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学极盛与秦二世而亡

秦朝时期,韩学极盛。韩非子的《五蠹》《孤愤》等名篇在秦王嬴政(秦始皇)时代便传入秦国,从而开启了"韩学"的实践与研究之门。嬴政对韩非子的欣赏,秦朝的政治实践、制度创设以及李斯与秦二世之间有关韩非子思想的讨论,构成了韩非子学说与秦朝的历史交集。韩非子思想确实对嬴政、秦二世、李斯均产生过影响,然而,秦二世、李斯对韩非子思想的理解,多为偏颇与片面的理解,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理解。秦朝政治实践背离了韩非子的基本政治原理。从最严格的标准来看,韩非子强调君权至尊,尽管他在理论上强调了君主应该遵守君道,但在实际政治领域却又未能提出有效约束君权的措施,势必导致君主滥权。作为一个思想家,韩非子对秦朝暴政及二世而亡,应该负有一定历史责任,但仅局限于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思想家所应承担的责任。有效约束君权,并非先秦时期的思想家所能解决的政治理论问题。     

论鲁迅小说的批判理性精神

鲁迅的小说《呐喊》和《彷徨》，是“五四”时期最具批判理性色彩的精神小说，这些小说揭示和批判了礼教吃人的罪恶，描绘出具有深邃象征意义的“鲁镇”文化环境和“未庄”文化环境，于深层次的民族心理结构中，发掘出封建专制统治下，愚顽的封建意识所造成的国民心理的痼疾，小说表现出强烈的思想启蒙和改良社会人生的意义。     

卢梭及其人民主权思想述评

卢梭是法国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社会契约论》作为政治哲学代表作,深刻批判了封建法权观点,全面阐明了关于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学说和人民主权学说。他提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主张,为资产阶级使用“以暴抗暴”的原则推翻封建专制树起了一面政治大旗。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局限性,卢梭人民主权思想虽有为“人民”争取权利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步性,但这种民主对广大被剥削、受压迫的人民来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一种空洞的许诺,所谓全体人民享有主权也只是一种幻想。     

中国哲学史学溯源：先秦学术史论著的学术立场

《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史学史论著,呈现出不同的学术立场。《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立场是儒家的,《韩非子·显学》的学术立场是法家的,《庄子·天下》的学术立场是儒道兼综的。三者不同学术立场的选择主要基于作者自觉的学派归属意识。《韩非子·显学》和《庄子·天下》对墨家和名家的批评所体现的是儒家哲学的情感意识和实用思维。至于《荀子·非十二子》的“同门相煎”主要来自于儒家内部的观念分歧。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     

关于李贺的《秦王饮洒》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在《光明日报》《文学》副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秦王”辨》,批判“四人帮”。“四人帮”把李贺归到“法家”,论证之一,即《秦王饮酒》歌颂了秦始皇。文章主要驳这一点,并提出“秦王”当指唐太宗李世民。一位同志看了以后说,《秦王饮酒》是否写秦始皇,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文章却把它和“四人帮”挂在一起,作为批判文章来写,这不是商讨问题的态度,弄得不好,就流于简单化和主观武断。我听了觉得说得对。但文     

致君尧舜与强权政治——论明代士大夫与专制皇权的冲突

中国封建政权长期倡导的儒家“敬天保民”的治国路线终于与明朝专制君权的极端发展形成了对立。坚信儒家“内圣外王”治国路线的士大夫 ,面对专制暴政 ,仍将希望寄托于“致君尧舜”的努力。始则以经筵日讲 ,企图教育帝王修德勤政 ;再则苦口婆心谏奏劝喻 ,甚至联名抗章、集体请愿 ;三则以天变、灾变、惯例、祖制施加压力。然而这一切不仅难见成效 ,士大夫们往往因此而被贬官、放逐 ,甚至横遭杀身之祸。当忠诚与信念屡遭挫败后 ,明代士大夫逐渐走向了对专制皇权的批判和唾弃     

