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非正式制度与凉山彝区精准扶贫

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以及其具有的“地方性知识”特征,对精准扶贫的推行和取得的绩效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从意识形态是否与现行的正式制度取得内在一致性,继而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的思路出发,基于交易费 用的视角分析了意识形态如何对精准扶贫产生影响,并进一步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凉山彝区精准扶贫中产生消极作用的机理。 认为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民众的认知能力和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以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对当地元素进行取舍,形成大格局 信念共享的氛围,是减小意识形态与扶贫政策制度“摩擦力”的最好的途径。     

述论民国时期凉山彝区“四十八甲”

四十八甲是20世纪前期凉山彝区部分地方的基层政权,是北山设治局等的底层建构。清末民初,社会动乱、治安混乱、交通梗阻,需要建设基层政权,施以管理,恢复秩序。在川康省府的支持下,邓秀廷、孙子文利用私人武装创建并扩大四十八甲,转为底层政权组织,维护了西昌、越西、冕宁等地的稳定与安全。四十八甲用地缘替代血缘、租佃改变奴役,甲内彝汉民众各阶层平等,折射时代趋势。剖析四十八甲,反映彝区部分设治局或政治指导区的底层组织及管理状况,揭示近代部分民族聚居区建权的过程及特点。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精英的民族观研究

中华民国的建立,推动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在凉山地区也出现了一批接受了现代化教育的彝族精英,通过研究凉山彝族精英中的代表人物岭光电、曲木藏尧、李仕安的民族观发现：面对民族危机,他们强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指出无论汉族还是彝族都属于一个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情况下,中华民族应该团结起来,一起奋勇抗敌;他们宣传强调民族平等理念,李仕安借助刘文辉的“三化政策”来宣传民族平等的重要性;他们不断地向国民政府请愿,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本民族争取政治权利;他们希冀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因此大力宣扬彝汉一家亲,积极促进民族发展。     

凉山彝区学前教育现状及思考

分析了凉山彝区学前教育存在普通话推进困难、教学中小学化现象突出、教学方法缺乏科学性等问题,通过分析造成现状的原因,提出了改变学校及家长观念、加强相关文件的执行与监督、提高师资水平等建议,以促进凉山彝区学前教育的发展。     

凉山彝区开发旅游断想

凉山彝区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摸清其旅游资源家底,从基础抓起,开发凉山彝区的旅游,具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制约凉山彝区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

本文从价值取向因素、人口素质因素、民俗因素、宗教因素四个方面,分析和指出了它们是目前制约凉山州彝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文化因素,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凉山彝区传统习俗对扶贫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凉山彝族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值得传承的优秀习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传统习俗不断演化,已经影响彝族的生活 质量。引导正在变化的凉山彝族传统习俗,需要政府主导制定相关制度,民众参与监督来实现。只有政府和民众共同努力才 能有效遏制传统习俗朝着不良的方向演化,才能更快地促进彝区扶贫工作,才能让彝族同胞早日脱贫致富。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教育状况研究

从民国以来,凉山彝族的教育问题一直是很受政府关注的.通过回顾民国时期凉山彝族教育史,我们可以找到凉山彝族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元明清时期凉山彝区的土司政策考略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彝区推广土司政策,是历代王朝政策的发展与创新。土司政策其主旨不改其旧以顺俗施化的特点,一方面通过授以彝族土酋之官爵,遵循彝区的社会经济模式,用律法形式,规定了彝族土司的权力和义务,对属民及地方军事的管理与治理,提高了彝族土司的地位,使彝族土司成为传达王朝政令的执行者和地方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土司政策服务于中央王朝,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上的强制变迁,军事上的武力驱逐,血腥镇压,使凉山彝区土司的权力边缘化。之后,土司逐渐被新的势力团体黑彝们所取代,土司制度最终走向没落。     

凉山贫困彝区妇女教育问题探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使凉山地区贫困妇女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能否有效地使凉山地区消除贫困 ,改善贫困妇女生产条件和生存状况 ,进一步发动她们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 ,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对贫困妇女实施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一方面作为教育与经济的一个重要结合点 ,是把人力资源转化为智力优势 ,把智力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桥梁 ;另一方面 ,它侧重于对劳动力应用技术与职业技能的培养训练 ,以提高人力资源的知识存量和技能存量 ,从而直接提高经济效益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制度论析

