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特洛伊》中的“隐性进程”

“隐性进程”是国内叙事学研究学者申丹提出的一种崭新的叙事学概念,用以指示显性情节背后的叙事暗流。在沃尔夫冈·彼得森执导的美国电影《特洛伊》中,存在着一明一暗、齐头并进的双重叙事轨迹。显性叙事以战争发展为主线,“隐性进程”则聚焦于英雄们的日常生活。透过电影中的“隐性进程”,观众既能看清人物形象的多面性,又可以管窥藏匿于显性战争主题背后的多元题旨。     

隐性叙事视域下《傲慢与偏见》中的阶级观建构研究

申丹教授在她的隐性叙事理论研究中提出:在许多叙事作品中,情节发展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个隐性进程。隐性叙事进程作为情节发展背后的暗流,旨在表达与显性情节互补或相反的主题。这些主题互相制衡,相辅相成,从而使文学作品更具戏剧性,创造出不同以往的审美价值。以隐性叙事理论为指导,重新分析研究《傲慢与偏见》这部经典文学作品,发现小说表层情节叙事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叙事暗流,即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对上层阶级的态度并非静态不变的,而是随情节发展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小说开端的淡然和戏谑,发展到小说中部的期待与认同,再至后半部与结尾对上层贵族阶级的融入和同化,这也体现了作者本人阶级观的动态变化和两面性。     

反战主题背后的履职重要性——比尔斯《空中骑士》的双重叙事运动

从古至今,中外小说研究一直围绕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展开,从各种角度挖掘其深层意义。然而,笔者发现,在不少小说的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一个与之并行的"隐性叙事进程"。两者走向不尽相同甚或完全相反,在相互补充或相互颠覆的过程中,表达出丰富的主题意义,塑造出多面的人物形象,引发或邀请读者做出复杂的反应。在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空中骑士》中,就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运动。其情节发展围绕战争的残酷无情、儿子被迫弑父的悲剧展开,而隐性进程则围绕履行职责的重要性展开。我们若从头到尾追踪这并列前行的双重叙事运动,关注其既互相冲突又互为补充的复杂关系,就能更为准确地把握作品的修辞目的并更加全面地理解作品的内涵。此外,若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将注意力从单一叙事运动拓展到双重叙事运动,还能在多个方面发现理论创新的机遇和研究扩展的空间。     

现代小说叙事主体的分化及其比较

叙事主体主要包括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传统小说中二者基本一致,普遍信奉叙述者权威的原则。在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中,叙事主体以及主体的评价都发生了变化。由于中西现代小说的内涵不同,导致这些变化也出现了差异:西方现代小说打破了传统“全知叙事”的方式,其主体分化动摇了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单一评价转向多重评价;中国现代小说摆脱了传统白话“口述”方式的“全知叙事”,基本上仍信奉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显性评价转向隐性评价。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也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叙事主体分化。     

"怨女"银娣的挣扎和悲剧 ——基于隐性进程理论的解读

张爱玲的《怨女》不仅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银娣自己的救赎史。小说描述了“怨女”银娣坎坷悲剧一生，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展现了娘家的乡下生活与婆家姚家大家族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两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银娣虽然改变了物质生活，但是精神生活却陷入了荒芜，姚二爷的身体残疾和姚三爷的无情将她的梦彻底地粉碎。银娣的反抗、挣扎跨越了时空，成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个体和群体的象征，张爱玲实际上是希望通过银娣的实践和经历，来探寻女性的摆脱命运之路。《怨女》有很多张爱玲渴望诉说之言，只是这些言语隐藏在文字和显性进程的后面，如果能够采取“显性进程”和“隐性进程”理论阐释《怨女》，将会使深层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揭示起着重要的作用。《怨女》显性进程围绕婚前、出嫁、婚后、偷情、分家、借债、躲债等情节展开，而隐性进程则隐藏的是造成银娣人生悲剧的社会根源。在父权的社会中银娣希望通过婚嫁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这条路是十分艰难的，小说中显性进程和隐性进程相互之间形成呼应、衬托与补充、完善，使得《怨女》的主题更加丰富，银娣的形象更加丰满，其哀怨更加令人扼腕。      

《被掩埋的巨人》与电影《潜行者》联动的双重叙事进程

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在运用神话方法以及在建构双重叙事上有互文性关联.将小说与电影进行联动叙事解读,能揭露出石黑一雄小说中隐藏的、与表面情节发展轨道所奠定的基本叙事基调相悖的另一层隐性表意轨道及主旨.在小说的表面情节发展轨道上,叙述者以一种宏大叙事式的、对聚焦人物不施评判的客观立场和叙述目光进行叙事;而在小说的隐性表意轨道上,叙述目光又在跟文本外部的电影的互文及共鸣中,透露出一种与读者所认识的故事表面意义相对立的深层反讽意义.     

