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基于“规避—风险”效应的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少。基于风险规避效应,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显著抑制了企业违约风险、增强了信息透明度,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以及媒体监督会强化社会责任履行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融资的经验为转型经济国家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补充,对于纾缓融资难题大有助益。     

中国内资和外资企业隐含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OECD-AMNE数据的MRIO-SDA分解

【目的/意义】“双碳”目标下准确测算我国内资和外资企业的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合理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和实现外资与环境的共赢发展。【设计/方法】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跨国企业活动数据库，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及结构分解法对中国内资与外资企业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论/发现】研究期间我国10%～15%碳排放来源于外资企业，生产责任原则高估了中国的碳排放责任；外资进入对我国内资企业碳排放的拉动效应不显著；高碳行业煤炭消耗碳排系数下降显著抑制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增加；国内内资最终品需求和外资最终品出口显著促进了内外资企业碳排放的上升。总之，清晰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促进内资与外资企业碳减排合作和降低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消耗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     

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挖掘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0—2019年中国实体上市零售企业的年报信息,采用文本挖掘法测算了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实证检验了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改善管理效率对经营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从数字化转型的分维度来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经营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数字化商业模式和数字化渠道的作用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化转型对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当中;规模过大会抑制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东中部地区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经营效率的影响显著,但是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因此,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大数字化技术应用力度,发挥国有企业示范作用,以及克服“大企业病”,均是促进零售企业经营效率提升的关键。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自愿性审计需求：抑制还是促进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会对企业的自愿性审计需求产生何种影响?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自愿性审计需求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孕育数字技术的潜在风险”以及“加剧人与技术的不信任程度”两类作用机制促进自愿性审计需求;这一促进效应还与企业人力资源水平密切相关,在高管经验更为充足、员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情况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经济后果和自愿性审计需求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也为政府合理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审计监管部门调整监管政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研究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可以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后估计结果依然显著成立。从作用机制看,数字化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能力、结构优化和资源利用这三种途径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规模大、非高技术和ESG责任高的制造业企业内实施数字化可获得更大的促进效应。深入揭示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为数字经济与绿色制造的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旅游地邻近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基于中国旅游景区的研究

广泛的研究已经论证了旅游地发展与所在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高度互动关系,但旅游地是否影响周边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仍然是一个尚未解答的问题。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搜集旅游地及上市公司空间坐标数据,开发了一套企业旅游地邻近的地理数据集,研究旅游地邻近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结果表明：旅游地邻近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而交通便利度可以强化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此外,东部地区旅游地邻近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正向效应更强,国有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更易受到旅游地影响,旅游地邻近对非旅游要素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引导作用更强。从旅游地视角拓宽了制度理论和地方依恋理论的应用边界,为认识旅游地对企业的辐射效应提供更多证据。     

网络嵌入对制造业企业品牌价值影响机理与作用边界的整合

制造业企业品牌价值的塑造与提升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网络嵌入对品牌价值影响路径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动态性在网络嵌入、社会责任与品牌价值关系中的整合边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网络嵌入与制造业企业品牌价值间具有积极关系,关系嵌入、认知嵌入和结构嵌入程度越高,品牌价值越高;技术动态性在网络嵌入与品牌价值关系中具有显著的整合边界作用,即随着技术动态性的提升,网络嵌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品牌价值的作用下降;市场动态性在认知嵌入、关系嵌入与品牌价值的作用过程中同样具有整合边界作用,但社会责任在结构嵌入与品牌价值关系中的路径作用并未受到市场动态性的影响。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考察了2006—2019年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底层技术和应用技术的数字化转型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为充分发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引导和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氛围和有利条件。     

