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回声与询唤的“主体”:陈凯歌电影中的女性困境

陈凯歌在其作品中展现了丰富多变的女性形象,描绘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体发展脉络。陈凯歌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展示了争取自由的女性形象,呼应的是"五四"传统。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女性的崛起,女性主义批判让寄生在传统价值观中的父权土崩瓦解。但旧文化下的性别秩序内核——父权又迅速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结合,在新的环境下将女性询唤为为其服务的"主体",消解了女性一度争取的自由空间,带来了女性发展的新困境。     

重塑与移换：青春片《五个扑水的少年》的跨文化改编

《五个扑水的少年》翻拍自日本导演矢口史靖的同名电影。该片在创作时自觉呼应本土语境，成功塑造出新时代青年形象，并基于社会现实进行主题转换，切实观照本土青少年的精神需要；同时，对原作中的各类符号进行适宜的替换、添加与沿用，营造出中国化故事氛围，成功实现了跨文化改编。该片的改编实践印证了青春片跨文化翻拍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结合本土语境和社会现实进行合理化改编，能否讲述契合中国观众审美经验和情感诉求的本土青春故事。     

2013版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父权意识

2013版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较小说有了许多改动,既强调突出了主人公盖茨比追逐以“物化”黛西为标志的“美国梦”的执着,大大简单化了剧中女性形象.从女性主义视角看来,与原作作为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相比,电影进一步张扬了男性形象、父权文化,使原著中的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削弱了,这是父权意识进一步入侵的显著体现.     

电影《孤味》:东方家庭的情感伦理反思

电影《孤味》通过一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情感冲突,揭示中西伦理观念碰撞与融合。电影从式微父权入手,塑造父位缺席下的家庭女性群像,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体谅和解,展示了中西伦理对话与和谐共融的可能。在角色塑造上,影片弱化了男性角色,以反传统的母亲形象强调女性主体地位的回归,为女性演绎自我创造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空间。在中西家庭文化不断相互浸润的当下,展现传统“家文化”在现代的传承与重新诠释。     

逃逸,或又一次陷落——解读徐静蕾的改编作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一文中借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了电影叙事中所隐藏的父权文化性别制度,并提出了"男性/积极的/凝视者、女性/消极的/被凝视者"的性别二元对立式,以及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视觉快感。而在徐静蕾所改编的茨威格同名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影片中,这种性别位置被颠覆了——女性成了凝视的发出者,而男性则成为被凝视的对象。然而,在这种颠覆性的性别叙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次有意识的反击与抗争,而只是再一次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遮蔽与歪曲。在此,女性的性别话语再一次成为男权文化的拥护者与建构者。     

电影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以《摔跤吧!爸爸》为例

电影作品作为文化和思想的载体,能够有效传播各类思想和认知。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电影中女性主义思想也愈发显现。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曾在中国一度热播,该片着力凸显女性主义,赢得了广泛的好评。有学者评论称,影片中的父亲马哈维亚无情地逼迫女儿走摔跤之路是男权制的表现,但通过对女性主义的形式和相关理论的探讨,分析电影中两位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发现吉塔和巴比塔身上到处显露着女性主义色彩,她们坚持摔跤生涯是其主观认同和选择的结果,父亲更多扮演的是因材施教的引导者而非父权至上的决策者。影片体现了真正的女性主义思想,这对印度甚至全球女性解放事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后女性主义哥特视角下的两性关系重塑——以《弗兰肯斯坦》《简·爱》《呼啸山庄》为例

传统的女性哥特强调男女的二元对立,以及对父权社会的批判.而后女性主义哥特突破女性哥特对父权的批判,默认男女性别平等.文章以《弗兰肯斯坦》《简·爱》《呼啸山庄》为例,从后女性主义哥特的视角来探讨小说中的男女人物及两性关系地位变化,为两性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同时赋予了这些经典的女性哥特小说全新的现实意义.     

颠覆或妥协?——19世纪英国“新女性”形象塑造的困境

在19世纪末的英国，父权社会导致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凝视下塑造的。为了反抗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单一的形象塑造，“新女性”应运而生。该形象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一方面，她们思想自由、独立自主，对婚育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情欲并追求权力，对“家庭天使”形象及男性的支配性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她们在对情欲、母性职责、权力的疑问中屡陷困境，被迫向父权传统妥协或接受惩罚。“新女性”拒绝男性凝视，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定位。因此，这是对女性身份重塑的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中突围依然悬而未决。     

张艺谋电影中被压抑的女性群像

张艺谋多部影片中塑造的蔑视传统礼教、反抗封建道德的叛逆女性在银幕上处于主导地位。这些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是作为物化的符号及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存在,在封闭的生活空间中被父权与封建礼教压抑着。她们渴望生命的自由狂放,靠不断反抗来坚守自我,突破了传统女性形象模式。这些女性形象凝聚了张艺谋的批判精神与沉痛忧郁的人文情怀,及对中国封建社会民族文化的沉痛反思。     

