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空间理论视角下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结构困境与治理逻辑——以G省S社区为个案

以G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S社区为个案，基于空间理论构建“空间分异-空间解构-空间区隔-空间赋权”的分析框架，探究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空间变迁导致的结构困境及治理逻辑。研究发现：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空间分异，使其原有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解构，并催生新的空间区隔，使空间结构从血缘熟悉体到地缘陌生体转变，制约着安置社区共同体秩序的形成；应通过空间结构-空间关系-空间实践-空间发展的多重空间赋能逻辑，挖掘、整合和激活居民空间场域中的潜在动力，赋予空间流变基础上生产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内在能量，化解易地安置社区共同体障碍并助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基于社区营造视角

当前,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即将全面进入工作目标为“稳得住”“可致富”“能发展”的后搬迁时代,工作目标的达致依赖长效减贫机制的建构。从社区营造视角并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研究认为通过社区营造推动移民安置社区从过渡型逐渐转变为发展共同体,是实现搬迁户长效减贫的可行路径。具言之,移民安置社区营造聚焦在三个层面:社区主体层面,营造社区多元主体并促进其积极参与社区发展与贫困治理,从而激发社区内部的组织化减贫动力;社会空间层面,营造制度空间、公共空间、生计空间等多维空间,在社区秩序、社会交往和保护性生计的营造中促进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生计安全;社会关联层面,营造紧密利益关联并借助具体社会关系的“传帮带”,促进移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通过“社区主体 社会空间 社会关联”三位一体的社区营造,移民安置社区的发展导向不仅是一种强化社区移民之间社会和心理联结的生活共同体,更是一种融入共同性的经济发展与能力建设的发展共同体。     

“元治理”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的现状和路径：一个实地研究

在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程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是需要引起政界和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通过对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实地调研,分析当下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现状。基于“元治理”的理论视角,提出有关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路径的思考,认为党和政府作为“元治理者”在社区内应当充分发挥其“治理校准”等功能,并组织社区内的市场和居民自组织等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之中,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有效治理和健康发展。     

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揭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有助于从理论上回答后续扶持的政策范畴、价值导向及行动边界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借鉴奥田道大地域社会理论视角及其地域社会构造模式动态变迁分析框架,从地域格差与空间变迁、地域生活与要素配置、地域治理与主体重塑、地域秩序与制度融合四个维度,构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核心议题与分析框架,并将其划分为搬迁动员、稳定脱贫、主体发展和融合共享四个阶段,系统阐释它们在空间联动、要素整合、扶持机制、主体重塑、制度变迁等实践导向上的扶持政策瞄准和阶段演化趋势。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秩序演化的多元动力机制及多样推进模式,使其地域格差演进、地域生活营造、地域治理重建、地域秩序整合的实践过程呈现演化周期性、空间联动性、治理互嵌性、融合梯度性。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易地搬迁社区后续扶持应当围绕贫困治理逻辑转换、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及主体性融合发展,突出能力建设和长效机制;同时,回归现代地域社会的共同体本位,强化治理能力扶持和后续扶持阶段的常态化治理体系建设。     

社区治理转型与新秩序的构建

我国社区发展经历了30年的快速转轨过程,在由量变的积累到质变的实现过程中出现了三种典型困境:制度适应困境、新老社区的管理困境以及社区自治与参与的行动困境。这些困境反映了民众需求与社区旧秩序之间的矛盾,导致基层社区的失序以及无序。新时期社区治理实现转型的核心是社区自主性与现代性的发展,它是基层社会治理新秩序的生成过程。这个新秩序的构建应从三个方面着眼,即社区治理的权力秩序、参与秩序以及服务秩序。这三种秩序构建涵盖了社区生活的主要内容,有助于社区发展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与重塑路径——基于陕南S县四个社区的观察

