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浮现》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社会男性主宰女性与男性主宰自然二者之间密切相关：性别压迫与自然压迫都是根植于相同的父权思想。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宣泄了一个女性主义者对父权制不满的同时又表达了她对人类文明侵略自然的担忧和对构建人类物质与精神家园的思考,从而使《浮现》具有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色彩。     

“诗意地栖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角下的《雪花秘扇》

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对邝丽莎的小说《雪花秘扇》进行分析与解读。首先对《雪花秘扇》和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从女性与自然和谐相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与自然的迫害、女性与自然对父权制社会的解构和邝丽莎和谐生态观与诗意地栖居等四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阐述了作者关于实现男性与女性平等相处,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诗意地栖居”的美好境界。     

女性主义视角下《飘》的解读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中,不管是艾伦还是媚兰、思嘉,在父权制社会中,她们始终只是一种“他者”,一直处于女性生存的困惑之中,她们无法脱离男性权力话语中心,无法改变父权社会的既定秩序,只能依靠婚姻维系着自己的社会地位。     

试论乔叟在《巴斯妇的引子》和《巴斯妇的故事》中表现出的反女性主义倾向

本文从《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巴斯妇的引子》和《巴斯妇的故事》入手,着重对巴斯妇从女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她的话语行为依然局限在男性话语的窠臼之内,依赖男性话语而存在,远非某些女性主义者所极力颂扬的敢于向父权制思想挑战的女性形象;同时,本文还深入探讨了英国中世纪著名诗人杰佛利·乔叟在塑造巴斯妇这一女性人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女性主义倾向,并分析了其内在的社会及文化根源。     

真实言说中的自然与女性——伍尔夫短篇小说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伍尔夫在书写女性生存处境和地位的同时,自觉地表现出对大自然的深切关怀。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看,伍尔夫的《邱园记事》和《墙上的斑点》展示了其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对父权制文化将自然与女性"他者化"进行了批判,同时赋予自然和女性以主体性,使处于失语状态的自然和女性发出声音,并抒发了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     

《红楼梦》中的性政治及其建构

《红楼梦》中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贾府的地位与权势主要来源于其男性祖先的军功,其家族的权力建构主要依据性别、父系和母系三大原则进行。不过,《红楼梦》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不是通过暴力和压迫,而是通过一种强调等级、秩序的亲情关系。为了得到女性“自愿的赞同”,男性对女性施行了包括权力让渡在内的各种策略。在这种父权制社会的性政治现实中,性别的模糊、性方面的洁身自好和男女角色的颠倒都是不被允许的。     

吉姆·克雷斯《传染病屋》的新女性主义书写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为女性主义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与批评范式。英国作家吉姆·克雷斯的第九部小说《传染病屋》以其蕴意深远的多维之美在女性主义的审美解读中焕发异彩。克雷斯聚焦女性与男性的个体与群体形象,创造了新世界中以玛格丽特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新女性与男性形象。克雷斯通过描写逃亡三部曲．勾勒出新女性代表——玛格丽特,展现其蜕变的历程的三个重要阶段。玛格丽特从传统父权制下的“他者”身份过渡为渴望摆脱“他者”地位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勇士,到最终实现了具有独立精神、个体意识与男性气质的新女性形象。克雷斯同时展现了富兰克林的女性气质从压抑到爆发的过程,从而塑造了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最终圆满地完成了新女性主义的书写。     

变异的专偶制与女性悲剧——从《源氏物语》看日本平安时代的妇女命运

父权制取代母权制是人类所经历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经历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因而带有一种自然进化的意蕴。日本是在母系氏族社会繁荣、鼎盛之时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使社会出现变异,婚姻形态也出现变异。从对《源氏物语》所反映的历史状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平安时代日本的婚姻形态属于“变异的专偶制”。变异的专偶制是父权制与母权制矛盾的产物,广大妇女承受着父权制社会的道德要求规范与群婚遗俗所带来的双重痛苦,女性的悲剧命运具有了一种人为的色彩。     

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的《啼笑因缘》

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是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之一,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以女性形象、女性创作为切入点,构建女性文学传统,提倡女性主义的写作方式.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并不一定只能针对女性作家的创作.当运用女性主义的批评观点去解读现代作家张恨水的代表作品《啼笑因缘》时会发现,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形象,已经超前性地具有了女性主义批评中所谓“双性共体”的特质.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张恨水在作品中表现了对受到损害的女性的同情,并通过自己的审美价值判断开始思考中国女性的命运.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改变》

从女性主义视角,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改变》中的女性人物进行分析,揭示文本中两个女性人物在父权制社会中,如何通过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实现自我价值,成为追求经济独立、精神解放以及家庭和谐的新女性。     

女性意识在彝族哭嫁歌中的裸现

彝族古代社会发展较为缓慢,其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保留了从母权制社会到父权制社会过渡时期的印迹。在古代彝族哭嫁婚俗中广为传唱的哭嫁歌,对婚姻制度由母权制从妻居到父权制从夫居的质的变化,表达了来自女性的感受、控诉与质疑,是女性意识的显明的表现,是一把了解人类社会从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时代婚姻制度、认识女性曾经和正在遭遇的生存境遇的钥匙。     