评马尔库塞对波普的批判

50年代末到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同以卡尔·波普为首的批判理性主义学派展开了一场论战。这在当时的西方社会科学界算是件大事，史称“实证主义论战”。在法兰克福学派一方，以赫伯特·马尔库塞对波普的批判最为犀利、系统。早在1959年，马尔库塞就发表了一篇批评波普的文章，该文后于1973年编入他的《批判哲学研究》文集，改称《卡尔·波普与历史规律问题》。众所周知，波普为了纪念“法西期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历史命运的必然规律的信念的受害者”，写了《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在西方之所以名噪一时，与他在这两本“…     

苏联理论界评“趋同论”

“趋同论”在本世纪60年代初刚提出之际,苏联理论界曾对它进行了批判。在其后近30年的历史进程中,苏联理论界对“趋同论”的评价发生了变化和分歧。追溯一下苏联理论界评析“趋同论”的变化历程,对于我们分析“趋同论”具有借鉴价值。拒斥与批判:80年代中期以前的态度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这一历史时期中,苏联理论界对“趋同论”的基本态度可以用下面的话来概括:绝对拒斥、彻底批判、全盘否定。苏联理论界率先批判“趋同论”的是经济学家列昂节夫。列昂节夫于1966年12月在苏联《经济报》上发表《两种制度和睦的神话》一文,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在自身范围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资本论》的哲学革命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资本是为了获利而积蓄起来的“物质资财”,所以资本仅被理解为自然的、永恒的和非历史的“可感觉物”.对此,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方面,却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本质的理解,正是通过抓住这—“形式规定”,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抽象力”,揭开了资本物化现象背后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关系”本质,从而使资本这一“隐形者显形”,最终破解了资本之谜.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象学”相结合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实现了哲学的革命.     

论明代后期专制君主社会功能的不适与弱化

明代后期专制君主社会功能的不适与弱化是工商业的发展造成的。明以前许多朝代，工商业已有相当的发展。但明后期，单从现象形态即可确认工商业发展比历代有相当大的跃进。这种跃进对专制君主的不利影响可从两个方面观测。...     

论法兰西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和作用──兼谈中、英封建君主专制的问题

对中外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本文试图对法国、中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处于相同历史阶段的同一制度进行对比,从它们所具有的特点论其不同的作用。一、法、中是东西方的君主专制度类型国家中的典型 法国的封建政治经历了封建领主割据君主制、封建等级君主制和最后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三个主要历史时期。法国的封建专制君主制是法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政治生活发展到新的阶段的产物。它是在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形成中建立起来的①。专制君主以封建贵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调停人的身份…     

论《封神演义》中文王、武王形象的理学文化特征

《封神演义》中的文王、武王形象是儒家“内圣”人格理想的艺术化身,作者淡化其雄才大略、开国武功,而着重刻画其忠心事主、不尚武力的另一面,从而使他们的形象及其所负载的君道观念具有鲜明的理学文化特征,呈现出以君主道德为历史兴衰与王朝兴替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想倾向。这与宋明理学对伦常道德的大力倡导,对君主“心术”的极端强调以及对帝王理想人格的设计紧密相关。     

《长恨歌》二重主题说辨疑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争议。其中主要一种观点认为:《长恨歌》一方面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一方面又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深表同情,两者互为矛盾,此即所谓“二重主题”说。如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在《长恨歌》的“题解”中说:“……其中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的悲哀,寓有同情之意。诗以传说作为素材;而作者的目的,则不但‘感其事’,同时也意图通过这一事件,批判统治集团荒淫而招致祸乱,垂作历史教训。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因而使得诗的主题思想复杂化。”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均持这一观点。这一争议,迄今尚无定论。笔者以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不存在这一矛盾,不仅《长恨     

