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基于生育配套政策试点项目的案例分析

为了给今后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重点、战略方向和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通过湖北省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的试点,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从政策主体、政策执行与政策绩效三要素出发,构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咸宁市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宏观层面,政府提供资源和平台,为政策落实提供保障; 中观层面,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家庭发展和社区稳定,用人单位提供生育便利支持家庭成员为企业创造价值; 微观层面,弘扬积极的生育文化和生育理念,提升家庭生育意愿,由此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生育支持体系。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项目试点工作提供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在推广中需要注重地方灵活性与时效性相结合,使生育配套政策符合当地的实际。     

“三孩政策”背景下中小学女教师生活现状及生育意愿研究

教师职业群体具有较高的女性比例与年轻化发展趋势,收入待遇相对稳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是具备较好养育素质与能力的育龄群体。研究采取问卷法,收集了1907名女教师在工作、生活、婚姻、生育方面的现状与意愿,发现女教师整体的三孩生育意愿不超过4%,具有三孩生育意愿的女教师一半以上是少数民族;四分之一无职务女教师不想生育,三成未婚女教师不想生育;半数女教师配偶与其生育意愿保持一致;男教师整体的生育意愿高于女教师,二孩意愿占比最高;经济、教育、住房、工作强度是影响女教师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儿童价值至上"的教养观念加重了女教师的养育负担。因此建议从开展育儿假、完善乡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师资结构、扩大托育服务供给、转变教养观念、平衡教师工作与生活六点入手,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推进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落实。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低生育目前正呈全球蔓延趋势,人口转变论等旧有理论已经无法对低生育现象做出合理解释,理论创新需要更为关注微观层面育龄夫妇自身生育意愿。中国当前极低生育率形势客观要求生育意愿研究重点转向生育意愿的有效测量、低生育意愿成因以及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公共政策制定这三个方面。首先,生育意愿可以拓展为包括生育动机、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的序列性指标体系,并且测量技术呈现量表化趋势。其次,“低生育陷阱假说”、计划行为理论和TDIB模型是目前对于低生育意愿形塑机制的三种主要理论解释。最后,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公共政策应致力于减少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之间的差距,并将个人全生命周期、社会全人群、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这三个视角融入政策全过程。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低生育目前正呈全球蔓延趋势,人口转变论等旧有理论已经无法对低生育现象做出合理解释,理论创新需要更为关注微观层面育龄夫妇自身生育意愿。中国当前极低生育率形势客观要求生育意愿研究重点转向生育意愿的有效测量、低生育意愿成因以及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公共政策制定这三个方面。首先,生育意愿可以拓展为包括生育动机、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的序列性指标体系,并且测量技术呈现量表化趋势。其次,“低生育陷阱假说”、计划行为理论和TDIB模型是目前对于低生育意愿形塑机制的三种主要理论解释。最后,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公共政策应致力于减少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之间的差距,并将个人全生命周期、社会全人群、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这三个视角融入政策全过程。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推动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探析

三孩生育政策是党中央在面临新的中国人口、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变化与挑战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三孩生育新政是对之前相关生育政策的调整与补充.本文首先通过阐述三孩生育政策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说明出台三孩生育政策的现实意义;其次从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需要、二孩政策的补充三个方面分析全面开放三孩的原因;最后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方面入手,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路径探析.     

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

党中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而实施的三孩生育政策,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公共投入来配套,在系统分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反映的相关情况基础上,对三孩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有效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育政策与公共投入的有效衔接要从系统性视角出发,强化党的“领导力”、优化政府“引导力”、激发企业“执行力”、发挥社会“推动力”、挖掘家庭“源动力”,实现“党-政府-企业-社会-家庭”主体的衔接,并从顶层规划、政策制定、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工作衔接; 同时,在满足新增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考核评估体系,完善婚育假期、妇幼健康计划生育、妇女就业权益等服务保障政策措施,加大对税收支持、财政补贴等鼓励生育政策措施的倾斜力度,构建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为三孩生育政策长期可持续释放潜力提供政策保障。     

“三孩”政策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行“三孩”政策的推动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有所波动。通过对云南昆明、昭通、临沧和西双版纳4个州市1288名农村育龄妇女的抽样调查,采用交叉表和多元回归模型对该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描述统计,并对其中160名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约一成农村育龄妇女由原来的“从未考虑生育三孩”转为“考虑生育三孩”;不到一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肯定会生育三孩”;超过七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不会考虑生育三孩”。对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程度较明显的是主观因素,如幸福理念、习俗认同等;影响程度较不明显的是客观因素,如政策引导、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及外流经历等;受制于主观因素“不想生”的人数多于客观因素“不敢生”的人数;“不想生”想法主要源于该群体对个人自由空间、生活品质的追求,“反馈式”养老模式不再占有心理优势,对后代感恩赡养的期待值处中等水平。基于上述实证研究,从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提出如何推进地方“三孩”政策的宣传与落地、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以及满足育龄妇女对幸福生活追求的意愿等相应措施。     

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的性别分配正义 ——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出发

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将增加人类自身再生产领域内由女性主要承担的各种劳动付出,并强化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内的性别偏好色彩与性别排挤力度.针对两种生产领域内现实存在的性别分配不正义,国家和政府应当积极发挥调节分配的权力与职能,针对女性设计更为合理的生育保险制度,选择更具性别意识的公共政策,同时修订更有性别视角的法律法规.     

