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强化反腐败的制度权威

实践证明,反腐败,制度是第一位的,维护反腐败制度的权威性尤为重要。当前,要重点加强反腐败教育制度、监督制度、预防制度、惩治制度建设。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董仲舒的人性论,借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以阴阳释性情,确立了性情的本体地位;以善恶论人性。阐明了人性与善恶的辩证关系;以“中民之性”为立论基础,论证了王道教化的必要与可能。量仲舒使儒家的教化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儒学发展史和整个封建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建设

法规制度不健全是产生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一是法治观念方面的影响;二是法制建设滞后的影响;三是国有企业规章制度不完善。搞好国有企业的反腐败工作,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依靠法规制度是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依靠法规制度是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必须坚持的工作标准。     

论成本收益视域下反腐败行为的制度选择

腐败的本质是利益委托和权力代理的勾结与合谋,其对公共权力行使和资源分配有着巨大的腐蚀作用,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危害。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开始用经济学方法和原理来阐释和评价人的行为价值,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理论分析法学———法律经济学。运用法律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我国反腐败制度的成本和收益量化,以期为执政党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制提供合理的制度选择。     

浅析韩非子国家治理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韩非子认为人性自利是自然现象,反对对人性作出善恶评价,跳出了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窠臼。因此,人性的拯救不能靠道德教化,而是要"顺性因情"、利用人性的自然趋势,因势利导,把人性的自利导向于有利于君主、有利于国家富强的方向。韩非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分殊,投射到政治上,就产生了德治与法治的差别。韩非子的人性论与治理思想虽然总体上已经早已不适应封建时代后的政治环境,但对今天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     

论儒家推己及人的人性论根据

自孔子总结并阐释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以后,儒家学者就一直试图在人性论上对推己及人的合理性作出理论论证。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宋儒理学家的天理论或心学派的良知论,抑或戴震的自然情欲论,都未能真正科学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皆因其抽象性和先验性而存在各种缺陷。当然不能因此否定它们的认识价值和对推己及人合理性根据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意义,也正是因为他们不绝于时的长期探讨和宣扬,才使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人为善、推己及人的优良传统。批判地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对于处理现代人际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制约权利、保障权利与反腐败的制度安排

在入世的大背景下 ,国际规则正成为我国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应抓住这一重要历史契机 ,借助来自体制外部的强劲动力深化改革 ,着眼于创新的制度安排 ,从反腐败的根本出发点———制约权力入手 ,封闭现存制度的缺口 ,严格规范政府权力的运作 ,从而最终实现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     

西方近代抽象人性论的哲学基础

我们通常把近代哲学的各种人性理论概括为抽象人性论。导致抽象人性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思想内容上的,也有思想方法上的,而更为根本的、深层的原因则是在人的理解原则上的知性逻辑的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对近代哲学抽象人性论原因的追问和分析对理解马克思人性理论变革和哲学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性论是先秦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理论界有关人本性问题的讨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管理的需要.在讨论过程中,许多学者(史称先秦诸子)对人本性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并提出要依据人本性来引导和规范人的社会行为,还主张依据人本性来考察和选用人.他们的看法和主张为先秦管理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     

西方政治制度的人性论基础

在影响制度设计的诸因素中,对人性的态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坚信人心向善,必然将制度的希望寄予某个至善至贤的人格化身;而主张人心皆恶,则必然预设对付人之恶德的机制。在西方政治制度的蓝本———美国宪法制定的过程中,开国元勋们始终将人心之恶视为制度应防范之首选敌人,因而强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制度牵制人的私心。这样一种人性恶论源于基督教的救赎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主张人性善的,因而在某些制度设计中,我们倾向于将制度的希望寄予人格修养。前者的不足在于过分强调人性中的幽暗成分,而后者则对人性之弱点缺乏应有的预警机置,一旦伦理道德的大堤崩溃,则权力就会肆无忌惮地泛滥。     

德性审美文化的人性论基础与审美选择

德性本是中性词,但一般用作褒义词.德性作为人的道德品质已历史地被赋予了"善"的内涵.正是这特定的善的内涵才使德性具有了审美的意义.东西方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人对德性的善恶看法不同,而且有人对两种对立的德性也不绝对地归之于善或恶.德性的善是超越动物性的肯定性的人性、肯定性的人生境界.符合人性又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善是德性伦理文化审美性生成的依据.在现实层面上,德性主体对德性伦理的审美选择、建构和实践才是一个非常实际而意义深远的问题.呼唤和建构一种新的德性审美文化,无疑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试论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

创新反腐败体制 ,建设整体效能高、合力性强的反腐败体制 ,主要是创新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 ,纪委组织协调 ,部门各负其责 ,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体制 ;创新反腐败机制 ,构建操作性强又高效率的反腐败机制 ,主要包括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创新特别是选举制约机制的创新、政务公开制度的创新、廉政教育机制和官德监督机制的创新等 ;创新反腐败制度 ,特别是从解决管权、管钱、管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入手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以预防用权腐败 ,改革财政制度以预防用钱腐败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以预防用人腐败。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 ,是新时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根本措施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人性论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是其人性论的立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包括九个方面的辩证法 ,即一般的人性和现实的人性、社会的人性和具体的人性、功利的人性和伦理的人性、利己的人性和利群的人性、竞争的人性和合作的人性、“恶”的人性和“善”的人性、抽象的人性和具体的人性、稳定的人性和变动的人性、个体本位的人性和类本位的人性。只有弄清这几方面的辩证法 ,才能把握人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变动性 ,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研究变化了的和变化着的世界和中国的实际。     

论邓小平的反腐败理论

反腐败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邓小平理论中,对于反腐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腐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如何惩治腐败等问题都有深刻的论述和科学的分析,形成了内涵丰富、颇具特色的反腐败理论。     

人性论视域中的先秦儒家修养论

学者们对儒家人性论和修养论的研究,或立足于人性论而以修养工夫加以论证;或简述人性论之后详述修养工夫,而从人性论上论证修养论之成立问题,则所见甚少,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我们有必要对此一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才能对儒家的人性论和修养论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从人性论的角度来探讨修养论,主要关涉到三个问题:一是人生修养的必要性;二是人生修养的可能性;三是修养方法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开创性时期,从阐释的重心来说,它经历了一个由注重修养论到注重人性论的转变过程。儒家开创者孔子对形而上的人性,所言极少,他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具体的道德实践。而到了孟子和荀子则总是在对人性作一番探讨之后,再对人生修养加以设定。     

健全与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论纲--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应明确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注重实效、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总体指导思想,并从完善刑事立法方面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通过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关措施,构建立体反腐败法律体系。     

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的反腐败制度研究

公共选择理论本质上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移植到政治学研究中的产物,它通过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设、交易的政治学这三个基本工具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理路。政府官员具有滥用公权力进行腐败的客观条件,而通过腐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并考虑其自身及周围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官员做出是否进行腐败的决策。而依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对制度设计进行调整,则能够对腐败形成有效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