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轻缓化的效益价值及在我国当前的实现

刑罚轻缓化的效益价值是通过分析国家动用刑罚所付出的成本来评价刑罚轻缓化的实施条件与预期效果。刑罚的效益价值是社会经济与刑事法律发展的共同诉求,是保障刑罚及时性的要求和科学评估立法的需求。刑罚轻缓化的效益价值在于节约国家刑事司法资源,节省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资源。既定法律秩序、法律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成本与研究开发的弹性以及法律供给的机会成本等因素决定了刑罚轻缓化在我国当前的实现具有先在的推动力和现实的必要性。     

我国轻罪立法的法社会学思考

世界多数国家的刑法都重视轻罪立法。在积极主义刑法观影响下，近年来我国轻罪立法成为重要的规范现象。轻罪立法具有积极意义，但有必要统筹考虑刑法轻缓与重刑主义、立法谦抑与司法谦抑、程序正义与司法成本、辩护权利与犯罪标签几对范畴及其关系。危险驾驶罪是我国轻罪立法的典型，其司法困境值得重视和反思。我国轻罪立法应充分考虑我国的本土实际，中西方轻罪立法的制度根基与出发点不尽一致，所基于的司法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我国的社会现实情况决定了不宜积极推进轻罪立法。我国应继续坚持违法与犯罪相区分的二元制裁体系。     

刑罚轻缓化趋势及其价值基础研究

刑罚轻缓化,是体现刑罚人道性和不可避免性的制刑、量刑以及行刑方面的宽容、轻缓的一种价值理念和制度取向.刑罚轻缓化以人权保障与刑罚效益为价值基础.刑罚轻缓化是人权保障的平衡性和作为人权保障手段之法治运行的自发性的必然诉求,它有利于节约国家刑事司法资源,节省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资源等社会资源,降低其制度化成本.     

在轻重之间求平衡——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完善

刑事政策轻缓化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在轻罪刑事政策指导下,应当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依据不同的情形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的处理。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属于轻罪,对该罪的修改应该在轻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对该罪的具体情形进行细化区分,通过增加罚金刑、缓刑和法院禁止令等手段,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轻微刑事案件的非犯罪化

面对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现实,事后性的刑事调解工作在司法实践中显得捉襟见肘。本文通过对轻微刑事案件非犯罪化的界定,提出应当提倡对轻微刑事案件非犯罪化,进而探讨了轻微刑事案件非犯罪化的具体途径。     

我国"轻微罪"立法与司法的理性思考

我国"轻微罪"立法扩张带来了刑法结构和制度困境,需要进行深入的法理检讨,为"轻微罪"的立法与司法改革确定发展方向。传统理性主义刑法观与积极主义刑法观二者之间寻求适当平衡,既要正视当下社会有效防控非传统重大风险的现实需求,又要考虑如何控制风险刑法过度化,为"轻微罪"立法划定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针对我国"轻微罪"立法扩张化趋势,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需要谨慎审视非传统重大风险预防性"轻微罪"立法扩张的正当根据;二是需要深刻检讨传统风险预防性"轻微罪"立法扩张的合理性问题。在确定我国"轻微罪"立法改革发展方向时,应当理性审查"轻微罪"的立法政策,深化改革现行"轻微罪"的司法政策,尽快启动并实现治安拘留的法治化改造。     

危险驾驶罪之出罪研究：从新康德主义的视角

2019年以来,危险驾驶罪成为个罪案件数最多的罪名,该罪是否导致“过罪化”的问题是晚近刑法界热议所在。该罪作为典型的预防型犯罪,其前瞻性的风险预防范式旨在阻断行为危险性向结果危险性转化的因果流程,但其独特的归责范式也潜藏着虚化构成要件、不当延展刑法触手的法治危机。犯罪是事实与价值交织的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视域下对犯罪本质的揭示,危险驾驶罪也应契合犯罪本质的内在要求。危险驾驶罪的出罪存在理论和实务上的困境,根源在于形式解释导致入罪标准过低。刑法的谦抑包括立法的谦抑和司法的谦抑,在刑事法网日益严密、法定犯不断增加的当下,需借助功能主义基础上的刑法实质解释方法,着力通过司法之实质评价建构该罪的出罪机制,实现刑法谦抑。     

对未成年人转化型抢劫行为出罪化解释的探讨

司法解释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转化型抢劫行为的出罪化规定是不合理的。从制度层面《解释》将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复合实行行为截然分开处理,并且无视转化型抢劫与普通抢劫在犯罪性质上的相同性。在刑事政策层面,出罪规定有违少年司法的相称原则与双向保护原则。其次,出罪化规定将会给司法定罪留下技术难题。     

论轻罪刑事政策的个罪适用问题——以收买被拐卖儿童罪为视角

轻罪刑事政策是指对犯罪行为人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处理,在使犯罪行为人顺利回归社会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当下我国正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轻罪刑事政策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到收买被拐卖儿童罪,该罪的轻罪性质决定其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应当在轻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运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方式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区分对待,提高我国针对本罪的司法适用水平。     

