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史迹涿鹿、阪泉、釜山考

本文作者通过对历代史籍的详细考证和实地考察后确认，《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曾与炎帝、尤分别战于阪泉之野、涿鹿之野，胜利后又与诸部合符于釜山，这些古迹均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境内。涿鹿古城和阪泉水在其矾山乡，釜山则是其保岱乡窑子头村北面的一山。     

炎黄文化研究与爱国主义精神培养

炎黄文化属于始祖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是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宝贵资源,对于培养民族感情、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特殊作用,研究炎黄文化是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途径。在研究炎黄文化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八个问题：（一）正确对待民族始祖崇拜现象;（二）正确处理炎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三）深入发掘古代文献中的民俗资料;（四）正确认识近现代人们对待炎黄文化的某些做法;（五）深刻揭示炎黄文化的合理价值;（六）避免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七）团结海外华人;（八）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将炎黄文化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中,关键在于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和深刻揭示炎黄文化的合理价值。     

从历史地理学考察分析涿鹿之战蚩尤战败的原因

黄、蚩涿鹿之战堪称影响中国历史文明进程的重大历史转折之战。黄、蚩涿鹿之战中,蚩尤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从历史地理学考察表明,发生在距今约5300年的重大降温事件所引发的洪灾和旱灾,应是导致蚩尤涿鹿战败的主要原因。蚩尤涿鹿战败,当败于灾而非于战。     

“涿鹿之战”中的蚩尤

文章简介了蚩尤在古代文献中的形象、历史上对蚩尤的争论,回顾了蚩尤在当代被列为与炎帝、黄帝并列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过程。指出一些地方为使当地更快发展,在开发、利用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兴起争中华民族“先祖户口”这一不利于学术研究的风气。一些在位官员和当地学者苦心寻找“证据”,请些社会文化学者,开研讨会、高层论坛,认定当地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这种超出学术研究范围的活动大有发展趋势,以致同一位先祖的发源地竞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故提出中华民族传说祖先只能以“先祖文化”来弘扬,倡导“先祖大家祭”的开发思路和方针。     

论日本的“泉镜花热”与“泉镜花现象”

泉镜花是日本近代的杰出作家,他以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对日本文学影响深远。但在其有生之年却被视为“异端”和“非主流”作家备受冷落。然而在其辞世近四十年之后,日本文学界又掀起了“重新评价”泉镜花的热潮,出现了“泉镜花热”。随之日本文学界将其视为“被遗漏的名家”,对镜花文学进行了三十余年的持续性研究,如今已确认其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超越了时代的”杰出作家。研究镜花文学前后所经历的被“遗漏”、“重新评价”和“持续性研究”这一“泉镜花现象”将会为我国的民族新文学发展提供借鉴。     

炎黄文化的界定与价值

"狭义的炎黄文化"指的是炎黄时代的文化;"广义的炎黄文化"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义的炎黄文化"指的是炎黄二族在炎黄时代创造的文化以及后世对其传承、阐释和重构的文化。"狭义的炎黄文化"是炎黄文化的基础和根源,"中义的炎黄文化"是炎黄文化的传承和主体,"广义的炎黄文化"是炎黄文化的拓展和升华。三者内涵相通,本质相同,各有侧重,各有价值,共同构成了炎黄文化的完整体系。作为一种根源性文化,炎黄文化无论是在中华文化的谱系中,还是在中华民族的格局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是中华民族的纽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     

忠义文化发祥地——藏山

在绵延起伏的八百里太行山脉中,有一座集北国雄奇与江南秀色于一体的文化名山——藏山。它位于山西省东大门的盂县城北18公里处,因春秋时藏匿晋国一代忠良之后赵氏孤儿而得名,距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炎黄文化的勃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尊奉炎黄二帝为民族始祖,都以炎黄子孙自居,同祭黄帝陵,炎黄文化成为促进两党再度合作的催化剂。学者们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即著书立说和讲课演讲来鼓舞和团结全国民众进行抗战,炎黄文化成为他们手中的特殊武器。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比拼。正是在日本这样一个步步进逼的他者的刺激下,中华民族终于觉醒,真正自觉。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自觉、团结与凝聚,中国人民表现出的不屈不挠、气壮山河的抗战精神,是作为弱国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顽强地坚持抗战14年,并且迎来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黏合剂,也是凝聚中国人民抗战的一面旗帜。     

近30年炎黄文化研究的成就与展望

近30年炎黄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是创建了一批团体,形成了一支队伍,整理了大量资料,召开了系列会议,出版了一批论集,产生了大量成果,取得了若干共识,服务了文化建设。今后炎黄文化研究的突破口是：炎黄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流变;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关系;炎黄文化与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炎黄文化与各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炎黄文化与海外华人的关系;炎黄文化与考古文化的关系;炎黄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关系。炎黄文化研究要在理论构建、成果整合及宣传普及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炎黄祭典”仪式教育价值的人类学解读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有效方式的非遗“炎黄祭典”仪式,不仅承载着中华儿女对“炎帝”“黄帝”的敬仰,而且仪式折射的精神唤回了教育本真,展演的内容丰富了教育资源,参与者突出的主体地位强化了结构化教育对象的“家国一体”思想,凸显了仪式的结构化教育功能,对于深化仪式嵌入教育结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炎黄祭典”仪式嵌入教育结构可通过进一步明确“炎黄祭典”仪式直击的教育价值追求,挖掘“炎黄祭典”仪式蕴含的课程资源,发挥受教育者在“炎黄祭典”仪式中的主体地位等途径实现。     

