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前期乡土小说创作论——以“瑶沟系列”“和平军旅系列”为中心

乡土审视、农民书写一直是当代作家阎连科写作的重要主题,这也使他成为当代文学乡土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瑶沟系列""和平军旅系列"作为阎连科乡土书写的重要存在,写出了穿梭在乡村与军旅两个不同空间中的农民的生存特性。把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在新文学乡土小说史中来考察,其小说精神的独特性在于阎连科在批判性与审美性两种乡土审视之外开启了一种平视性的乡土审视,这种平视性的乡土审视的形成又与非知识分子化的写作立场与苦难叙事有着紧密联系。     

方言叙事与乡土审美：从语言功能看贾平凹小说方言书写的价值

贾平凹的小说以乡土书写为特色，既写故乡物事，也喜用方言词语，而他在叙事中不限于使用已有的方言，还常常“自创”方言。对关中方言有独特感受的贾平凹式的语言是其小说“方言书写”的真正内涵。作家通过方言元素所负载的文化物事来揭示秦地的人情事理，构建富含秦地气氛的世界，书写充满艺术感的乡土。可以说，民间叙事、文本交互体系的建构、乡土世界摹写三个方面共同搭建了其乡土叙事体系。而方言书写除体现了作家的审美趣味外，还展现出作品语言的情感价值、认同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等多重向度。     

“被遮蔽”的空间:贾平凹的语象叙事

语象叙事是对传统主体线性结构与时间叙事模式的反叛和颠覆,并为视觉书写和意象再现提供更为开阔、更加精准的空间视点。贾平凹的小说蕴含着明显、独特而复杂的语象叙事痕迹,其作品描绘的一幅幅连续性、生活化和语境化的乡土场景,以语赋形于现实的千姿百态,实现被"遮蔽"乡土空间的语象再现与叙事重构。作为当下乡土文学的旗帜型作家,贾平凹个性化的创作实践不仅是对乡土审美观照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是对空间记忆基点的深度寻找,更是对文学叙事转向的积极探索。     

论“城乡中国”转型期中原作家群的城乡叙事

城乡关系的文学书写,构成新世纪乡土小说转型的重要主题和鲜明特征。中原大地是“城乡中国”生成演变的一个代表性场域。无论中原乡土视野里的城市想象,还是城市视域里的中原乡村景观,抑或走向城乡和谐的乡土叙事,中原作家群的城乡叙事呈现了“城乡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原乡土的现代性变迁,并为这一沧桑巨变绘制了文学影像,保留了精神典藏。     

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

乡土小说与传奇的关系素来密切，新世纪以来更形成一种传奇叙事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它们较多运用巧合、偶然与神秘因素，或“超现实”的叙事方法，由此书写个人传奇、“怪力乱神”以及其他“陌生化”的传奇内容。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缘于小说、乡土与传奇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的文学、文化环境以及乡土现实书写的困境有关。传奇叙事可以增强乡土小说的故事性，开拓乡土书写与现实主义的边界；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最主要就是过分追求传奇效果，导致故事情节失实与人物形象失真，同时，在情感与思想表达方面也有所欠缺。     

论李佩甫小说中的“成功者”形象

李佩甫小说中有一大批来自底层的“智慧者”,他们是扎根现实的大地之子,是传统文化的民间形态的产物.作者着力描述了他们在生活中挣扎、奋斗、成功的过程,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沉浮,李佩甫深刻的把握了转型期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李佩甫写尽了“成功者”的性格层面、精神根源,也表现了他们对生存的迷茫感,又以一个严肃作家的使命感对“成功者”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过浓的乡土情结使李佩甫仍然较多的表现了对人物的偏爱.     

