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重塑乡土文化自信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乡土文化自信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底气,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支撑。新时代重塑乡土文化自信,发挥着乡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乡风文明建设的“导航灯”、和美乡村社会构建的“黏合剂”、城乡融合发展的“连心桥”的重要价值作用。目前乡土文化生成载体的缩减、多元文化价值的角逐、传承主体的断代等困境,使重塑乡土文化自信面临严重挑战。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乡土文化多样性生成,深度挖掘优秀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引育结合壮大乡土文化传承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是重塑乡土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     

乡村振兴视野下和美乡村建设评价模型研究

和美乡村建设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视野下建设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从美丽乡村到和美乡村，既是新时代党对乡村建设内涵的进一步拓展，更体现了党对乡村振兴目标的进一步优化。通过梳理和美乡村的内涵与外延，借鉴美丽乡村建设的得失经验，尝试建构和美乡村建设评价模型。具体而言，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依据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并借鉴《美丽乡村建设指南》(GB/T 32000-2015)《美丽乡村建设评价》(GB/T 37072-2018)设计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5方面的23项重点指标。运用该指标体系对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的5个典型代表：黄固寺村、曼远村、梁家河村、查干湖渔乐新村、官路社区进行实证分析。据此经验材料评析，初步设计和美乡村建设评价模型，以期对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起到一定推进作用。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模式解读

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三个面向”与“三个属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坚持文化发展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而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则是培育“四有”公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构建和谐社会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按照“矛盾同一性原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摒弃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消除物化，实现自我全面发展，构建人自身的和谐关系。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谁在谈?谈什么?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研究现存政策、理论与实践三种取向。主流政策派聚焦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顶层设计,围绕其历史必然性、提出必要性、实施机制、规避误区展开论述。学术理论派重点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内涵与立论基础,围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意蕴,形成整体与内部二维视角解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论、百年乡建承继论、城乡融合发展论、外部风险应对论与“和”文化继承论等立论基础,并瞄准农民村庄复合向度探讨其内生动能。基层实践派主要关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保障,认为应以县乡村三级干部、企业和社会组织为实践主体,根据其各自定位承担不同职责,实现优势互补。然而,作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主体的农民却被排除在话语体系外,导致政策、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断裂。此种断裂与理论阐发、现实关涉、国际对话缺位等共同构成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理论深化与实践效能提升的制约因素。因此,未来研究应聚焦农民、理论、现实、对外和整体视角,提升研究实效性、学理性、针对性、包容性及系统性,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践—理论—政策”大循环。     

乡村振兴视域下“人的现代化”实践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人的现代化”是指在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使人的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达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乡村振兴与实现“人的现代化”两者相互关联,彼此渗透,共同构成乡村振兴的行动基础。在乡村振兴过程实现基层农民群众“人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方面探讨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农民主体性、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浙江省美丽乡村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美丽乡村建设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在论述了“美丽乡村”的概念和意义基础上,从治理之美、发展之美、和谐之美、生态之美和文化之美5个层面,选取24个代表性的指标构建了浙江省“美丽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方法对浙江省近7年（2008-2014年）的“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种成效在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等方面均有所表现。     

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大任务，绿色发展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必然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古人“天人合一”智慧的弘扬。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必须培育和提升农民绿色发展主体意识，构建农业绿色发展全产业链和价值链，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以科技引领创新，完善农业绿色发展法律法规，强化监督机制，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从以下几个方面创造性地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过程。二,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是互为前提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秦巴深处最美乡村

地处秦岭巴山之间的安康市平利县龙头村，是陕西省安康市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村”，名列“中国十佳最美乡村”。这里生态资源丰富，自然环境优美，是陕西省十大热点乡村旅游目的地之一，2011年跻身中国最具潜力景区排行榜。     

“第二个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效应

“第二个结合”孕育于“第一个结合”，又具有与之不同的特质并行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它产生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是社会实践发展不断演进的结果。反过来，“第二个结合”直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从不同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不同效应。具体表现为：在造就文化新形态中，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据；在思想解放中，“第二个结合”创新了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的理论和制度空间；在相互成就中，滋养中国式现代化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确理解把握“第二个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效应，有助于深化对“两个结合”的认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与理论贡献探析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是我们党推进“三农”工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就生成逻辑而论，这一论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乡村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地区工作的乡村建设实践延续和升华；就丰富内涵而言，深刻回答了乡村振兴的目标定位问题、城乡融合发展问题，以及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乡村振兴的方法、乡村振兴的价值和乡村治理的方向等问题；从理论贡献来看，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发展。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有助于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有助于促进“三农”现代化发展，有助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同时也为破解全球乡村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超越“物是人非”的文明形态