易地扶贫“搬得出”任务已经完成,当前普遍面临着安置社区如何有效治理的难题。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兼具城乡双重属性,具有典型的“过渡型”特征。对陕南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调研发现,搬迁前的村干部仍然在新社区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却存在一定的角色弱化风险,阻碍了社区秩序的重构。通过“空间-行动者-秩序”框架认为,易地搬迁带来的空间转型张力是产生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的重要原因。后续要立足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整体空间,通过凝聚情感共识、推动制度引领、培育公共精神、弥合数字鸿沟等手段重塑村干部的规范角色,推动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     

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我国精准扶贫的直接产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易地搬迁贫困户虽然借助国家力量实现了居住空间、户籍和部分公共服务的跨越式城镇化,但是由于短期内无法实现生计能力的快速提高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等方面的“能力城镇化”和“素质城镇化”,而仍处于 “半城镇化”状态,由此面临着失业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信任风险、房产变卖风险、社会融合困境等多种社会稳定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应提高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完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     

空间社会学视阈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路径——以湖北省巴东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脱贫攻坚重要政策之一,对成功实施精准扶贫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由易地扶贫搬迁引起的物理空间、生产空间、社会关系空间及心灵空间的改变,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完善配套制度和治理政策。对湖北巴东的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及其空间变化引发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邻里关系空间及心灵归属等问题,需要从社区治理创新视角,探寻重构物理空间、再造生产空间、重塑社会关系空间、建构心灵空间的社区治理路径。     

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家支组织与社区重构 ———以凉山州昭觉县城北镇沐恩邸社区为例

在彝族社会发展历程中,家支曾作为一种传统制度长期存在并承担全方位的社会职能。 精准扶贫以来,贫困群众搬 出大山进入搬迁安置社区,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发生重大变化,但家支仍影响着安置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 以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城北镇沐恩邸社区及周边代表性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为例,通过实地走访、案例调查、文献研究,分析在社区重 构过程中家支对社区群众易地搬迁、政治参与、社会交往、生产生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明确家支在社区重构过程中的辅助作 用,并从转变家支角色、规范家支取向、发挥家支作用、弘扬家支文化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更好地引导搬迁群众融入新的社 区生活。     

结合型与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的共构——一项基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行动研究

立足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设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项目,通过与H县H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工作团队的共同行动,探索如何基于理论工具、采用何种实践模式发展搬迁群众的社区社会资本。研究表明,社会工作介入可藉由社会心理恢复、邻里关系建设发展结合型社区社会资本,以社区参与引导、社区能动性活化发展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是结合型与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循序渐进、双向互动的增长历程,也是信任关系、关系网络和社区共识3个因素彼此作用、相互依存的累积历程。随着重建搬迁群众彼此的信任关系、重构在社区中的关系网络、重塑互惠共享的社区共识,发展其社区社会资本,形成“人社配适”的新社区共同体,最终在搬迁群众生活品质的提升中使他们逐步融入安置社区,并且在整体社区福祉的增进中使得新环境更适合他们生活,真正实现“从搬得出到稳得住”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后续工作目标。     

论水库移民的社会适应性调整

移民非自愿搬迁到在安置区安居乐业、发展致富 ,是移民长期进行社会适应性调整的过程 ,关心和支持移民的社会适应调整过程 ,对于恢复和发展移民社区的生产、生活、社区文化和社区网络结构都有重要的意义。该文总结我国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移民管理的经验 ,阐述了水库非自愿移民的社会适应调整与搬迁条件、安置环境以及社会关心支持的关系。     

河南省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治理困境及化解路径——以郑州市为例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推进,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的数量逐年增加,城中村回迁安置社区在社区环境、人口结构、文化氛围、运行机制方面都呈现出独特属性,也面临着环境卫生情况不佳、遗留问题久拖不解、社区管理制度不健全、居民市民化程度低等治理困境。本文认为,要在理顺组织关系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回迁安置社区的转型发展,构建党组织领导下基层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最大限度地维护社区的和谐稳定,实现社区的良性治理。     