小皮匠的突围——对王安忆新作《骄傲的皮匠》的阐释

在社会与文化结构转型期，王安忆曾用系列作品营造出非宏大叙事背景下上海的民间生活与价值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在作家追求精神向度，实现创作理想的过程中却产生了疑问与危机。王安忆在近期的小说创作中，努力从乡土与城市二元叙事的空间中突围，并最终在新作《骄傲的皮匠》中，以对来自乡土的小皮匠在上海城市生活中日常体验的书写，达成本真的生活与伦理法则与城市现代性进程的谐调。     

李佩甫作品的方言自觉

李佩甫作为当代优秀乡土作家的突出代表,地方特色成为其作品的本质特征,而构成其地方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他具有方言自觉,善于运用方言成分,充分彰显方言文化内涵。从李佩甫小说《城的灯》可以看出,李佩甫小说运用方言有三种形式:对河南方言的直接运用、运用方言时结合了作者的阐释、直接把方言作为描写的对象。对方言成分的运用,使李佩甫作品营造出浓厚的乡土气息,表达了作者对家乡豫中平原的特殊地域精神和人格魅力的认知。李佩甫擅长乡土小说创作,他有文化自觉和方言自觉,在创作时自然会使用中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因此他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方言成分。在提倡文学个性化的今天,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方言资源,创作出更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也是文学创作的大势所趋。     

从李佩甫小说看河南作家关于"乡土"的三种状态

乡土给了河南作家吮吸不尽的营养,同时也是作家在远方回眸凝望的一个“场”。李佩甫的小说创作突出地体现了河南作家关于乡土的三种状态:情感上的依恋、行动上的背离和理性上的超越。     

乡土记忆与族群书写——以当代侗族作家群体的小说创作为例

［摘要］通过对侗族作家的小说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以侗族作家为例的少数民族作家,往往执着于在作品中书写乡土生活,而这种书写,是与延续族群记忆密不可分的。侗族作家在乡土中寻找记忆,在记忆中发现族群,在族群中体认“书写”的使命,在书写中回归乡土,是因为乡土的记忆里蕴含着族群体验,而书写则是自我回归族群、延续生命的过程。     

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以汤亭亭的《中国佬》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中国佬》是一部典型的历史书写元小说,集中体现了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这种小说是将元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既采用元小说的多声音叙述、戏仿、拼贴等叙事策略,也采用新历史主义的发挥历史想象、罗列历史事件、传播意识形态等叙事策略。《中国佬》是历史书写元小说的标本,其文学技巧及文学思想值得我们批判借鉴。     

新时期宁夏文学中动物叙事的政治与民俗文化寓意——以张贤亮和石舒清小说“狗”、“牛”意象为例

随着生态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与发展,以动物的非人化叙事视角构建小说的作品不断涌现,动物叙事这一新兴的概念术语成为生态小说发展的产物之一。在宁夏这片土地上,作家更是赋予了"动物"更多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笔者意在观照宁夏作家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的狗和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中的牛的意象,从动物叙事的维度出发,以特殊年代的时间节点与特殊地域的民族民俗文化为参照,开掘作品中的政治隐喻与独具民族文化特点的内容书写。     

京海派的“都市怀乡”——以沈从文、施蛰存为例

“都市怀乡”是寓居都市的现代作家们共通的精神质素,从五四乡土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创作潮流开始,“都市怀乡”便成为这些“侨寓文学的作者”们创作的最初情感驱动。到了京派作家的笔下,不遗余力书写故乡的美和抒发对故乡的依恋,也可说是这种怀乡情结的极致展现。而由都市文化滋养出的海派作家同样具有乡土情结,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乡村的依恋和回望。结合沈从文、施蛰存两位作家的具体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京派和海派这一创作上的不谋而合。     

重读《人生》——言情小说、乡土叙事中的现代性追求

路遥小说<人生>以言情和乡土叙事为外在修辞方式,暗含了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的紧张对立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书写了现代性追求的质疑与困惑,表现了作家对这一主题的思考.     