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女英雄——《木兰辞》与好莱坞卡通片《木兰》的对比研究

好莱坞根据中国传统叙事民谣改编的卡通片《木兰》在美上映后引起了轰动。本文从比较跨文化的视角出发,通过该片与《木兰辞》的比较,对其在情节、人物和主题上的差异进行分析,并由此探讨了造成这种差异的文化根源。     

美国早期犹太小说中的性别焦虑——从《养家的人》看伊捷斯卡的女性自由

美国早期女性犹太小说坚守着传统父权与女性自由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之间既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悖论,又有相互融合的可能。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伊捷斯卡在《养家的人》中剖析了20世纪初美国东欧女性犹太移民从反叛犹太传统父权到离家出走、寻求自我的成长历程。在犹太女性将自由作为整体追求的终极目标的背后隐喻着她们强烈的性别焦虑,这种焦虑透视出作家本人陷入了多元文化语境的尴尬境遇。     

文化英雄与性别叙事——对李连杰电影《霍元甲》的一种女性主义解读

<霍元甲>的经典形象是民族意识和男性话语的历史产物.2007年由李连杰主演的同名电影对这一文化经典的重新演绎,虽然已经意识到以往完全被忽视的女性形象和性别符号,然而在突出呈现文化英雄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同时,仍然落入父权主义和男权话语的历史叙事模式.运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通过深入解读影片中的性别形象内涵,从而揭示出在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中被传统父权话语所遮蔽的性别批评空间.     

李安电影的女性主义分析

＂女权主义电影理论＂又称＂电影女权主义＂,它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融合了媒体、电影、文化、性别等其他不同领域各个流派的理论和实践创造,涉及领域错综复杂。至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呈现百花齐放的论述态势,已经从抗议父权制度下两性不平等的政治运动,成为批判主流电影、女性电影甚至电影机制的主要文化思潮。李安作为横贯东西方文化,熟练游走于商业与艺术之间的成熟导演,在银幕上塑造了各种鲜活、生动和颇具魅力的女性形象。同时,李安电影中展示出的高度灵活,豁达的性别视角,也是非常值得关注与研究的。     

弑父与惩罚背后的权威话语——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解读

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后,在受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其电影文本中隐含着对不同程度弑父行为的惩罚,折射出传统父权的权威话语。因此,《满城尽带黄金甲》并不是简单的商业大片,而是对权力、秩序这种传统话语的重新思考。     

简?奥斯丁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童话变奏

简·奥斯丁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两位女性作家虽然生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但在其小说中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童话模式，并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地改写、修正和颠覆，凸显了女性主题，揭露了童话中体现的性别歧视和父权中心本质，挑战和颠覆了父权意识，使经典童话成为表达女性话语、张扬女性意识的变奏曲。     

从诗化小说到诗电影 ——论电影《边城》之改编

将沈从文小说《边城》改编成电影时,凌子风导演原本构想是将其拍成一部具有原著小说风格的诗电影。从诗电影角度对改编影片《边城》进行深入考察,不难发现,因导演在改编中过于注重叙事的连贯流畅,追求整体风格的真实自然,电影最终呈现的风格带有传统好莱坞特征,纪实倾向突出,缺少原著小说的梦幻、诗性气质。其去诗性求真实的改编手法导致的突破与局限,也反映出侧重叙事的传统电影语言无法驾驭诗电影的问题。     

影视改编与文学经典传播途径的革新

从传统文学的立场出发,早期的电影不被看作是一种叙事的艺术。但与此相对照的是,新生的电影对传统文学的改编,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未停止过。电影及后来的电视对文学经典改编,一方面帮助电影度过最初的危机,促进了整个20世纪影视艺术的长期繁荣,另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甚至对文学作品的内在创作规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一部分当代经典作品具有了明确的"影视化"特征。影视改编一般可分为"忠实的改编"和"自由的改编"。     

刍议《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的生态女性关怀

美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纳桑尼尔.霍桑的短篇小说《年轻的古德曼·布朗》以精炼、充满隐喻和象征的语言引发了学界对小说本身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思想内涵的多维度、多视角的深层解读,小说对清教父权社会、原始自然生态、父权价值体系中女性角色嬗变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这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父权社会与自然生态和女性意识的关系理论契合,彰显了小说特有的生态女性关怀,即生态自然超灵异象启示下清教徒对父权文化的疏离和反思,以及女性传统角色突变引发的清教父权意识消解。     

“他者”的生存逆境和自我独立——从隐性人物分析《玻璃动物园》女性的命运

作为《玻璃动物园》中“第五个人物”，“隐性父亲”代表的是隐性的父权中心。通过分析剧中隐性父亲的普遍存在和阿曼达建构父权中心的徒劳努力，研究父权中心与女性自我意识的密切关系，揭示该剧的引申社会意义，即女性只能通过解放思想获得独立，依赖父权中心将最终走向悲剧。     

摆脱父权家庭束缚的女性话语

女性叙事一度被称之为"新体验小说",有些评论家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审度女性叙事,认为这是一种"躯体写作"。文章通过对几位女作家的作品作了比较研究,以为女作家极力彰显的是自我意义的叙事话语,试图表现否定"父权"和女性传统文化后的女性个体的生存状态。但这一时期女性叙事在突现女性自我的缺失时却又不同程度地陷入自我的迷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