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玄学的礼学特质

郭象将仁义之礼视为个体自性的内容,通过性本论的建构为礼的合理化存在寻求到形上基础。其基于“依性而为即自为”“安性守分即逍遥”的性分论,展开对礼之教化向度的阐释,基于“神人即圣王”“游外即冥内”的圣王观展开对礼之治国向度的阐释,进而建立一种合乎“自然”的新礼教秩序。其玄学思想体系以政治哲学为皈依,具有明显的礼学特质。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     

应当重视郭象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意义

郭象上承老庄,兼综儒道,开启佛禅,不仅以其对“无心顺有”、“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创造性阐发,而且以其对“个人”的关注在 国传统审美精神的发展中具有十分独特的作用。而在当代中国美学史研究中,郭象却长期受到落与遗忘。对郭象美学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克服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的误区与盲点,使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遮蔽日久的另一面呈现出来,从而再现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真实全貌。     

郭象的圣人无为观及其管理学启示

郭象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圣人无为观是其玄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圣性以境界为其基本内涵。圣人之无为表现为常态下的因顺万物,和变态下的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为是一种管理谋略,郭象的圣人无为思想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管理学启示。     

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意象与意义

运用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方法,将郭象“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文字还原成图象后,可见其本意为：每个个体依据自己的本性运动变化,叫作“独化”;无数个体运动轨迹交织形成的关系网络,构成了无限复杂、时刻变动的现象世界。如果探究其变化的终极动因,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展开,都将面临模糊不清的景象,叫作“玄冥”或“玄冥之境”。从本末体用角度看,万物个性的集合,可视为现象世界的“本体”,故可将郭象玄学称之为“性本体论”。其目的是否定天命论(宇宙本原论)与君权神授,将人性的需求(自然)作为社会体制(名教)存在的基础,以此确立臣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为魏晋士族社会的“自治”理论与实践,奠定哲学基础。     

郭象儒道会通的生存论阐释

魏晋玄学的主要课题是儒道会通。王弼二分有无,而以"无"为本内涵着玄理上的不彻底性。郭象注庄,主"独化于玄冥之境",将现实存在提升到本体地位并赋之以原发性加以发挥,在会通儒道上得出了二者殊途同归的答案。郭象立论的切入点在于,儒道两家在本体思想的契合透显着以现实人生为最终归宿,自然与人生无间融合的敞开,使此前绝然二途的理论交织在一起,虽彼此乖离又互为联系,而生存本体实为纽带之一。根基义理的不谋而合将原本破坏的精神意境又重新建立起来。     

雅量与魏晋玄学

“雅量”是魏晋人物品鉴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品目,其本质是沟通儒道,“游外以弘内”,是魏晋玄学理想人格的体现。魏晋玄学人格理论自刘邵《人物志》发轫,经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至郭象《庄子注》而集大成。士人对于雅量的品赏亦在两晋蔚然成风。     

自有玄心赏风流——论冯友兰对魏晋玄学研究的贡献

冯友兰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魏晋玄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人和重要奠基者。冯友兰的魏晋玄学研究具有开展早、持续长、成果多、影响大等显著的特点,尤其是在郭象玄学、玄学方法论、玄学的派别和发展阶段、魏晋玄学的精神特质等方面的研究具有独到的见解和卓越的贡献。     

试析郭象的独化范畴——兼论王弼、郭象本体论之异

郭象对庄子的本根之道作了消解,并对他之前的"无"本论和"有"本论进行了自觉的考察,进而提出了他的"独化"论,并以"有",即具体存在物作为独化的主体。同时,他提出了一个相因范畴。此范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表相互参照义,其二是表相互联系义。相因范畴的存在表明郭象的"独化"论并非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讲的。而"有"之所以能够相对地独化,则是由"有"的自性,即"有-无"性决定的。郭象的"独化"论是一种具体本体论,它解决了本体之所以能够自本自根的问题,是区别于王弼"无"本论的共相本体论的。     