激活民间文化资源的艺术实践——以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中国式“荒诞叙事”为例

1990年代以来,从事乡土小说创作的作家开始"撤退"和"回归"之旅,他们纷纷埋头于民间文化的深井里,打造了独特的中国式"荒诞叙事"。一方面,民间文化尤其是乡村巫鬼传说、神话故事或民间灵异事件等作为素材被直接嵌入小说,构成"荒诞叙事"。另一方面,民间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中的神秘因子,影响着作家的思维方式、文学视角和审美理想,改变了他们的时空观、自然观与生命观,以及他们讲故事的方法。民间文化资源中吊诡邪魅的现象还对作家的真实观施加了作用力,促使他们重新阐释现实、真实、生活等命题,从而导致他们呈现乡土中国的方式发生变化。可以说,在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打捞、激活或转化中,作家们打造了新式乡土形象,积累了当代中国经验,照亮了乡土小说创作的另一条通道。     

乡土、革命与“大地”的芬芳——评陶少鸿长篇小说《大地芬芳》

《大地芬芳》是湖南作家陶少鸿背离了潮流性的写作方式而成就的一部大作品。作品抛弃了各种理念的束缚和缠绕,也没有采用过多繁复的技巧,以最接近小说原初本质的方式书写了一系列好看的人生故事;在这些故事的铺陈与展开中,土地与革命,每个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带着他们各自的丰富性甚至是矛盾性,如其所是地存在着,一个坚实的非常富有质感的大地也就在文本中铺展了开来。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当下乡土小说中非常稀缺的乡土风景的描写,这些风景中蕴含的饱满生命气息和宁静动感,构成了坚实大地上流转不息的芬芳,整部小说具有了一种既厚重又灵动的奇妙韵味。     

关于西北乡土的一种书写——简论雪漠的系列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

甘肃作家雪漠的系列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包括《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三部,小说聚焦于河西走廊的一个普通村落,通过农民老顺一家的艰难生存与命运遭际再现了西部乡村的现实苦难,语调沉痛激越,风格粗粝狂放,为西部文学的多样化呈现提供了一种悲愤犷悍的书写。这种别具西部特色的书写在他的作品中分别表现于底层生存的观照、乡土焦虑的抒发、乡野活力的呈现、乡土批判的隐现等几个方面。     

试论解放区小说叙事视角的内在悖反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已经成为公论,在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这种关系更为明显.外在的环境注定了作家经营文学的艰难历程.解放区的一些作家丰富的思想与政治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龃龉,并有意无意地在小说叙事中留下斑驳的痕迹.文章试图在解读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基础上,考察作家自我与革命书写之间的冲突如何在小说的叙事视角中表现出来,并使其呈现出某种内在的悖反.     

试论解放区小说叙事视角的内在悖反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已经成为公论,在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这种关系更为明显.外在的环境注定了作家经营文学的艰难历程.解放区的一些作家丰富的思想与政治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龃龉,并有意无意地在小说叙事中留下斑驳的痕迹.文章试图在解读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基础上,考察作家自我与革命书写之间的冲突如何在小说的叙事视角中表现出来,并使其呈现出某种内在的悖反.     

新世纪乡土中短篇小说创作研究(2010—2020)

目前学界对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甚至很多人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及时梳理乡土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现状、把握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尤为必要。通过对三十余家主流的创作类杂志在2010—2020年间代表性作品的梳理发现,目前乡土小说创作正在发生着某些内在的变化。乡土叙事正在被前所未有的暮气所裹挟,老年人开始成为乡土叙事中无可撼动的主角,青年人物开始大面积消失或者形象"灰色化",乡土叙事呈现为一种"坍塌"的形态;以前入"城"是主调,现在回"乡"也开始流行起来,让衰落的乡村有了一丝曙光;"80后"作家的乡土写作也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未来他们的创作也值得期待;牧歌式的乡村图景和风貌写作越来越珍贵,新的乡村风景也在逐渐出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变,对变化的执着使得很多作家对现实形成了一种依赖,也使得乡土小说存在着很多症候。作家认知的分化、美学的分化,使得乡土写作越来越进入到了一种结构性写作时代。对农民精神动向的忽视、乡土小说美学创新动力的不足都是需要引起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