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先秦道家哲学主要名词通释

目录(一)先秦道家的中心思想(二)进行研究的方法(三)先秦道家思想与医学的关系(四)“气”(五)“精”、“神”、“明”(六)“一”(七)“德”、“理”(八)“道”(九)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一)先秦道家的中心思想道家是先秦哲学中主要六家之一。六家的分别,是从司马谈开始的;这是汉朝的历史家对于先秦思想研究的成果。这种分别不完全是科学的;例如在这六家之中,在许多家的内部,都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但是就先秦哲学思想发展的某一个线索说,这个分别也有一定的根据。有人说,先秦没有道家。这话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先秦没有道家,是因为先秦没有这个名称,这个理由是不充足的。所谓六家这些名称,本来是后来历史家对于先秦的哲学派别作了分析研究以后给予它们的。除了儒墨两家是用先秦已有的名称之外,其余各家也都是新立的名称。不仅道家这个名称是先秦所没有的,就是名家和法家等名称,也是先秦所没有的。如果说,先秦没有道家,因为没有这种组织,这个理由也是不充足的。先秦哲学派别,除了墨家有严密组织之外,儒家都宗奉孔子,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是像名家和法家,既无组织,也很难说其中的人有什么师承的关系。     

从先秦本体哲学看儒家的“显学”地位

先秦哲学对宇宙本体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种，即天本论与道本论。儒家、墨家属于前者，道家、法家属于后者。与古希腊哲学的始基相比，被先秦哲学奉为宇宙本体的天与道具有相同性和相通性，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先秦仅有的两家“显学”均出自天本论。作为中国哲学的初始形态，先秦哲学与宗教天然合一，儒家、墨家的尊天、祭天满足了人的宗教诉求，在孔子、孟子和墨子那里，天是宇宙本原，也是祭祀对象。这表明，天与道又有差异性，天本论浓缩着宗教情结，有宗教功能，这是道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在先秦同为“显学”的儒家与墨家，在秦后命运悬殊——儒家被独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墨家式微、甚至成为绝学。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伦理本位，强调以道德完善的方式与天合一，并且突出天人之间的上下关系，这些迎合了‘宗法等级的需要；墨子崇尚功利，把天人关系说成是互利互惠的平等关系，功利主义旨趣尤其是其平等意识为社会所不容。     

先秦儒家的言意观初探

当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先秦儒家中最早明确提出言意关系理论的是《易传》，本文认为应当追溯至儒家创始人孔子。本文对孔、孟、荀三位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言意观作了初步的考察与概括的描述，认为儒家言意观的基本方面是主张“言尽意”论的，肯定言意之间有相对稳固的关系，对人类语言的表意功能持有信心；但也初步发现在涉及形上超验领域时，日常语言的某种局限性及言意之间的某种不一致，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言不尽意”论也有某种合理性。     

儒道言意之辩与中古文论言意理论

"言意"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问题在中古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古"言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儒家、道家不同的"言意"观和魏晋时期发生的"言意"之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是儒家、道家不同的"言意"观和魏晋时期发生的"言意"之辩促成了中古文论"言意"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     

论道家伦理的二重结构及其影响

论道家伦理的二重结构及其影响姜生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天”是最高的伦理价值象征。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将“天之道”与“人之道”在互相的对照中予以彰显，用两个不同境界的价值等差所形成的心灵迫力，以“反者道之动”为轴枢，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伦理理想。一、...     

郭店楚简儒家哲学思想与宋代理学

考古发现的郭店楚简中有14篇多为过去未曾见过的儒家文献，其中的《性自命出》、《语丛》等提出了有关“性命”的学说，与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的有关论述大体相同，反映了先秦时期儒家对世界、社会、人性的哲理性探索，从而形成儒家早期的哲学理论。宋代的程朱理学是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的，是对先秦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在宋代的一种重新建构。     

老子以"道"为本的言意观

老子以“道”为本的言意观是道家言意观的基础。他以“道”不可说论为生发的基点,显示了语言不可能与世界亲密无间的倾向。老子认为,意可通于“道”,但言与“道”隔,不得已而用时只能“强为之名”。老子提出“行不言之教”并不是否定言之功用,而是要求运用合道之言,即“希言”、“贵言”和“言有宗”,其实质是“其中有信”。而对形式上的要求则是要运用“善言”,要“无瑕谪”,从而达至用言的最高境界。     

《淮南子》“势”论对法家思想的扬弃

《淮南子》中“势”的论述,体现出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承续和扬弃.在对“势”的来源问题上,同法家类似,《淮南子》强调尊君,肯定“势”的权威性,但同时,对于“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进行了道家式的理论论证.在“势”的运用上,《淮南子》同样运用道家资源,暗示出对于“君势”的节制.由此对君人之道和君臣关系也体现出法家、道家和儒家的融合.     