炎黄文化与西部大开发

汉族从炎黄时期进入农业社会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炎黄文化代表了亚洲的农业文明 ,其优秀传统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基。因此 ,在西部大开发中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 ,对加快西部大开发和增强民族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     

耄耋老人等待“炎黄梦圆”

蒋志平，江苏涟水籍旅台老人，一位94岁高龄、孜孜追求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老人。     

北朝炎黄祖先记忆与“中华”认同

炎帝、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共祖”,是由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确立的,而北朝是炎黄祖先“共祖”身份确立的关键时期。十六国至北魏,边疆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往往祖述炎黄,以促使本族“华夏化”,确立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北魏孝文帝迁洛,施行“汉化”改革,推动了各虏姓家族接受“炎黄子孙”身份。至西魏北周,炎帝、黄帝成为关陇地区鲜卑、汉人、氐羌诸族共同尊奉的祖先。至此,炎黄祖先正式由“华夏先祖”发展为“华夷共祖”,并影响到后来突厥、契丹诸族。这推动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和发展。     

拨不开的迷雾——炎帝黄帝与炎黄文化的南迁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追逐物质享受和经济目标成了多数人的唯一志趣和社会时尚,此风也影响了学术界及部分学者.文章以学术界存在的"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炎帝和炙帝文化的南迁"等现象为例,说明当前一些地方和一些学者借历史考据方法为各地争名人.已经达到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利用晚出典籍煞费苦心任意曲解的地步,期盼学者中缺乏责任心的阿世、媚俗、唯上之风得到扭转.同时也认为黄帝或黄帝后代的封地都不在浙江,黄帝族的活动区域不可能远达东南,炎帝及其子孙也没有真的迁到南方,原本活动于黄河流域的炎帝族是因为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才被人为分配到了南方,湖南炎陵县的交帝陵建于宋代,也可能始建于汉代,但都是阴阳五行现念影响下的产物.     

拨不开的迷雾——炎帝黄帝与炎黄文化的南迁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追逐物质享受和经济目标成了多数人的唯一志趣和社会时尚,此风也影响了学术界及部分学者。文章以学术界存在的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炎帝和炎帝文化的南迁等现象为例,说明当前一些地方和一些学者借历史考据方法为各地争名人,已经达到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利用晚出典籍煞费苦心任意曲解的地步,期盼学者中缺乏责任心的阿世、媚俗、唯上之风得到扭转。同时也认为黄帝或黄帝后代的封地都不在浙江,黄帝族的活动区域不可能远达东南,炎帝及其子孙也没有真的迁到南方,原本活动于黄河流域的炎帝族是因为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才被人为分配到了南方,湖南炎陵县的炎帝陵建于宋代,也可能始建于汉代,但都是阴阳五行观念影响下的产物。     

20世纪炎黄文化研究的考古学回顾与思考

炎黄文化是中国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以来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多年来,许多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进程,炎黄文化研究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推动这一问题研究不断向前发展.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或探索的问题,炎黄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基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炎黄文化感知调查研究

不同社会亚文化特征的被调查对象对炎黄文化的感知存在着差异,这在不同民族的被调查对象身上也有所反映。然而,不同社会亚文化特征的被调查对象对炎黄文化感知的差异并不十分显著。9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94.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91.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应该祭祀炎黄二帝,71.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祭祀炎黄二帝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团结。这说明对中国各民族成员来讲,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记忆,炎黄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秦人发祥地”旅游在西部兴起

礼县，古称西垂，西犬丘，兰仓。地处甘肃省东南部，陇南市北部。东界天水、西和，南连武都，西与宕昌、岷县毗邻，北与甘谷、武山接壤。面积4299．92平方公里，总人口52万余人。     

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东西文化论争

陈独秀和杜亚泉作为发生于20世纪初那场东西文化论争的核心人物,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论争的核心在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针对杜氏提出的调和论与统整说,陈氏做了详尽的批驳,提出只有德、赛两先生才能救治中国的黑暗.如何结合当时的语境及20世纪的中国现实对两人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不是简单贴标签式的裁判,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炎黄文化的滥觞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梳理炎黄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无裨益。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从农业、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等方面综合考察。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的炎黄时代,是炎黄文化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炎黄时代已经有了铜的冶炼和使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虽然出土了少量铜器,但远不及玉器突出,说明直到铜石并用时代,玉器仍是主要的礼器,是炎黄时代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表征;刻划在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来源之一;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发明医药,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发源地,炎黄时代是中国耜耕农业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农业的长足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财富的逐渐累积,大型聚落越来越多;作为大型聚落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城邑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中国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近百座;炎黄时代是中国冶铜、文字、城邦乃至国家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期,炎黄二帝是开创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