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农民法治意识: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环节

增强农民法治意识是法治中国的题中之义,直接关系法治中国建设成败。然而,当代中国农民法治意识在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作用下呈现薄弱的局面,难以适应国家法治化建设需要。通过加快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推进农村民主政治进步、加强农民文化教育事业以及完善农村法治机制体系增强农民法治意识已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迫切需要。     

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构想

法治中国是一个整体的战略构想,既包括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价值追求,也包括不同层次的法治建设实践;既包括良善法治制度的历时性积累,也包括全面建设法治目标的战略构想。法治中国建设是价值目标、制度结构和基本进路在实践中有机统一的整体安排。从整体上把握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构想是将不同时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和不同环节法治实践馈如法治中国目标的关键。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中国建设研究

法治国家是现代社会一种最文明、最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法治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对“何谓法治中国”“法治中国何以可能”“如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理论命题进行了深层思考和透彻分析,构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理想图景和实践路径,打破了以西方法治为参照物的视野偏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论建设法治中国重在提高领导干部法治素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领导干部是我们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中坚力量。因此,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通过对法治素质内涵的解读,根据领导干部法治素质存在的问题及对法治中国建设负面影响的分析,探索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有效路径。     

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起点

从中国的现实出发,面对中国法治生成的既成事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起点。西方既成的法治发展历史不是法治发展的必然史,更不是法治本身的内在逻辑,中国应当结合自身的实际,探索适合自身法治发展的具体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需体现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文化特质等中国元素,同时吸纳人类一切优秀的法治文化,如此方能使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断开放发展并充满活力。     

传承与升华:法治中国建设探析

法治中国建设是结合我国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建设的实际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法治理论体系,既是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传承,也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理论的完善和创新,为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法治中国建设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着力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和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以及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的实现要求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合理配置和行使行政权力以及确保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实质法治、形式法治与中国的选择

相比较而言 ,实质法治论是一种较为妥当的理论 ,形式法治论有一定的缺陷。但是相对于单一的实质法治论 ,本文主张多元的实质法治论。本文认为 ,并不是只能够存在一种类型的实质法治 ,法治的类型可以是多样的 ;在一定条件下 ,不同性质的法律、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文化都可能为法治的实行提供基础和条件。中国选择了实质法治理论指导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的目标不仅是通过完善一套形式性的法律制度以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 ,而且是通过这套制度以推进民主建设和人权建设。     

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基础与行动指引

法治中国是对中国转型时期诸多现实问题的法治回应和理性分析。它不仅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容构成,更为法治的中国道路探索提供了前进方向。党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引领地位决定了党内法治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党内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基础与行动指引。新时期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立足于党内法治建设的持续推进,不断完善党内法治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政党法治、社会法治与国家法治建设对党内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最终实现党内法治建设与社会法治、国家法治建设的协同发展。     

法治中国视域下的法官队伍建设

法官队伍建设是法治中国视域下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法官队伍建设方面还存在法官队伍建设效果不理想、具有较明显的形式化倾向和法官队伍教育培训与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等实际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忽视、法官自身的思想认识不到位、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不良风气的负面影响以及行政化思维的干涉。应从完善法官队伍职业道德规范,加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改善法官队伍建设的外部环境,完善提升法官队伍职业道德水平的机制等方面加强法官队伍建设。     

当代中国法治建构的理性审视

法治作为人类向往并追求的一种治国方略和理想状态,存在着人类所共同认可的一些具有普适价值的理性精神.这种共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搞清的首要问题.同时,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个民族在法治的理念和制度上又必然各具个性.因此,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要以史为鉴,既要防止法治浪漫主义,又要摈弃法治虚无主义,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新中国70年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理路

尽管“法治中国”的提出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但“法治中国”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却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法治实践分析,法治中国建设经历了由“公共权力导向型”走向“公民权利导向型”的过程,这个历史演进过程的主要体现四个趋向：立法上由“被动”走向“主动”,执法上由“以法”走向“依法”,司法上由“感性”走向“理性”,守法上由“他律”走向“自律”。     

也谈法治的中国特色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如何定位?作者认为应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兼顾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外部联系，兼顾社会实际需求来定位。     

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途径

依法治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条件和途径是要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要建立严格的行政执法制度和公正独立的司法审判制度；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民主监督机制；培养和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营造良好的法律文化环境。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的根基在基层,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途径。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逻辑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均衡协作与有序互动;而从静态来看,它又内含着彰显法律权威、规范社会事务和完善治理机制等形式、程序和实质向度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应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社会治理立法、鼓励民众有序参与和加强法治文化培育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并就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法制"到"法治"的升华,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转折。法治中国建设首要而基础的任务就是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而只有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才能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守法用法才能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性飞跃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一方略的逐步推进,为法治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与保障。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提速,是党探索治国理政规律的重要成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中,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面向未来,适应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求,需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战略部署和总体要求,找准着力点和契入点,突出抓好七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概念与功能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进程中,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当代中国地方党委、政府依据国家法治发展的大政方针所作出的重要法治决策与政策安排,是由党委、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开创性的法治事业。法治建设先导区域乃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示了国家法治发展的未来趋向,这不仅是实施国家法治发展战略的"试验田",而且是贯彻区域法治发展战略的"先行者",体现了鲜明的法律政策目标,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样本或示范的意义。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全局与重点的关系、国际与国内的关系,进而充分发挥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功能作用,创新区域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区域社会治理能力,激发区域社会创造活力,深化区域法治创建,优化区域法治环境,进而展示法律政策的内在根据和功能取向。     

法治建设: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法治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政治价值,既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也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础性保障力量。法治建设有利于社会规范体系的价值内化,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是决定其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变量。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撬动社会治理创新最有力的杠杆,也是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愿景目标和战略路径。     

法治中国建设中人权保障的重心与路径

人权保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起点、终点和重要过程监测点。当前人权保障应当是以自由权、部分社会权和政治权利为重点,兼顾其他人权,协同推进。从逻辑和经验分析,国家机关是人权保障的主要义务主体:立法机关要积极科学立法、加强立法审查力度;行政机关要规范行政立法、严格科学执法,并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通过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在承认权利人在人权保障中的根本地位的同时,也需认真对待当下"权利失范"现象,以加强法治教育、坚决打击遏制滥用权利行为、健全人权保障网络等多种措施,有效依法保障人权,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