霍伊对哈贝马斯的批判

二十世纪是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出思想家的时代,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设立了“本期学术人物”栏目,意在陆续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些对二十世纪的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影响的国际学术人物。 本期介绍的大卫·霍伊教授系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思想家。他的The CriticalCircle: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中译本译作《批评的循环——文史哲解释学》)一书早已被中国读者所熟悉。近年来,他一致致力于福柯和哲学解释学的研究,积极参与当代西方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对话和讨论。他发展了福柯的系谱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系谱学解释学”。霍伊教授是个善于思索、勤于笔耕的思想家,继《批判的循环》之后,他于1994年又出版了《批判的理论》一书,目前正在撰写另一本定名为《批判的抵抗》的著作。本期所发表的《批判的抵抗——福柯与布尔迪厄》一文便是该书的一部分,应本刊编辑部之邀,特意寄来先期在本刊发表。《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批判》、《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也是霍伊很有代表性的二篇文章。加上编辑部特邀专家撰写的《霍伊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我们不难看出,霍伊是一位批判意识、参与意识很强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他看作是一位“批判的思想     

先秦法家功利幸福观略论

先秦法家基于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提出人生的幸福就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和自我功利的实现。但幸福实现的途径不是个人利益的自由选择,而是要通过为国家的建功立业来实现。法家功利幸福观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政权,使社会归于一统。先秦法家提倡开公利而塞私门(《商君书.壹言》),鼓吹专制君主可操名利之柄(《商君书.算地》)进行牧民。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法家功利幸福观其最终维护的只是封建君主一个人之利与幸福,但只要我们恰当地进行扬弃,继承其幸福观中所体现出来的积极服务社会的人生态度等思想就能够为创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日本“批判佛教”的最新进展及其理论意义

日本的“批判佛教”是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曹洞宗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曹洞宗宗门大学、驹泽大学教授衿谷宪昭、松本史郎和伊藤隆寿等。“批判佛教”的内容涵盖了宗学批判、佛教学批判、哲学批判和社会问题批判等诸多方面,而其核心仍然是佛教学批判。正如松本史朗在其宣言式的论文《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认为作为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重要思想基础的如来藏思想,是一种实体论或“基体说”（dhAtu—vAda）。其实质是肯定现象世界背后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而这是与原始佛教建立在缘起论基础上的“无我”或“空”的思想相矛盾、相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如来藏概念与佛性、本觉观念密切相联,“批判佛教”的倡导者对如来藏的批判,也扩展到了对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阿的佛性与本觉思想的批判。批判佛教因为其立论的挑战性和研究方法的争议性而在日本佛学界、中国佛学界乃至欧美佛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本文拟以末木文美士教授、花野充道教授、桂绍隆教授、织田显祜教授等的研究为中心,就最近日本学术界对“批判佛教”的回应做一概观,并就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意义做一简要分析。     

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及其启蒙意义

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启蒙特征和意义.在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中,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尤其引人注目,成为早期启蒙思潮的亮点之一.从揭示君主的起源入手,黄宗羲指出君主的职责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秦后君主背离了这一初衷;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存的君臣关系从同为天下服务的同事关系异化为主仆关系,并为改变这种关系提出了限制君权的方案.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使君主的权威遭到了打击,并且直指古代社会的价值核心--"三纲",具有不可否认的启蒙意义.另一方面,他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具有不彻底性,是在肯定君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变风变雅论

西周末期至春秋之际 ,周王朝内忧外患 ,社会动荡 ,国势衰败。统治阶级内部又派系纷争 ,攻讦不已。一些富于理想和批判精神的贵族士大夫 ,出于对朝政的不满和积个人不幸遭遇的怨愤 ,以诗的形式 ,或批判日益腐化沉沦的执政者的恶德恶行、倒行逆施 ,或忧国伤时 ,陈善闭邪 ,表现出他们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对这一文学现象 ,《毛诗序》总结说 :“王道衰 ,礼仪废 ,政教失 ,国异政 ,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 ,言下之意还有“正风正雅”及其时代与之相对。顾炎武对此做了更深入的研究 ,认为 ,《小雅》正十六篇 ,《大雅》正十八篇 ,即“正风正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