儒道佛的纷争与融合

儒、道、佛鼎足存在,各膺其说,儒家奋力“入世”,道家悄然“出世”,佛家劝人“避世”,三者各不相眸。然而,经过长时期的争斗与交融,明争暗合,截长补短,互变互用,儒家思想浸入道、佛,道、佛思想溶于儒家,而道与佛又互为渗透,致有宋明理学、佛教禅宗和道教全真道的兴盛。趋舍异路,殊途同归,其间多有波澜曲折,关系极其微妙,兹分三层解说;先言儒与道由分而合,次言佛与儒道的冲突与交融,再言三家交融的结果。     

先秦儒道之争简论

先秦时期 ,儒道两家思想处于对立且有渗透的状态 ,这可以从孔子与老子的接触对话以及两家学派的思想主张两个方面去考察。在孔老对话的过程中 ,孔子问礼于老子 ,彼此比较能够尊重理解对方立场 ,措辞亦不甚激烈。早期儒家向道家汲取了部分思想来充实发展自己 ,而道家也有利用儒家思想作为阐述自己学理的论据材料。道家学派在吸收利用孔孟思想的同时 ,对儒家强调的仁义道德、礼乐教化进行了严辞批判。相对于孔老对话的交流 ,这主要付诸儒道经典文献记载。     

相反相成,和谐人生——孔子、老子人生哲学的启迪

无论学术传统还是文化传统,常将儒家与道家、孔子与老子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加以观照和研究。通过对读先秦儒家与道家典籍中的相关文献,尤其《孔子家语》与《道德经》,可以看到孔子与老子的人生哲学实是深深扎根于西周文明土壤的并蒂之花。两者在人生哲学的诸多方面存在极大的相通乃至相同,这也启迪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先秦儒家与道家文献的理论意义及其对于和谐人生的实践意义。     

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及原因

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学界众说纷纭，有主道家说，有主儒家说，笔者认为司马迁极大地吸收了儒道两家的合理有效之成分，以儒家为主，巧妙地融两家为一体。为此，本论文分别论述了司马迁对儒、道两家思想的接受和批判，最后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家学渊源、个人遭际等方面阐述了司马迁之所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及道家思想的原因。     

司马迁学术思想中的“道”“术”观

“道”与“术”在先秦是公共概念。在汉初学术融合的环境下，司马迁通过对道、术概念区别运用表现出：儒家体现了对道的整体性与客观性的全面把握，而道家的术只是对道的片面把握。没有把握道之全面性与价值性的术只是权谋的策略。道还表现出浓郁的价值追求，这使得道的本质可以被个体人所把握与担当。对道的新认识是司马迁儒道融合而归宿儒家的重要思想起点。     

先秦义利观的历史反思

本文论述了先秦诸家中儒家尚义轻利、墨家重义贵利,道家义利双弃、杨朱“为我”、法家重利贱义的不同义利观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活句”与“死句”——道家美学的语言策略

历史上儒道两家的关系,多是儒家唱主角而道家演配角。所谓“儒道互补”,往往是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依现实社会之需要而以道补儒,即因着道家的思想来修正、调整、补充、扩展自身。儒家之“在朝”与道家之“在野”,主宾关系历来比较清楚。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则不然,道     

儒道审美理论的对立、互补与融合

从审美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审美术体入手,分析了儒道两家对作为审美本体的“道”的不同解说,即儒家是伦理之道,道家是自然之道。立足于不同的审美本体论,儒家把审美过程看作是一种以情感为中介的感性活动,即感性观照;而道家则把审美过程理解为一种超感性的纯主观的心灵活动,即内省体验。这决定了儒家审美理论的功利色彩和道家审美理论的超功利性。并从美学史的角度,论述了儒道审美理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过程。     

关于儒、道、佛三家的理论极限

儒、道、佛(禅宗)三家理论构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从理论“终极关怀”的视角看,三家皆有自身的理论极限:在儒为“天命”,在道为“无极”,在佛为“拈花之境”。三家理论既有纵向的衔续性,又有横向的涵纳性。道家以“无限”实现了对儒家的超越,佛家以“心法”实现了对道家的超越,最后由宋明理学完成了对三家的综合性超越。准确地找到这三个极限,对于在宏观上重新认识儒、道、佛三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或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儒道德治精神与圣功法门

中国传统德治理论是以治者的修身为基础的 ,但同时也注重社会的道德教化。修身和教化的法门是圣功修行。儒、道两家都提倡圣功修行 ,但旨趣有所不同。道家圣功是为了达到“自然”的境界 ,而儒家圣功则在通过静心以破除私欲 ,增进社会责任感。在先秦儒道德治理念的影响下 ,汉代以来的道教也重视道德教化 ,将伦理修养作为入道的重要条件。道教文献所言“圣功”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养生理论 ,尽管其中存在某些神秘因素 ,但所包含的“劝善修德”理念却具有积极意义。     

论中国思想儒道互补基本格局的形成——从《淮南子》的杂说起

思想综合是汉初思想界的特点 ,先秦的诸子百家到了汉初已经被太史公总结为儒、法、名、墨、道、阴阳六家 ,但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 ,形成的却不是儒学独存的思想局面 ,而是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这一基本格局长期保持 ,直到佛教传入并发展成势 ,才改变成为三教鼎立。就汉初的思想形势而言 ,儒家能够取代道家成为思想的主流 ,却不能取消道家的独立学派资格 ,这是因为道家的“道”以批判现实的姿态敞开了一切可能 ,足以弥补儒家的“天”以现实为惟一可能的封闭倾向 ,因此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思想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