮,史称朴学思潮,延至乾嘉终成气象。_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学术方向的扭转,即朴学压倒理学,演成趋势;另一次是学术理路的改变,使经学研究偏离经世致用的传统,走上了纯学术化道路。第一次转变发生在社会新旧交替时期,属于“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的思想革命;第二次转变发生在一个学术思潮内部,属于朴学运动自身的发展与深入。事实上,也正是第二次转变。彻底终结了理学时代,迎来了朴学的全面昌盛。     

评胡适对清代朴学方法的改造

清代朴学曾以注重实证,严于求是的治学方法而开一代学风。中国哲学步入近代以后,章太炎、王国维等思想家在发掘、运用朴学方法的同时,又从不同角度对它作了某种改造,从而多少推进了这种传统治学方法的近代化。胡适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这一历史趋势,主张“用科学方法来修正考证学派(即清代朴学——引者)的方法”。在胡适那里,     

戴震对清代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影响

戴震是清代学术集大成者,他的治学方法对乾嘉学派的形成及其治学特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求实的朴学作风,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清后期广东学术文化的奠定者阮元

嘉道之际阮元督粤开学海堂是广东学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从此,朴学运动兴起,深刻改变了广东社会文化的整体面貌,提升了广东的学术地位。在著述、人才、教育、藏书、刻书诸方面,都有明显而巨大的变化。阮元是清后期广东学术文化的奠定者,其历史功绩值得后人永远纪念。     

《中国金石学概要》与马衡先生的学术贡献

马衡先生（1881-1955）是近代著名的金石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社长。其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一方面继承了清代以来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又能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金石学，开创了近代金石学研究的新局面。值西泠印社举“重振金石学”大帜之际，草撰此文，在回顾历代金石学研究的基础上，对马衡先生《中国金石学概要》一书的学术成就进行初步探讨，并总结其在金石学上的主要贡献。不当之处，祈望同道匡正是幸。     

乾嘉朴学的缘起及启蒙意义

“明清实学”向“乾嘉朴学”的转折 ,与清朝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微妙而复杂的社会心态有关 ,更与实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学术理路有关。朴学家以纯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考订整理出儒学经典的本来意义和真实面目 ,抖落了自汉唐至宋明附加在儒学经典上的种种纲常伦理说教。正是这种“金粉尘垢”的抖落 ,使得乾嘉朴学与反封建的近代维新思潮有了某种明显的相通     

现代科学观视域下的清学研究及其方法论得失——以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为中心

胡适、傅斯年从进化史观角度,以近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清代学术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胡适认为,清学是对宋学科学方法论的发扬,两者是一脉相承的;清代朴学最具科学精神,但与西方科学相比则存在很大不足。傅斯年主张,清代学问是历代学问中最可信和最有条理的;近代中国史学盛于清代。他们着力发掘清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意义,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传统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为中国现代学术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们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其对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意义,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探讨其学术方法论的得失对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