论男女社会地位及婚姻家庭伦理变迁的经济根源

蒙昧时代母权制的形成是自然的,群婚与对偶婚条件下的婚姻家庭伦理还没有被打上私有经济利益的烙印。野蛮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父权制代替母权制家庭革命,推动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专偶婚制转变。文明时代的小衣生产方式决定了男权社会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工业时代生产方式的革命带来了妇女解放的曙光,但男女完全平等与真正性爱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对财产私有制的扬弃,这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     

特殊的“他者”:中国文学母亲形象的文化意蕴

中国神话中具有“母性崇拜”倾向,在社会转型至父系社会时,“母性崇拜”倾向在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孝道系统中发扬光大.孝道赋予了母亲在男性子嗣面前拥有权威的合理性.中国女性正是在“母亲”的角色中冲破了重重伦理压迫,在家庭伦理及由此波及到的社会政治“中心”区域为自己保留了一个“隐性权威”的身份.但实质上在父权制社会中,女人即使是母亲也脱不去“他者”的印记,母亲的权力不是女人张扬性别主体性的权力,而是父权权威话语的代言.中国文学母亲形象是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表征.     

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观

莎翁喜剧中的女性观念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折射,与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具有同质性和同构性。从其本质上看,这种观点是伴随着封建道德伦理一同成长起来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和逻各斯菲勒斯权利的张扬和维护,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种女性观点是反人性的,是有悖于人性和谐发展和创建真正平等和谐的人类社会的,是保守的。     

刘禾“国民性神话”论的指谓错置

本文论证刘禾的"国民性神话"论主旨在"跨语际"批评下对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学进行颠覆性的后殖民批评,忽视了中国近代据英文引入的国民性观念及其定义、中国儒文化传统观念向国民性、国民性改造观念的汇聚,而将西方殖民主义所"构建"的本质主义的"国民性神话"指认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观念,属于指谓错置.论述近代中国流行的国民性观念主要是梁启勋由英文引入并定义的国民性观念,它引入和定义之初便排除了本质主义.之前,中国儒文化中早已存在着含义与之接近的诸如"民性"、"移风易俗"、"变化气质"等观念.到晚清它们一起汇聚到国民性、国民性改造观念之中,实现了传统观念的现代转换.     

对父权秩序的顽强颠覆和解构——谈王安忆的女性主义创作

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观念里潜伏的是一种深刻的男/女对立,男人代表主动者和胜利者,女性则是被动和死亡。王安忆通过自己的女性主义作品对父权制下爱情神话、男女二元对立秩序以及社会文化体系进行了顽强的批判和解构。     

女性主义对领导力和权力概念的重新界定

为了完成女性主义政治学的最重要课题——女性＂具备力量＂和＂建立关系网＂,应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界定领导力和权力的概念。从女性主义立场重新界定权力概念时,一般集中考察能否反抗性别歧视与压迫的原因——权力以及如何增强女性的权力。为了考察女性主义与领导力之间的关系,笔者考察了用女性主义视角能否更加积极、正面地解释权力。通过进一步解释权力概念,论证了女性主义领导力的可能性,同时强调开发和增强女性主义领导力是女性主义政治学的主要课题。     

对马克思“自由个性”内涵的思考

马克思对“自由个性”的理解首先是一种真正的“个人的独立性”,这种“个人的独立性”是一种基于“人本身”基础之上的独立性;“自由个性”还是一种基于“人本身”和“个人的独立性”基础之上的“个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个性”更是一种基于“人本身”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生存状态。“自由个性”这一内涵表明了追求“每一个个人”的个性独立,自由及解放优先性与真正意义上社会平等和谐的统一是马克思学说的真正价值诉求。     

走不出男性传统的藩篱--解读《简·爱》

<简·爱>虽然书写了女性的真实体验,弘扬了女性追求自由、反叛夫权的独立意识,但仍在对"性"的理解、对"话语"的把握、以及对"体验"的表述方面明显地流露出对男性话语的心悦诚服,不自觉地认同了男性话语,因此,它始终走不出男性传统的藩篱,不可误读为纯女性主义文本.文章对<简·爱>写作的特点作了简要的评述.     

蒙古族作家海泉创作印象——男权话语

构成民族精神的某些群体性特征,实则是很男性化的。它在作家海泉艺术世界中,突出地表现为某种以男性话语为精神主体、弥散男性性格元素的“游牧精神”,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原生态文化氛围和草原民族本真的生命存在形态。尼采格外强调“艺术家现象”和“男人现象”对理解艺术的重要性。从其“生命意志”论角度来理解海泉的男性话语世界是一个契入点。就作者文本中体现出的生命意志的极度膨胀、生命本体论的人生及诗学观等等,即可见出作者写作本身就是“男人 艺术家”的组合现象。作者笔下一个个“远征”在路上的现代亦或古代骑士,隐喻着一个男人成长的故事,他们为游牧文化基因中那些永不安分的生命活性元素所催动,选择“远征”并“只能这样”。在他们的身后,有着游牧民族父辈文化的教诲与草原母性文化无言的支撑、牺牲和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