在宽严和轻重之间寻求平衡——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完善的方向

中国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有其特点,而这种特点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和刑法制度本身是密切联系的。刑法重罪重刑的特点决定了刑法入罪门槛的高度,因此若要讨论降低侵犯著作权犯罪入罪门槛的问题,从罪刑均衡和法律内在和谐一致的角度,就必然要考虑该类犯罪的刑罚轻缓以及其他犯罪门槛相应降低等问题。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社会危害性功能分析

社会危害性通过发挥其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上的功能，具有人权保障的作用。这与现代刑法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是暗合的。具体而言，在刑事立法上，社会危害性可以合理划定犯罪圈功能、进行犯罪分类；在刑事司法上，社会危害性具有出罪功能和不诉功能；在刑法解释上，社会危害性是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观相吻合的，凸现刑法实质正义的价值诉求。     

犯罪构成视野中的社会危害性概念

在犯罪论体系中,社会危害性应当作为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共同研究的范畴。考虑到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有必要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单独设立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评价层次,从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角度进一步紧缩犯罪圈,以平衡入罪与出罪的双向机制,兼顾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社会危害性理论应当包括罪量因素、正当行为和司法裁量的排除社会危害性事由3项具体内容,并且可以栖身于犯罪客体内,从而包容在整个犯罪构成框架之中。     

“恶意欠薪”入罪化的体系性反思

"恶意欠薪"入罪化弥补了现行刑法的局限性,完善了规范劳资关系的法律体系。"恶意欠薪"入罪后的司法效果及其司法资源是否过度消耗不应作为其立法判断的必要条件。"恶意欠薪"行为主体、犯罪数额及其免责意义有待进一步的思考。"恶意欠薪"入罪化还存在体系性"短板",需进行制度性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化法思想与权源基础的探讨——刑罚权之裁量权配置

轻微犯罪刑事和解制度是符合法目睥性原理的,其制度化法理权源来自其现实物质、精神基础,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的日趋成熟与传统和合文化,现代和谐社会理念,以及轻缓刑事政策等条件下的正义、效率等多元价值蝗衡平,我国的司法实践的改革和探索也在证明其可行性和优越性。     

刑法中“行政处罚”入罪要素的立法运用和限缩解释

 刑法中的“行政处罚”属于非典型的入罪要素,在刑事政策指导下,充当了扩大犯罪圈的“马前卒”。无论是法律拟制、刑法保障功能的论点,抑或是新的犯罪形态之论,都无法充分论证“行政处罚”作为入罪要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刑罚轻缓化基本理念,在刑事立法层面上,应遵循行政处罚措施穷尽的基本原则,即以行为人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已用尽为刑法立法指导原则;在刑事司法层面上,行政处罚作为非典型的入罪要素不能单独完成行刑案件的界分,而应回归到个罪的罪质和罪量这一传统入罪标准,对刑事规范中“行政处罚”要素从刑法解释学上作限缩解释。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匡正——由75份二审判决书切入

近年来，帮信罪的司法适用量呈指数式增长。实证分析表明，控、辩、审各方对帮信罪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分歧，一些司法工作者对该罪的核心要件把握不准。帮信罪在司法实践中易于出现分歧和偏差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网络犯罪中的帮助行为具有特殊性、帮信罪的核心要件判断标准不清以及帮信罪与相关犯罪之间的关系“犬牙交错”,学界也对帮信罪的性质、明知程度和明知内容争论不休。要实现定争止纷，不仅要明确帮信罪包括共犯与非共犯两种情形，而且要将“明知”的程度和内容限定于明确知道或者知道可能，认识到所帮助之“犯罪”以满足犯罪客观要件为足，用法条竞合理论统一处理帮信罪与相关他罪共犯的竞合问题。     

我国刑罚轻缓化的可行性分析

刑罚轻缓化是当今世界刑罚的总体发展趋势。从我国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刑事政策基础等现实方面和刑罚功能有限性以及犯罪必然性等理论认识来看,刑罚轻缓化在我国具有可行性。但是刑罚轻缓化有一定的限度,它要受到我国社会平均价值观念、国情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限制。     

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重构--以近年来我国三起水污染事故为例

我国《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中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以惩治环境犯罪。现有环境犯罪立法体系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立法体系不完善、环境犯罪立法保护范围过窄、犯罪构成要件界定模糊、刑事责任实现不足等问题。环境犯罪立法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应注重环境保护,实现惩治犯罪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以重构出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环境犯罪刑事责任。     

论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之相关问题

挪用公款罪作为高发职务犯罪已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正确认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有助于司法实践对其准确定罪和量刑。本文就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对进一步完善刑法理论和指导司法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妨害司法活动罪之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妨害司法罪的立法完善

妨害司法活动罪的立法模式,有设专章节规定与分散式立法两种。我国采有的是前一种立法。在罪种上,我国一些重要的犯罪付之阙如,如没有浪费诉讼资源方面的犯罪,已设立的罪名则存在着覆盖面过窄的不足。在刑罚方面,国外立法多有亲属间犯罪的,不作为犯罪或免除处罚的规定,同时也比较注重刑事政策的运用。而我国刑法对妨害司法活动罪设置的刑罚比较粗糙。针对我国刑法妨害司法活动罪的立法缺陷,建议增设新的罪名,改进条文,增加减免刑事责任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