民国时期灾荒频发 ,为救济灾荒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 ,在传统荒政基础上 ,吸收外来的救灾制度与经验 ,在救灾程序、措施、财政、管理等制度方面进行建设 ,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性制度框架。毋庸讳言 ,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非法制化社会 ,许多制度具有虚置性 ,这种弊端政情使救灾制度效能降低 ,造成灾民风雨霜露、饥寒颠踣的情事与民国历史相伴随     

民国晚期成都地区律师制度概述

民国晚期是中国现代律师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时期。经过民国初年的创建,律师制度在中国已经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大致认可和接受,传统法律文化对律师的偏见正在逐步减弱;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负面东西,以及来自政府对律师的不信任和控制,又在促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悄然地发生着质变。本文以成都地区的原始档案为依据,通过实证的方法,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印度种姓制度与凉山彝族等级制

印度教以独特的种姓制度为依托,将宗教等级观念泛化到社会生活中,将世俗的社会生活宗教化。从根本上说,种姓制度是一种根植于印度教洁净观念的价值体系。中国凉山彝族等级制度则以血亲认同为标准,以家支观念和家支组织为依托,将社会关系亲缘化,把等级观念渗入到社会生活中。严格的等级内婚是两种制度共有的重要特征。     

新时代凉山彝族自治州乡村治理之困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治理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目前凉山州乡村治理在推进乡村民主政治、促进集体经济增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均有一定进展。但从整体看来,凉山州乡村治理仍是区域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表现为：现实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支撑乡村治理有效开展;彝族社会传统治理规则的现代性转化率较低;地理环境阻隔妨碍乡村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部分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角色及功能定位偏差;乡村治理工作考评优化机制不健全。凉山州乡村治理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增强乡村治理现实经济基础和经费保障;挖掘彝族传统治理规则及治理资源并实现现代性转化;探索多样化治理单元模式,强化信息网络支撑;深化党建引领,找准基层党组织角色功能定位;建立健全乡村治理考评优化机制,以此实现凉山州乡村善治。     

优势视角下凉山彝区困境儿童的抗逆力构成要素研究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困境儿童呈现出多样化,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困境儿童,因经济相对滞后,为困境儿童的社会服务工作带来新的问题。本文以凉山彝区调查为例,立足于研究凉山困境儿童的外部因子、内在因子、效能因素等方面。通过分析优势视角下的民族地区困境儿童,获取凉山困境儿童抗逆力构成要素,探索出一条符合凉山彝区困境儿童且具有本土性和时代性抗逆力的新路径。     

民国时期西北盟旗制度变迁研究

盟旗制度是清朝统治者主要在蒙古族中实行的组织制度。到民国时,盟旗制度得以保留。但由于中央和西北地方政治环境的变化,西北盟旗制度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盟的政治职能发生了急剧变迁,由监督职能变为行政职能;郡县制、区村长制、保甲制等社会组织制度对盟旗制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西北盟旗在制度变迁的同时,面临着困境,如蒙族日衰、蒙藏对立等问题在民国时期一直未曾解决。     

民国时期甘青宁地区图书文化事业发展略述

民国时期甘青宁地区的图书文化事业发展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平稳、渐进到迅猛发展的过程。文章从甘青宁地区信息业发展状况、寺院印书院及藏书、图书馆建设等三个方面对民国时期甘青宁图书文化事业发展作了简要介绍和论述。     

凉山彝语ABAB式形容词研究

凉山彝语中有一种特殊的ABAB式四音格形容词 ,以往的教科书和字词典都忽视不收 ,在日常生活中其使用频率较高。在语义表达上与现代汉语ABAB式形容词较为相似 ,但不完全相同。其产生有两种基本形式。在语音结构和语用上不同于描摹词 ,在句中充当状语和定语等句子成分。     

民国时期人口研究探微

在中国 ,有关人口问题的研究思想并非肇始于民国 ( 1912— 194 9) ;确切说来 ,民国期间已初步形成了具现代社会科学特征的现代中国人口学研究的若干基础。换言之 ,民国时期的人口研究以其学术思想的活跃、研究手段的进步和涉猎问题的广泛而对现代中国人口学的研究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民国时期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专业门类提出的人口观和人口政策主张 ,以及他们所采用的人口研究和调查方法 ,丰富了中国人口研究的理论库藏 ,也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