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政治与中国的基本战略选择

自上世纪末的东南亚危机以降,东亚金融地区主义逐步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界的热点议题之一,本文综合分析了东亚金融合作的支撑与掣肘诸因素,认为东亚金融地区主义当前所取得的进展,反映了区域内短期流动性缺失以及地区生产、贸易网络的驱动,而理论的论证也提供了实践上的助推;同时,东亚金融地区主义令人沮丧的一面也表明,区内贸易与金融管理上的背离、以及区内外主要行为体的主导权之争在短期内无法获得解决。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前景注定要在曲折中迈进。     

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关系与东亚一体化

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存在着战略性张力,如何将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全球主义统一到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就成为重大战略议题,既要强调国家主义在东亚一体化中的基础地位和全球主义为东亚一体化提供的巨大契机,也要突出地区主义在东亚一体化中的主导功能.深入分析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应树立以富民强国为目标的国家主义战略,以参与、分享为目标的全球主义战略以及以主导国际制度为目标的地区主义战略.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东亚经济区域化是东亚地区主义典型代表,我们要重视东亚经济区域化在东亚一体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东亚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竞争性地区主义,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为价值观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要求东亚各国打破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牢笼,共同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东亚共同体".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困境与人民币国际化

近年来在复杂的东亚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中,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取得了初步成就,但现阶段面临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缺乏、合作意识分歧、东亚"美元本位"固化和外部遏制等因素制约,使东亚货币金融深入合作面临困境,严重阻碍了东亚贸易和投资的长远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和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融入全球贸易、金融、投资活动更为广泛和深入,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对东亚货币金融领域的深入合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响显著。人民币在东亚的区域化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互为作用、相互促进。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主要围绕自贸区建设,利率、汇率自由化,以及人民币在东亚的区域化等中心议题展开。     

新地区主义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探究

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需求的加深,东亚各国掀起了加快区域合作的步伐.20世纪80年代东盟的建立、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了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以地区主义为依托参与东亚合作已是东亚各国的共识,但目前东亚合作存在许多制约因素.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对推进东亚地区全方位,多角度的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阐述了新地区主义产生的背景,通过分析目前东亚合作中存在的局限,试图探讨新地区主义在推进东亚合作过程中的作用.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选择的动因分析——“新地区主义”思潮的兴起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是世界政治和经济多极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出现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地区主义在东亚迅速膨胀,并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冷战后东亚秩序的转型与中美两国的东亚战略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世界秩序的转型,东亚秩序也处于缓慢的重塑之中。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利益是继续巩固并扩大在本地区的存在,为此它延续了冷战时期的联盟战略体系。由于国内经济建设、为缓解自身的崛起对区域内国家带来的压力以及改革开放后对外战略观念的变化,中国的东亚战略主要包括: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全球主义战略、与区域内主要大国特别是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大国战略以及积极参与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的地区主义战略,着眼点集中体现在承认而不是排斥美国在本地区的现实存在,通过开放性区域主义模式塑造东亚未来秩序,推动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政策模式的产生和衰落

在比较福利体制这一研究领域,人们对于"东亚福利"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如此,研究者对于东亚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政策模式,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福利体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等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本文从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东亚福利体制的一个共同点,即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出发,来考察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形成东亚政策模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提出生产型社会政策模式与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为分析东亚福利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也解释了八十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对于东亚社会政策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对于这一区域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东亚区域合作对欧盟经验的借鉴与超越——以新地区主义的视角

后冷战时代,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同步并举的态势。一方面,它引发了地区主义理论的更新。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亚区域合作的蹒跚起步。欧洲一体化的成功实践给东亚带来了良好的启示,但鉴于本地区的特点,对欧盟经验的借鉴必须有所审视,在新地区主义的观照下,实现有利于自身的超越。     

通过“批判性东亚话语”展望“东亚自我认同”

"批判性东亚话语"是指"作为韩国批判性地域主义的东亚论"以及可能与之相沟通的中国和日本的东亚话语。阻碍东亚自我认同的原因主要有,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化,复杂的地缘政治学现实,各国间的历史认识差异,民族主义和"霸道性大国主义"。实现东亚自我认同的出路在于,组建东亚的"我们意识","否定之否定"的文化跨越,把东亚设定为一种替代性的资源或媒介。     