乡村振兴中的社区转型与治理研究——以Q市R镇为例

随着国家主导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村庄在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实现了居住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分离。从传统农村散居社区到新型村镇聚居社区,其空间特征、生产方式、居住形态、社区资本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对如何治理新社区提出了挑战。本研究通过对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示范镇的实地调研,利用经济-政治-社会三权分治的分析框架对该社区的经济自治、行政(政治)自治、社会(群众)自治事项进行了主体权责划分和治理目标梳理。发现在本案例当中,在搬迁新社区的过渡时期,党组织领导下经济自治、行政自治和群众自治的组织基本建立,解决过渡时期社区经济权益、公共服务、社会自治组织形成等关键任务。但是社区搬迁完成之后依然出现影响社区持续发展的问题:经济自治主体的独立性以及能力建设严重不足;社区行政自治的主体定位和功能模糊,对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给能力有限;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发展不足等。针对案例代表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搬迁社区,本研究对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权分治多元协同的社区治理机制提出相关建议。     

后扶贫时代影响搬迁妇女生活满意度的 心理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基于贵州省多个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妇女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多重中介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 压力知觉显著负向影响搬迁妇女的生活满意度;领悟社会支持在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社交回避以及苦恼在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领悟社会支持和社交回避以及苦恼在压力知觉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这些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政策启示：通过强化安置社区政策宣传和提高服务水平来提升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并控制好社交回避与苦恼等焦虑情绪,可以有效减轻压力知觉对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妇女生活满意度的消极影响。     

“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扶持的实践创新——以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为例

就业是巩固拓展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易地搬迁弱劳动力长期从事农业,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缺少务工技能,无法适应城镇非农就业。为此,把农业就业作为化解城镇化安置的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困境的突破口,论述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现实基础。基于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案例,提出并阐述“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运行逻辑和实践成效。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引领农业园区化发展,安置社区向农业园区组织化输送易地搬迁弱劳动力,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在农业就业中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结。“社区送工”基于市场供求关系把易地搬迁弱劳动力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劳动力需求有效衔接,既能持续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也创新出“劳动力下乡”的城乡融合发展方式。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与居民参与——基于凉山州D社区的主客位考察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大工程,通过主客位视角分析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参与现状,可系统呈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实地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的“五位一体”治理模式,其内核是构建以行政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干部为主、“半组织化”吸纳的社区骨干为辅的运行架构。受生计理性、社区认同、制度实践等因素影响,少数“强参与”的居民与多数“弱参与”的居民在需求、动机与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居民共同体意识和可行能力培育形成挑战。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在充分发挥两委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多元治理主体力量,从内源上为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可持续发展增权赋能。     

我国城市社区智慧治理伦理秩序构建的三维进路

城市社区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智慧治理充分彰显市域社区治理体系的活力和韧性智慧。社区智慧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法治和制度体系固然是其良性发展的最强动力，但也不能忽视技术理性过分张扬引发的诸多伦理问题。为此应对城市社区智慧治理进行必要的伦理审视，构建基于价值导向、主体行为和治理程序三个基本向度的社区智慧治理良性伦理秩序，其中价值导向是基础、主体行为是关键、治理程序是支撑。具体来说，要坚持以整体性治理思维为引领，树牢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塑造合格的社区治理行为主体；坚持以公平正义为治理之本，优化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程序伦理。     

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在未来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成为“后搬迁时代”下巩固民族地区易地搬迁脱贫成效、促进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近些年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积极开展实践探索,涌现出了一批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包括“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的广西模式;“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合作参与共治的贵州模式;“政府+市场”的甘肃模式,这3种模式在治理特点上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完善发展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流动性平衡：“村改居”社区的空间生成与秩序实现

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并从农村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重构农民生活空间。“村改居”社区空间的商品性、阶层性、共有性和规则多元性,意味着其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更为多元的利益主体。在“村改居”空间生产阶段缺乏参与的农民,入住新型社区之后,与乡村干部在公共空间利用上展开机智灵活的竞争。他们基于产权性、生计性和补偿性理由,施展富有权宜性和流动性的策略,修改了政府单向度规训农民生活的治理框架,型塑出社区公共空间的“流动性”景观。在“村改居”社区空间秩序达成中,基于主体互动达成的流动性平衡机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在农民生活空间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有必要确立农民参与建设、治理自身生活空间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的政社互动形成有活力的新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