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视野下,现代性无论是在社会存在还是在社会意识层面,都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就现代性诸矛盾现象的深刻本质或其哲学基础而言,乃是近代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马克思的现代性哲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颠覆,对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必须克服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普遍、高度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     

哲学:在历史与文化之间——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后的哲学定位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彻底地终结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使哲学研究转向人之生存的历史性,实现了哲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统一,建构了全新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在双重的维度上展开的,表现为对人之存在历史性研究的形而上维度和对具体历史进程研究的形而下维度的统一。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的研究是统一的,都是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总体研究,只不过视角不同。文化哲学可以作为历史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而历史哲学则可以作为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哈贝马斯论形而上学之思和后形而上学之思

哈贝马斯用形而上学思维概括始自巴门尼德、柏拉图,止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传统。认为形而上学思维与意识哲学范式有着天然联系。因此,克服意识哲学范式是超越形而上学思维的必由之路。交往范式保证人们能够使用历史的、具体的理性把握普遍的共识性真理,故能打开后形而上学思维境城,提供建构后形而上哲学的基础。后形而上哲学是一种生活实践哲学,扮演着“示范者”和“解释者”角色,旨在促使具有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系统在生活世界的实践经验语境中组合起来并获得应有的秩序。     

“应用哲学”质疑

“应用哲学”一词衍生于“应用科学”这一科学分类概念.但哲学并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应用哲学”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人们通常所谓的应用哲学,实质上是属于部门哲学的范畴.部门哲学是根据哲学思维根本特性反思特定实践领域而形成的哲学理论,是对构成世界的某个部分的整体性把握.因此,部门哲学具有第一哲学的普遍特质,它与“应用哲学”是有根本区别的.     

内在性之被贯穿：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革命及其当代意义

肇始于笛卡儿的近代哲学主题是追寻思存、心物的统一性问题。然而 ,尽管天才的哲学家们建构了一个个形而上学体系大全揭示这种统一性 ,此种追问却以始终无法走出内在性而宣告失败。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于 ,他反思了统一性问题的前提 ,即思存、心物二元分裂的虚假性 ,彻底抛弃了传统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转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确立了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论根基 ,从而先于海德格尔洞穿了内在性。此种哲学存在论革命的性质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严重误读 ,亦被海德格尔误读 ,从而其哲学存在论革命的重大性亦被大大地低估了。本文认为 ,在当代暴露出诸多现代性的弊端时 ,重新领会马克思哲学在存在论根基处发动的革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内在根据"的现实破解

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或超越并非源自于所谓外部某些因素的切入,而是在其形而上学的内部建构其奠基的前提下加以展开的;马克思哲学就是通过基于哲学自身的内在根据为中介的理论环节或者现实的环节,并以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方式之样式,进而通过超越西方传统思辨的精神视域来完成的.西方哲学初创的早期形而上学的规定体现为对超验至上的形而上本体的精神探索.在西方哲学的凸现和建筑之中,古希腊哲学围绕世界"本原"问题展开,以及对作为阐释"世界何以可能"本体的探求,其实质也是古希腊形而上学初始建构的复杂过程,就是在此过程中西方早期哲学确立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根据".     

论敦煌哲学的建构之路

通过对“中国哲学”范畴建构的历程考察,阐明了“敦煌哲学”成立的可能性.从哲学对思想道路的奠基性作用入手,通过对中国哲学核心观点的分析,以“敦煌性”为出发点,认为“和”可能是敦煌哲学内在特质的核心精神,这将是日后敦煌哲学研究的一个大的方向.敦煌哲学与其说建构,毋宁是发现.     