人与物的关系是理解文明形态的基本视角，正是在人与物的非此不可的关系中，文明才得以产生和发展。从人和物的关系视角可以将文明分为物非人非、人是物非、物是人非、物是人是等类型，其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相契合。西方现代化及其现代文明形态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造成了人的全面“物化”,在根基处具有“物是人非”的特性。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求的是“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它不是简单的扬人而抑物，而是要让物和人都“是其所是”,从而在本质上朝向“物是人是”的理想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张扬基于人的存在理性的实践理性主义，是马克思所谓“历史之谜”的当代自觉解答，实质上指向人类的公共文明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物是人非”的文明形态，这一进程具有无比的艰巨性、复杂性，特别需要一种表现为历史耐心的历史主动精神。     

共同富裕与三轮驱动的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深刻理解共同富裕内涵,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就必须深刻理解共同富裕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要将共同富裕放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理解。未来15年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将由中国制造、科技进步和中国式小农户经济三轮驱动。当科技进步取得决定性进展时,建设强富美的中国乡村,加速实现共同富裕,就正当其时。     

发展农村社区合作组织是建设新农村的需要

发展和建设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应遵循合作社原则，坚持“姓农”的方向，依法进行内部管理，才会使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健康发展；客观、具体地分析传统农业文化对于农村变革的正、负效应，继承其积极因素，才能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建构适合中国特点的、有利于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具有不同层次的农业文化；新农村建设要通过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生态化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推动农村走上文明发展之路；还必须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大农业科技的引进和开发力度，走科技兴农道路；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通过制度创新，组织生活在各地的“村里人”捐资、捐劳，可以有效解决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是新时期城市反哺乡村的有效方式，竞出“农”字，建立社区参与制度，乡村旅游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进展评析、目标定位与对策选择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和特色,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新征程上中国式农村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但仍面临诸多制约,体现在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但与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农村公共服务不断健全,但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仍有差距;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但离和美乡村的要求仍有差距;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但与治理方式务实管用的要求仍有差距。推进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就是要坚持乡村建设始终为农民而建,坚持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发展,坚持务实管用创新发展的乡村治理,坚持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农村发展活力。扎实推进新征程上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要在县域城乡融合中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科学规划乡村建设及持续提升乡村宜居水平,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完善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     

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的路径与模式刍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邹平模式”代表了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学者发展乡村以引发都市的路径；而为学界长期忽视的青岛乡村建设运动则采取的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模式。“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各界对乡村改造与发展道路探索的两个路向：从乡村走向都市抑或从都市走向乡村。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与乡村的关系角度对青岛与邹平乡村建设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无借鉴意义。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青岛乡村建设运动模式已经具有都市“反哺”乡村、城市文明“反哺”乡村文明的意涵。     

地方性知识驱动乡村文化振兴:历史逻辑、价值共生与体系重构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剧烈变迁，乡村文化逐渐衰败，乡村社会严重失序。当前乡村振兴的重难点在于如何振兴乡村文化，而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源自当地文化的知识，与乡村“天然共同体”是一致的。传统社会，地方性知识与乡村文化交互建构，而近代以来，二者又具双向消解关系。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性知识是发展乡村产业、培养乡村人才、保护乡村生态、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和保障，它与乡村文化振兴存在育民、富民、乐民等方面的价值关联。以地方性知识“内生性重构”乡村文化，能够促进乡村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进而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能力本位论与21世纪中国的发展

本文提出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主要功能，是为发展提供“核心理念”；这一理念就是“能力本位”；本文对“能力本位”的基本理论内容作了系统的阐述，并着重就能力和品德的关系做了论证，分析了“能力本位”对当代中国发展、尤其是２１世纪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还提出了“能力人”假设，论述了“能力人”塑造的实践意义。本文强调能力本位是对我国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某种程度实际存在的权本位、钱本位以及“关系”本位的一种批判；在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文化价值观或人格基础时，强调应以道德人为前提，以能力人塑造为中心。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及其表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丰富而深刻，是新时代新征程理解把握二者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人民至上的立场原则、和谐共生的思维理念上建构起彼此相契合的同一形态；就实践逻辑而言，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的现代化探索和建设之路上对中华传统文化确立了批判继承、守正创新的辩证思维理念；就价值逻辑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根”“魂”渊源的内在关系，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展示中国气象、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方面的独特价值作用，向世界传递当代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文化自信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