郭象的自生说及其理论吊诡——基于郭象哲学知性品格的分析

郭象对有、无的涵义进行了重新阐释,并通过无不能生有和有不能生有的逻辑推演提出了事物自生的观点。郭象的自生说混淆了事物的生成方式与事物的生成本原问题,从而造成无法克服的理论吊诡:自生必须承认自生的主体,否则就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而一旦承认自生的主体,则又成为他生而非自生。郭象试图用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玄虚说法规避这一矛盾,但事物自何而生的问题并未因这种悬搁而消失。自生说本质上仍是一种生成论。     

玄学思潮下的魏晋山水文学之一瞥

由于玄学思潮的特殊作用,魏晋文人的山水自然观出现了不同于先秦两汉的质的变化,士人逐渐形成了山水审美的自觉,主要表现在当时形成了以洛阳和会稽为轴心的南北两个山水审美旅游活动中心;而这种时风和文学观念的演变又最终影响到魏晋山水文学的创作,实现了当时文学创作中山水自然题材的广泛扩展,而在形式上则孕育了山川景物记、山水游记等新的山水文学体裁的兴起。     

魏晋玄学与魏晋音乐初探

魏晋时期,在玄学兴盛的两百余年中,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潮席卷当时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样对魏晋音乐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玄学思潮浸润下,魏晋音乐以道家思想为旨归,强调音乐"和"的本质特征,造就了一代音乐作曲、演奏名家群体,凸显充满玄学风格的经典音乐作品的独特艺术个性,同时也反映出魏晋玄学思辨对构建和发展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作出的弥足珍贵的贡献。     

魏晋士人生活审美谈

造就魏晋士人诗化人生最直接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哲学自然观的树立;怀疑论哲学思潮的流行和对人的 生命的高度自觉;人物品藻和对人的内在精神面貌的重视。     

魏晋玄学的文化精神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哲学思潮,它崇尚理性思辩,追求人性“自然”,开创了一代哲学新风,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作为时代风潮,它在扬弃儒学的同时更闪耀着人性发现的绚烂光芒。     

魏晋南北朝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中国古代自两汉设立察举、征辟等选举制度以后,便形成了由中央政权和地方官吏、大族共同掌握选举用人的制度.进入魏晋南北朝,汉代的选举制仍然延续,但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出现了地方大族把持选举用人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同时,由于九品中正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巩固"门阀制度"的作用,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官僚"贵族化"的倾向.     

魏晋的鹦武赋与当时文士的英才情结

自汉末祢衡为《鹦鹉赋》 ,魏晋时期继作者十余人。细加分析 ,此种现象的发生 ,固有模拟习练、较技竞才的成分 ,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 :当时文士因鹦鹉的聪慧 ,而以之为英才的象征。魏晋乃崇尚英雄的时代 ,文士更往往以英才自居 ,遂形成借鹦鹉以抒写其英才情结的风气。     

魏晋士人的文化精神及现代意义

魏晋时期,士人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精神:任诞放达与任情率真、自我尊重与自我觉醒、崇尚清谈与崇敬自然、风度超逸与风趣高雅,这种文化精神对于我们如今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增强生命意识以及构建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魏晋玄学对中国文人气质的影响

中国文人的气质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在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其中魏晋玄学对塑造中国文人的气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影响了文人的思维方式,锻炼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养成了他们重思辨、喜玄理、好究天人之际的习惯;二,启迪文人士大夫脱离烦琐压抑的现实世界,去寻求一种诗意的人生;三,为士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出处问题的中庸之道,使他们在出处间自由游走;四,培养了文人的山水隐逸情怀,为中国文人钟情山水诗、山水画找到了理论源头。     

魏晋书学中崇尚“自然”的审美观研究

魏晋时期社会剧烈动荡,儒学信仰产生了危机。魏晋士人开始追寻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探求,把思想引向了玄学。史家称此为“人的觉醒的时期”。人们主张个性张扬,追求“简约自然”的艺术神韵和趣味。这种崇尚“自然”的审美思潮,充分反映在当时的书法理论与创作之中。文章旨在探讨魏晋书法理论创作中自然观的思想渊源,书法创作中主体所具有的“心斋之心”,以及书法形态、书法品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自然观念以及对后世书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