费金形象被忽略的异质性：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隐性叙事进程

狄更斯《雾都孤儿》中费金的红胡子、红头发、红眉毛、犹太长袍、违法营生等典型特征,与英国文学中犹太形象的传统俗套一脉相承,是批评界长期关注的重点,而费金形象背后的异质性却为以往的研究所忽略。借助“隐性进程”的研究视角,挖掘小说显性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隐性叙事”——有关费金宗教、饮食方面的异质性叙事暗流,与以犹太恶棍形象为主导的情节发展相互排斥,与小说中的基督教济贫院叙事相互对照,从中可以发现狄更斯对于维多利亚社会基督教价值观的讽刺与批判,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该经典作品深刻的主题意义。小说中费金的犹太性,与其说是狄更斯刻意迎合读者的种族偏见,不如说是狄更斯利用了这种集体偏见反讽了自诩道德的基督教社会的自负与虚伪。     

川端康成《雪国》的双重叙事声音

《雪国》叙事上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叙述者赋予了形式叙述者双重的叙事声音,或曰对形式叙述者的事后性话语进行了双重编码。双重叙事声音互相矛盾,在维系和暴露文本表层的不可靠叙事时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矛盾和平衡诱导着充满含混矛盾印象的阅读去面对语义和情节的复杂性,特别是潜故事形态的复杂性,极大地增加了文本中情感和思想的容量。     

美国梦的幻灭与延存——《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双重叙事研究

文章依据申丹的双重叙事理论,采取整体细读法,把宏观阅读和文本内部的叙事运动相结合,分析文本中存在的隐性叙事运动——对盖茨比的嘲讽、对叙述者尼克的嘲讽、对美国社会中优势群体对落后群体精神殖民的嘲讽,以及最为核心的人的存在——美国梦的延存。在成因上,受制于流行文化,社会历史语境,小说本体,阐释框架的共同作用,小说作者修改文本的内容,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使得双重叙事难以被批评家发现。     

论迟子建小说《炖马靴》的叙事艺术

迟子建的《炖马靴》叙述风格空灵纯净,小说讲述语调轻松,在平淡书写中点化出小说文本别样的诗性意境.《炖马靴》文中叙述者"我"呈现出"第一人称叙事边缘化"的特征."饥饿"作为一种独特的环境描写,成为了文本的"隐性进程",它更多呈现出一种隐匿性,隐藏于情节的叙述之中,对其进行补充和说明.文学的审美属性为历史的记录提供了更具关感的叙述形式,叙事语言本身带有浪漫色彩,其富有诗意的描写,也呈现出诗性特征.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回旋跨层叙事的美学特征

韩少功的小说《日夜书》存在两个相对固定的叙述者：“回忆者-陶小布”和“亲历者-陶小布”。这两个叙述者的不同视角使文本出现明显的叙事分层。通过变换叙述者和叙述视角，不同叙述层之间的相互跨越形成回旋跨层的叙事结构。在这一结构下，小说的叙述语言蕴含了多样化的叙述声音，呈现出复调式的美学意蕴。同时，小说的文本内容表现出对叙述者的“隐在型反讽”,其真实意图是对过往知青岁月的反思和审视。借助回旋跨层叙事，韩少功重构了对历史的深刻记忆，抒发了对知青岁月的缱绻情怀。     

衰老之耻 ——库切《耻》中的隐性叙事进程

耻》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 M. 库切的名作,不仅助其摘得布克奖,而且自出版之日起便受到学界持久而广泛的关注。然而,迄今为止,所有已有的主题研究均聚焦于对情节层面的意义之多元性展开挖掘和探讨。而事实上,《耻》是一个具有双重叙事运动的文本,在情节发展层面的显性进程后面,还存在一个与之并行的隐性进程。文章将深入挖掘和剖析这一隐性进程及其所呈现的“衰老之耻”这一主题意义,从而丰富对主人公形象之多面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同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该作品的主题蕴涵、结构技巧以及审美价值的理解与欣赏。     

简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叙事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她们以作家主体为话语中心,以个体的感知替所有角色代言,小说中各种叙事技巧的使用皆为达到个体言说的快感.从叙事视角看,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出现重叠、错位和流动.从叙事结构的安排来看,作者惯用书信、日记等体裁推进情节发展,交代故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女作家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安排,同时又给单纯的以“心理-情绪”为中心的结构以物化的情节形式.“五四”女作家这种叙事上的“自足性”与她们当时“边缘化”的生存心态和女性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章力求通过对“五四”时期女作家代表性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分析,展现其背后隐含的“五四”知识女性独特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心态.     

