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问责制的软法进路分析及其完善

节能减排问题凸显了伴随中国风险社会来临的环境风险压力,政府在风险规制中的双重风险地位使对政府的节能减排问责在硬法上呈现出责任两难,而法多元主义下的软法则为风险规制中的政府责任提供了新路径,因应了风险社会的法律制度需求。软法进路下的节能减排问责制是中国风险社会中风险规制的客观需求,是硬法与软法混合控制宏观调控的制度创新。不过,现行节能减排问责制也存在诸多不足,要从多方面加以完善,社会团体在克服政府失灵方面的优势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团体问责的兴起表明,社会团体问责应是节能减排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食品安全:从危机应对到风险规制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公众对政府采取行动以保护消费者安全与健康的权利的需求日益增强。已有经验及现实表明,事后的危机应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政府需要转变理念,树立风险规制的意识。风险规制主要包括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沟通三个环节。今后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改革不仅需要政府伸出规制之手,强化政府的监管能力,还应注重对规制之手的约束,并加强风险教育。     

政府经济性规制绩效测度

减少和消除因外部性、公共性等导致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规制,而政府规制一方面会增加社会发展的价值,另一方面也需要花费较大的成本。运用成本收益分析和规制绩效的指数分析方法对目前我国政府经济性规制总体绩效测度的结果,可以了解目前我国政府经济性规制的绩效指数仍然较低。变革、改善和强化转型期政府的经济性规制是对某些市场不完全性和市场失灵可能引起的资源配置不当所进行的调整,又是对风险成本的转移和再分配的理性选择。     

专业服务市场的规制分析

专业服务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必须通过规制加以解决.除了传统的"市场-政府"规制方式之外,自我规制可以减少规制的各项成本,并节约消费者对专业服务提供者的直接考核费用.但是考虑到其潜在制度风险,市场约制、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应混和互补.     

迈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变革路径——环境治理多元规范体系的法治重构

我国当下的环境风险规制模式主要是沿用传统的威权管制型模式和“命令—控制”式运作方式,通过对环境行为的管控和市场机制的调整在常规层面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但环境风险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环境风险规制只能是“决策于未知之中”,而传统法律通过明确权利及义务为基础来规范环境行为的消极危险应对模式显然不能有效回应增长的环境风险,迫切需要构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模式。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更易于回应社会需求确立可接受性的、符合合理性限度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体系,通过协商式环境民主规范体系、程序主义运作规范体系以及舆论话语媒介规范体系减少政府行政规制中的危险,摆脱环境风险规制的预判困境和权力滥用危机,更好地解决日渐复杂的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治理碎片化与社会合作治理机制的生成

环境风险的不确定和系统性决定了其治理机制的灵活性和多元化,而当今的环境风险治理存在碎片化状态,其中以行政规制的碎片化为典型。行政规制的碎片化具有难以克服的内生性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政府失灵状态。为了避免环境风险治理的碎片化,需要发展出一种社会合作的风险治理机制。     

论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是一把双刃剑,其在发挥良好效用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风险,且风险贯穿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始终。应正确认识和深入剖析风险的成因,并予以相应的法律规制,包括合理界定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范围,明确承包商的资质条件,引入正当法律程序,完善监督机制与绩效评估机制,建立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等,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保障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目标的实现。     

论政府规制的行政性维度

政府的行政性规制是政府采用行政命令、行政规定、行政指示以及下达指令性任务,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行政区划来管理社会,满足社会对它提出的功能需求。文章从政府规制的目的是修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提出政府行政性规制必须具有一个科学的维度,具体概括为六个方面,即政府规制的行政基础、政府规制的行政尺度、政府规制的行政目标、政府规制的行政要求、政府规制的行政约束和政府规制的行政底线。     

论宗教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政府规制

由于宗教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公共性以及法律的不完备性,所以在其保护与开发中应加强政府规制。目前中国宗教文化遗产资源政府规制主体存在独立性和专业性缺乏、以发挥综合性规制机构的作用为主、管理职能和规制职能混淆等问题;文化遗产政府规制模式的权力归属于政府机关,行政垄断严重;宗教文化遗产政府规制法律法规立法滞后、缺乏配套法律;我国的宗教文化遗产政府规制手段单一,规制的各种手段之间不协调。因此应该明确规制主体,改变规制模式,完善规制法律,运用多种规制手段,才能更好地保护宗教文化遗产。     

社会信用体系属性的经济法认知

社会信用体系的公共性表现为信用信息来自能够反映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其可依法分类于公共和市场信用信息。信用经济实质上就是借贷经济,信用政策就是信用杠杆工具。实施信用杠杆政策,就存在商业风险。制定合理信用政策,构建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能理性控制和化解其对应的商业信用风险,这正是社会信用的政策性和规制性。规范社会信用体系,尤其是出台规制惩戒失信者、鼓励守信者的规范性文件,营造良好信用市场氛围,是全面推进和实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规范社会公共信用信息,可以与政府治理、法治政府和规范政府公权力同步进行,如政务公开,政府透明,公平行政,提升公信力,这正是规制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内容。     