现当代主体性哲学的合理形态

主体性哲学承载着人类对于自由的价值追求,是人类自我观照的理论表征,因而也是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内容。然而,主体性哲学在现当代却遭到了普遍的拒斥,究其原因,在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化及其引发的自我否定。只有与形而上学绝缘,主体性哲学才能重获生机。马克思通过形而上学批判,开创现代实践哲学,从而为主体性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域。实践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价值主体性思想承担了主体性哲学在现当代发展的重任,堪称主体性哲学在现当代的合理形态。     

康德哲学的本体论意蕴

康德认识论不仅指出范畴在认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 ,而且指出范畴在研究存在的过程中具有本体论意义。正是通过对范畴的本体论分析 ,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超越了古希腊本体论哲学感性直观的思维特点 ,真正把“存在”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使本体论哲学研究进入了纯粹思辨的领域 ,为在本体论的话语困境中深化对本体的哲学理解提供了可能。     

“追问根源”与“哲学困难”

进入20世纪后,由于现代性所暴露出的弊端,形而上学便开始遭遇困难,以至于出现了“拒斥形而上学”运动。在这种情形之下,海德格尔虽然也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但他主张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并由“存在者”提升至“存在”,从而重建形而上学。很显然,海德格尔的建构是一种“追问根源”的理路。历史地看,这种理路在中国哲学已有悠久传统,而且现代中国哲学家也有不俗的理论建构。总之,面对现代性问题所引发的“哲学困难”,“追问根源”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其实,不仅是面对现代性问题,面对任何“哲学困难”时,“追问根源”均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表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他西方政治哲学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其他领域的界分。它由"建立与共产主义政治行为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与价值信念"为理论目标、"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公正及其人的解放原理"为研究对象、"实现从政治道德建构论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转向"为研究范式和"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统一"为实现方式等所构成。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的明晰,不仅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原理的厘清和体系的创建奠定了科学基础,更有利于全面、准确地阐发在人类面临共同危机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殊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第一哲学两种模式的思考

在西方哲学史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逐步形成了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传统,前者研究形而上学、认识论和语言逻辑等,后者研究伦理、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人类实践领域。在该传统中,亚里士多德从最普遍原理和终极原因出发解释一切,包括实践,从而形成了一种以理论哲学为第一哲学的模式;康德把知识限定在现象界,把道德奠基于本体界,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的模式。以此为参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可区分出两种模式:一是由老年恩格斯所建构的、以理论哲学为第一哲学的模式,它用物质解释一切,包括实践;二是从青年马克思的手稿、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发出来的、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的模式,它用实践解释一切,包括自然。不管在哪种模式中,马克思本人都只提供实践哲学。可实际上,马克思也有自己的理论哲学,那就是他的理论辩证法。一旦马克思的理论哲学得到阐发,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第一哲学的模式就可以期待。     

马克思、恩格斯未能定义哲学“物质范畴”原因分析

物质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范畴。而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是由列宁定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当时没有对哲学的物质范畴作出科学的定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50多年,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仍然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本文从自然科学、社会历史背景、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探讨。     

“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

张岱年在中国新哲学建构方法上所提出的“综合”之说，本质上是“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受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所影响，是对张申府“三流合一”说的深化和发展。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有一个发展、深化过程：从以新唯物论为基础“综合”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新哲学，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国哲学、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再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西哲学之优长之处，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熔铸理想主义精神的“创造”的“综合”，最后归结到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和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统一。     

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的根本转向

由于“存在”范畴含义的不确定性,抽象表述的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需要具体化,才能被切实理解和把握.哲学基本问题具体化表述的关键在于对存在领域的具体划分.把哲学基本问题具体表述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的依据在于把存在的范围确定为物质和精神两大领域,这是有史以来传统哲学对存在领域进行分割的一种基本模式.这一基本模式确定了传统哲学的基本论域和一般性质.哲学的根本转向在于对哲学基本问题具体表述内容的变革,其基础则是对存在领域分割模式的创新.迄今为止,人类哲学理论的发展虽然在某些研究领域中实现了研究重点和关注问题的转换,但是在其存在论与认识论的根基上却从未实现过任何根本性改变,这就是对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基本性承诺与具体化解读.因此,人类哲学的发展从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性的理论转换.由于把信息概念作为哲学的最基本概念之一引入哲学,信息哲学阐明了一种全新的存在领域分割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表述方式,因此,信息哲学实现了人类哲学的第一次根本转向,并因而导致了人类哲学的全方位的根本性变革.     