东亚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趋势

近年来,新地区主义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论基础越来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视.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形成和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密切相关,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日渐清晰.目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化程度低,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由于受到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各国合作愿望更加迫切,特别是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加大了合作的力度,必将会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地区主义对东亚双边同盟体系的挑战及美国的应对战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主义快速兴起,并通过培育地区合作安全观念、改善地区安全环境、重构地区权力结构等方式,塑造着一种新的地区秩序,对现行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及以此为基础构筑的东亚权力体系带来现实威胁和严峻挑战。为回应东亚地区主义的挑战,美国采取强化与东亚部分国家的双边关系、拓展其主导的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制约和改造非美国主导或参与的东亚地区机制等战略措施,控制或引导东亚地区主义朝着美国指引的方向发展,以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     

垂直专业化分工、外部需求与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张——基于中国数据的面板协整分析

近20年来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张的速度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由于东亚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一体化组织,所以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理论不能够解释其内部贸易的扩张.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为解释东亚非制度性的区域内贸易扩张提供了依据,而外部需求的增加是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张的最终动力.本文以1995-2006年中国从东亚各国/地区的进口贸易为考察对象,将生产非一体化指数(VDI)代替垂直专业化指数,用美国来自东亚各国/地区进口份额的变化代表外部需求,采用联合国统计司的BEC数据,运用面板协整的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扩张来自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外部需求的增加.     

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现状与前景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元体制下东亚地区面临的诸多困境。其中,东亚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未来东亚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内部能否出现替代美国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从贸易视角考察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现状、潜力及未来前景,通过对东亚新三角贸易模式与中国作为区域贸易集聚地作用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正在扮演起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角色;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会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趋势而进一步增强。但是,现阶段中国在东亚最终产品出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与美国的差距明显,尚不具备替代美国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能力。中国需要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调整,积极扩大内需,这必将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     

传统安全问题再现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

近年来,以领土领海争端、地区安全和历史遗留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东亚传统安全问题,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东亚传统安全问题的再现是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产物,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影响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东亚地区安全的“三大困境”阻碍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美国霸权力量的存在牵制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区域认同的弱化延缓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我们必须抱着循序渐进的务实态度,促进各方协商对话,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传统安全问题.大国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东亚地区各国还要学会处理好与地区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可以说,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关键在中国.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回顾与展望——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真正一体化的框架,东亚各国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付出了艰辛和努力,取得相当的成果,尽管有些构想胎死腹中,但仍有不少参考价值。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面临区域内各国政治关系和区域外美国因素的影响,社会文化意识差异的存在对合作也造成诸多不利。展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建立区域性融资机制和危机救助的协调管理机构,营建和完善亚洲债券市场,以及构建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东亚货币合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努力的方向。     

东亚区域合作的困境与方向: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东亚合作进程走过了12年,未来能否会走向统一的东亚共同体?必须认清目前的困境,即东亚经济上的密切联接与政治、安全的分离并存的二元结构,而如何取得统一的区域主义政治认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相同或相近的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水平、意识形态或是价值观乃至互为依存的安全保障体制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真正内在关联的区域共同体。东亚区域主义萌芽还很嫩,只有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缓慢滋长。对于东亚一体化来说,最有可能出现、也最容易为各国接受的就是多元化的模式。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机制建设非常重要,中国、日本、美国、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应处理好相应的关系,主要的努力是放在推动具有实质内容的功能性合作上。     

日本的新区域主义及中国的外交选择

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的东亚认同感明显加强,日本的区域主义正由推动一般的经济合作向推动东亚一体化的方向转变。虽然,在东亚一体化的内容、实现路径上,日本与中国及东亚其它各国还存在许多重要分歧;但对东亚的未来,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毕竟第一次与东亚各国有了基本相同的选择。这使日本与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形成了重要的共同利益。当然,日本占据东亚主导地位的要求也同时在上升。上述情况将使中日之间产生新的合作与竞争。如何使这种合作与竞争纳入良性轨道,是当今中国在考虑中日关系与东亚多边合作时,必须正视的新课题。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

新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种重要的理论与社会建构。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等特点适应东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同时东亚的安全形势也为新区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新区域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有助于将带有冲突性质的国家间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具有合作性质的“安全共同体”。本文试图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     

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

明代中后期东亚海上贸易有四种主导势力:明朝政府、中国私人海商、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实质乃是新旧贸易体制之间的斗争。朱纨事件的发生,与此一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对当时东亚海域各种势力的消长及其活动,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及早期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都发挥了较大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