高管海外背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随着上市公司和跨国公司对社会影响的扩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我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的核心推动力。以我国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动因为起点,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和低法制环境水平下更加显著;而在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和高法制环境水平下,高管海外背景难以发挥促进作用。文章将丰富高管海外背景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企业如何构建高管团队和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验证——基于湖南省上市公司数据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维护社会和谐、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8年沪深两市湖南省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其形成原因.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面对当前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必然选择。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结合国泰安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成本加成率,该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对于高生产率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及高市场规模地区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及研发创新效应带动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所采用的数字技术中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边际成本对企业成本加成率产生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支持与创新效率——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力度不同阶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创新效率的视角寻找政府支持的合理区间。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受到政府支持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政府支持力度低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正向关系。政府支持高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负向关系。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规模企业门槛效应依然显著，小规模企业则不再存在门槛效应，为企业和政府推动创新效率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组织韧性和环境不确定性视角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从反弹和反超维度检验组织韧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的中介效应,探讨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组织韧性,且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组织韧性促进企业创新,即反弹韧性、反超韧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发挥中介效应;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的作用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与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更明显。因此要在充分考虑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的基础上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增强组织韧性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大对非国有和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医药类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企业的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价值,还要兼顾社会责任。医药行业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特殊行业,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以2014—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医药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两个独立中介效应促进企业价值的增长,还可借助提高政府补助与缓解融资约束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提升企业价值。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股权集中程度高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都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但两个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在股权集中度低时显著,股权集中度高时不显著。     

产业数字化与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基于非位似CES生产函数的研究

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使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企业可以通过数据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理论上,非位似CES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引入数字要素分析出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机制;实证上,数理分析的结果为构建实证模型提供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测算出2012—2020年中国491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可用于定量分析。研究表明：产业数字化对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数字与非数字生产要素结合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是激发企业规模经济效应的重要机制。后续的DID外生冲击检验发现,激励政策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政策效果受地区差异以及企业异质性的影响。这一研究结论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探索更合理的指导方针来放大产业数字化的规模经济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升级与高质量就业

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企业经营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也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升级以及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升级。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扩张经营规模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仅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讨论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扩大了对高、低学历层次劳动力的需求,表明数字技术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劳动力工作效率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推动了企业层面高质量就业的实现。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要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注重对内部组织架构的数字化改造,提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实现高质量就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超额商誉抑制

在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大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于推动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近年来上市公司超额商誉带来的巨大商誉泡沫已成为隐藏在资本市场中的重要金融风险因素,给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和企业健康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自我规制的治理策略和长期价值追求,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企业声誉,抑制了企业超额商誉,且股东责任履行对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于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控股、管理层过度自信、审计师来自非四大事务所和被并购方处于业绩承诺期的企业中。此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可以通过抑制超额商誉来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当前应着力优化监管和治理水平,推动上市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充分释放企业提升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正向经济效应。     

新冠肺炎疫情下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基于非常态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外生冲击事件,选取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589家中国上市企业相关数据,依据产权性质和地区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程度进行分组,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作为调节因子,深入考察在突发事件冲击下预防动机、交易动机影响企业现金持有的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以及非常态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特殊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会减弱预防动机和交易动机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程度;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预防动机影响效应具有调节作用,而在交易动机上不明显;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对现金持有预防动机的影响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且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严重的地区更为凸显,而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因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企业应及时调整现金管理策略,在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现金持有决策,推动社会责任履行常态化,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战略目标。     

互联网使用对个人收入的提升作用及分化效应研究

【目的/意义】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发展迅速，但个人的互联网应用能力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日益深化的互联网时代，探讨互联网使用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对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有重要实践价值。【设计/方法】基于CGSS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基本回归比较、探索性因子分析、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识别因果效应，并辅之以敏感性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个人收入的提升作用与分化效应。【结论/发现】考虑应用能力，互联网使用的个人收入提升作用显著且稳定，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城市而言农村人口在互联网使用受益更多，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收入提高效应更明显，年轻群体的互联网使用收入溢价更高，技能分层后互联网使用红利分化特征显著。在接入可及不均衡状况改善阶段，互联网使用收入提升效应显著。跨越该阶段以后，需重视如何应对互联网使用“红利分化”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