“三孩政策”下居民三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分析——基于山东省部分居民

目的：探索“三孩政策”下山东省部分居民三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随机选取山东省居民529名,使用统一问卷进行调查,重点分析山东省居民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529名研究对象中有三胎意愿的居民为59名,占11.2%。对政策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不利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造成孩子之间互相攀比和妒忌心理、分散父母精力,影响孩子成长和家庭经济水平及育儿成本问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家庭身份（OR=2.145,P=0.027）和分散父母精力、影响孩子成长（OR=0.688,P<0.001）与山东居民三胎生育意愿密切相关。结论：目前山东省居民三胎意愿低;完善学前教育、提供一定的生活及医疗补贴、鼓励父亲参与抚养将有利于提升山东省育龄期居民三胎生育意愿。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认知偏误与政策偏差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在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战略决策。然而,从国际经验以及国内研判来看,鼓励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生育率回升的预期效果可能十分有限,这与其中两类政策偏差密切相关。一是群体瞄准偏差,即对低生育率的认知偏误会使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过度锚定在“不敢生”群体,却忽略“不想生”“不能生”与“不让生”群体,致使刺激生育率的效果不佳;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育责任的定位偏差,即形成一种认知偏误,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国家责任未尽全或未尽好所致,个人与家庭因此有“充分理由”豁免生育责任,结果是政府在承担越来越多生育成本的同时,不仅加重财政和纳税人负担,而且刺激生育率回升的政策目标远未能实现。针对这两种政策偏差,未来我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首先应明确国家、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在生育、养育与教育上的责任定位;其次要营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采取适度配套支持措施,启用温和间接惩罚措施;再次应尽快明确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     

“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三孩生育政策下老龄产业发展的前景与政策分析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挑战,在对老龄产业发展历程、老龄产业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新三孩人口生育政策背景下老龄产业的发展路径。研究认为,老龄产业表现出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各细分行业同步发展的特点; 新一代老年群体在资金储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善,带动了对休闲娱乐、医疗保健和养老护理等方面的有效市场需求,需要进一步支持社会资本发展普惠养老; 智能化、舒适化和便捷化的适老化产品改善了老龄产品的市场活力,需要对老龄产品的生产经营厂商引导形成稳定的社会资本投入规模,增加老龄产品多样性; 养老服务高技能人才专业素养的提升推动了老龄产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培育养老专业人才,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水平; 此外,在运用多种方式扶持养老服务机构商业化经营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规范老龄产业市场秩序,确保老年群体合法享有各项消费权益。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育龄晚期妇女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研究

育龄晚期妇女受历史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更具有特征性。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海南省的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海南省40～49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海南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出加大全面两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两孩政策相关配套设施,建立孕产家庭生育关怀制度,以此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我国的人口政策与社会保障 ——基于"三孩"政策背景下的探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数呈持续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问题亟待解决.新中国的人口政策经历多次演变,从新中国成立初的"放任生"到"逐步限制生",再到渐进放开"二孩""三孩".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三孩"政策实施时面临着多重阻力,而社会保障从完善生育医疗保障政策,促进公平就业,差异化住房优惠,发展普惠托育服务,降低教育成本等方面能够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应当承认,"三孩"政策的实施效果绝非仅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就能保证,还需其他政策的配套支持,人口结构的改善也需要长期坚持.     

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

落实"三孩"生育政策,重在加强配套支持措施。以6省市19 363个婴幼儿家庭为调查对象,探讨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普遍期待生育两个孩子,"三孩"生育意向不高,但生育计划较明确,且不同家庭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在家庭获得的婴幼儿照护支持中,安全性支持供需不匹配,关系性支持总体较佳,成长性支持上期待减少宣传、增加婴幼儿游戏场地和普惠托育服务;此外,婴幼儿照护支持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尤其受到经济成本、时间精力及孩子成长相关因素的影响。建议关注家庭生育意愿低迷现实,尽快完善生育经济支持政策,健全生育休假制度,提供配套儿童活动设施和托育服务资源,以减轻家庭后顾之忧,更好地释放生育潜能。     

三孩政策背景下父职参与类型的质性研究

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实施及家庭抚育模式的转型,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父亲情感维系与母职密集呼唤父职参与作为平衡母职焦虑的机制,使父亲承担更多家庭抚育工作。基于21位共同参与婴幼儿照料的父亲或母亲的深度访谈和研究,依照主动性和参与程度,研究提出,父职参与可以划分为充分参与型、辅助配合型、闲暇替补型和日常缺席型四种类型。针对父亲参与育儿的困境,从政策、家庭、社区和市场多个主体出发,提出建构多元支持网络,从而支持父亲充分参与深度育儿,增加父职自觉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