中国古代小说的先验性叙事研究

先验性叙事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的一种独特叙事方式,它具有预叙与元叙事的特征,作者一般通过说书人语气、人物言行、小说人物的姓名或别号、情节的设置等方式暗示情节的下一步发展或者小说人物的某种结局。先验性叙事不同于元叙事对虚构的明确而彻底地暴露,而是有意识地试图告知读者故事的真实性。叙述者通过虚拟的说书人来完成先验性叙事,但是并不充当作品中人物形象。先验的预见性因素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与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分不开,也具有史书的叙事特征。     

回归并追究叙事的本源——张慧敏的《想象与叙事——童话史诗寓言》评议

《想象与叙事——童话史诗寓言》（以下简称《想象与叙事》）一书开篇写道：叙事离不开想象,但现有的叙事理论,多集中研究技法,而忽略了叙事精髓的想象功能。本研究从童话、史诗、寓言三方人手,着重分析想象在叙事中的枢纽功效。如果说童话深入人的童年期是叙事时间的异域化（或者说是当下非现实）,那么史诗就是将叙事时间追溯到远古,探究历史源头,在叙事进程的显性和隐性双重机制中去探寻叙事情节的设置;而寓言更是以灵魂不朽的悸动幻化未来。     

西方叙事学理论演变与吴尔夫小说中的女性主义立场——也谈弗吉尼亚·吴尔夫小说《到灯塔去》

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 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     

《呼啸山庄》叙事结构的双重性

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历来以其独特的叙事方法著称.本文从小说的叙述框架和时间安排两个角度入手,分析了两位叙述者和两种叙述顺序对构建双重叙事框架,推动叙述进程的作用,同时进一步说明这种框架式叙事结构如何构成小说主题的二元对立,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以叙事进程理论为基础的探析——关于《小团圆》中盛九莉的情感纠葛

张爱玲的《小团圆》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个人自传体。而盛九莉与邵之雍之间的情感关系纠结而又复杂，甚至张爱玲也是说不清理还乱。显性进程和隐性进程对于梳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非常有帮助。显性进程讲述的是两个人从相识—恋爱——求婚——结婚——分手的过程，而隐性进程则叙述的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根源。隐性进程揭穿了邵之雍的虚假、多情、滥性、卑劣、自私的品质，他妻妾成群以及对女人的充分利用也是根源，而伪政府官员身份更是婚姻中的隐患。《小团圆》隐晦，结构复杂而又欲言又止，挖掘隐性进程是解读小说的钥匙。《小团圆》在显性进程和隐性进程的相辅相成中展示了丰富的人性、爱与恨的纠葛以及痛苦之浴。      

"坦白"仪式的文学呈现——再论《简·爱》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简·爱的女性个人叙述声音使得小说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叙述者＂读者啊＂的呼唤也成为文本的一个重要叙事特征。借助福柯关于＂坦白＂仪式的论述,将《简·爱》读作＂坦白＂方法论的范例,以此理解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文本成为叙述者的坦白过程,一方面是叙述者作为坦白者确立身份,另一方面是读者作为聆听者确立权威。文本意义在作为坦白者的叙述者和作为聆听者的读者二者相互作用中产生,同时也展示了夏洛蒂的叙事观念。     

我母亲/我自己——论《乡村女孩三部曲》中“她故事”的重写与再现

当代爱尔兰女作家艾德娜·奥布莱恩在小说《乡村女孩三部曲》中通过言说爱尔兰女性在民族主义、父权主义和天主教会重负下所遭遇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重写再现"她故事"——父权社会中真实的女性经历,表达其对女性生存空间的关注,从而在父权文本的空隙中开掘多维度的话语空间,用以女性为主的历史置换男性话语霸权的历史,在小说话语中反馈自我的主体性,藉以诠释女性自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