风险规制正当程序：意义阐释与类型分析

在现代风险社会,风险规制逐渐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任务。面对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现代风险,以交涉性和反思性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程序在风险规制中的意义日益凸显。以“司法程序”为模型的传统行政程序呈现出高度的封闭性与对抗性,难以为风险规制的多元主体的论辩与协商提供足够的制度空间,应当建构一种风险规制的“分析—协商”程序,从而为包括风险规制机构、专家、利益相关者、普通公众在内的多元主体就风险议题展开协商论辩提供制度性平台。我国风险规制应当倡导一种新程序主义的法治路径,以促成风险规制决策的合法性。     

数据挖掘的正当性论述及法律规制路径

数据挖掘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信息增值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引擎以及政府数据开放的内在要求,具有正当性.但其同时产生隐私侵权、社会歧视、利益分配等个人自治以及社会治理难题,引发正当性困境.对此,应构建数据挖掘的法律规制路径,确立"鼓励挖掘—安全保护—平衡协调"相统一的规制目标,完善数据立法以明确数据挖掘规制的规则,选择个人数据主体、数据挖掘主体、政府合作规制的规制方式及规制手段,赋予个人数据主体事后选择权,明确数据挖掘主体的保护义务并落实政府的数据推进和监管职责,以期实现技术与法律规制的互动融合,促进我国数据产业的良性发展.     

规制政府的理论范式与制度选择

从政府失灵、政府部门利益、政府规制俘虏、政府寻租等理论入手,分析放松政府规制及对规制者规制的理论沿革与发展,提出了政府规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是为市场运行提供了恰当的制度基础,而最大的损害是对市场运行进行任意和过度的干预,为保证政府对市场规制的有效性,需要确立和强化对规制者进行规制的基本思路。     

巴塞尔Ⅲ对规制资本规则的修订与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巴塞尔Ⅰ和巴塞尔Ⅱ在规制资本的结构、统一性、风险吸收要求等方面的一系列缺陷与不足,为此,巴塞尔Ⅲ对巴塞尔Ⅰ和巴塞尔Ⅱ中的规制资本规则进行了全方位的修订,核心内容是提高资本质量与数量要求,以增强银行的风险吸收能力,并通过提高规制资本要求的一致性和制定完善的实施步骤,以保障其落实.巴塞尔Ⅲ对规制资本规则的修订将直接影响国际社会对国际金融业未来风险暴露的管理,进而对金融规制与监管提出新的挑战.我国金融业所受影响不容忽视,为此,应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监管合作、促进国内商业银行业务结构调整来加以应对.     

社会规制中对政府的激励与对被规制者的激励——基于地方行政辖区小流域污染处理补偿

水污染治理的市场化已渐入实践轨道并取得良好效果,但仍只是零星地分散在局部地区,未形成自由贸易市场.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政府的介入并实施相应的激励.政府在对污水治理这一社会规制中如何有效地运用激励规制理论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收益,关键在于政府的被激励与其对被规制者的激励中.在政府被激励机制完善基础上,对被规制者的激励则更应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界定产权,使市场机制自动发生作用.     

政府规制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

政府规制是政府这只看得见手为实现某种政策目标,对规制对象所采取的对进入、退出、价格、投资等各方面的监督与管理行为,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它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补救,市场自由竞争下的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只有在政府规制这只强有力的手的规范和制约之下才能实现。为了建立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规制改革仍然需要深化,一方面,要改革规制机构,优化规制体制;另一方面,要创新规制方式,规范规制行为。在吸取西方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转型期的经济实际,深化改革,实现政府规制与市场竞争的协调发展。     

专家制度与价值制度之间——环境风险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理论要求行政机关规制风险时在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上作出选择.其中,风险规制的目标确定应当选择价值制度,风险规制的手段选择应当采用专家制度.然而,我国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在设计或实施时对专家制度和价值制度的选择或运用上存在混乱和不完善之处,应当进行完善或重构.     

分享经济视域下共享出行的政府规制行为

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实现社会闲置资源的分享与再利用,是互联网下的新型经济形态,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聚焦点。本文以分享经济为理论依托,对分享经济下的政府规制行为进行研究。通过剖析"共享单车角逐"与"美团滴滴大战"为共享经济的典型案例中引发的社会性问题,从政府规制视角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规制创新能力不足、政府规制的多方"博弈"以及道德、诚信体系缺失,是限制分享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应在适度规范引导及监督的基础上,营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规制经济学研究理论述评

规制是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所进行的某种直接的、行政性的规定和限制。规制理论主要经历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三大阶段,近20年来,又形成了激励性规制理论。规制经济学理论发展对我国的启示是,我国在放松传统的行政性规制的同时,应引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性规制。我国在实行激励性规制时,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规制模式,应有所取舍和改进,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规制模型。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价值、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不仅可以增加公共服务数量,满足社会多元需求,而且还具有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与质量、缩减政府规模、减轻财政负担等多重价值.但外包过程中产生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加剧、政府权力寻租、监管失效、形成新的垄断等风险,这在客观上制约了政府服务外包的良性运作与扩展.为此,必须通过明晰公共服务外包的范围、导入正当程序、优化监管与评估机制、培育多中心供给主体、建立政府担保责任等方式,规制来自政府和承包方的双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