论当代形而上学建构与有限性规定的内在关联

从当代有限性的向度上来重新诠释"哲学是什么"问题,进而在阐述"哲学"本真内涵的基础上,指出哲学内蕴的本质与不同时期的形而上学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着重论述了康德在为传统形而上学奠基的过程中,把形而上学重新置放在人的认识有限性前提下的难题,继而着重阐发了海德格尔为解决这一难题所确立的"比人更原始的是人的此在的有限性"思路,从而把当代形而上学建构在"此在"有限性的规定上,最后着重揭示了当代形而上学与有限性规定的联系及其价值.     

法制心理学哲学之立场性探讨

法制心理学哲学是一种关于法制心理学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智慧,对它的研究在我国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正如法律研究中对法哲学、法学理论研究的忽视和滞后,但是法制心理学哲学因为它的反思和批判特性及其所处的理论高度,对我国法制心理学的发展和完善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拟从探讨法制心理学哲学的立场性出发,探讨法制心理学哲学由此而具有的意义,以由此认识法制心理学哲学的重要性,为完善我国法制心理学哲学提供现实根基和意义支撑.     

熊十力的“哲学体系”情结——读程志华《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当西方现代哲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学”的时候,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却在津津有味地重建形上学的“体系”话语。在西方哲学界,为了彻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已被当作一条“死狗”丢在一边,其中批判的借口莫过于对其“体系”封闭、僵化的不满,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破碎和颠覆本体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及传播。然而,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熊十力（1885—1968）可谓大谈形而上学;不仅如此,熊氏对哲学体系的偏爱和执著,一方面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另一方面把儒家本体理论之建构和民族尊严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联系了起来,成为中国儒学史上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建构系统化、体系化的哲学“第一人”。     

论易学哲学的现代转型

哲学是关乎生活的层级性思考——关乎"主体性何以可能"的存在论;关乎"绝对主体性是什么"的形而上学;关乎"相对主体性是什么"的形而下学。既有的易学哲学史印证了哲学观念转型与生活方式转型的相应,体现了一般性思路:"形而上者"为"形而下者"奠基,形而上学为形而下学奠基。包括现代新儒学在内的易学哲学均缺失了本源存在视域,只涉及"主体性是什么",没有触及"主体性何以可能"问题,也并未建构完备的现代性易学形而上学、形而下学。易学哲学的当代开展,首须"返源",解构既有的易学形而下学及其相应的形而上学,建构描述主体性所由以挺立的本源存在及其发生机制的存在论;在此基础上"立相",建构关乎现代人类主体性的易学形而下学,以及相应为其奠基的易学形而上学。唯其如此,才能彻底完成易学哲学的现代转型。     

论哲学的“内敛”与“外溢”效应

哲学本质是形而上学.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既维护着自身的内在一致性,又在其延伸的过程中发散着某些局部环节的变化性.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就其内部理论结构而言,必然是板块式的、粘连的、一体的.这一结构的规定使得哲学的内容以自然倾向和梯度式的连接尽可能地趋近于板块的核心,尽可能地依附于中心地带的本体.可以说古希腊早期建构的哲学样式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内敛”的规定,这一点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得以清晰的展示.而其后的哲学发展趋势则是在哲学的“内敛”功能不断地放大,并升至其顶点后,逐渐转向哲学“外溢”效应.这一哲学延伸的现实可能性使得哲学的“内敛”效应减小, “外溢”功能加强.在哲学的“内敛”与“外溢”效应此消彼长的过程里,可以观察到哲学的演进走向和哲学趋向于现实的可能的内在动力.从这一向度出发,可以在更深厚的现实根据上把握马克思哲学出场的历史境遇和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