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与非物质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

文化是人类历史新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的力量,是团结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撑,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的精神纽带。物质或非物质,乃至口头或书面,都是相对而言的,更多的情况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今社会生活中,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显示着强烈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体现着当代广大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所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自我与文化——关于文化在80年代中国诗歌中的地位

“思想解放”的信号发出后,自我与文化这两个题目在文学作品和一般讨论中成为热点。自我发现标志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新诗潮的滥觞,80年代中期“寻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传统,诗坛兴起“史诗”热潮。本文就自我与文化的关系讨论《敦煌》、《飞天》、《有关大雁塔》三首诗。在阐释这些诗的同时,也就现代世界中自我与文化这一关系陈述一些看法。     

自我与文化——关于文化在80年代中国诗歌中的地位

“思想解放”的信号发出后，自我与文化这两个题目在文学作品和一般讨论中成为热点。自我发现标志着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新诗潮的滥觞，８０年代中期“寻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传统，诗坛兴起“史诗”热潮。本文就自我与文化的关系讨论《敦煌》、《飞天》、《有关大雁塔》三首诗。在阐释这些诗的同时，也就现代世界中自我与文化这一关系陈述一些看法     

故地与远方：刘年诗歌中的地方书写

诗歌的“地方性”问题日益引发学界讨论,这是因为经由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冲击,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失去了其所具备的稳定性,而诗人们的地方写作也逐渐变得空洞化与程式化。面对这样一种地方危机,刘年以肉身行走的姿态寻求着诗歌的语言与精神创造,无论身处故地亦或远方,其地方书写既具自然属性又富有生命超越性,联结了一个有关过去、现状与未来的诗性空间,于是“地方”的意义也就跳出了地理版图中的位置,转为一种精神指向的存在,这种处理方式显示出地域写作的可能性与超越性。     

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

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出现于现代文学语言成型的第二阶段,对于第一阶段文学语言中盛行的书面化、西洋化来说,它是一次必要的否定。但由于这种语言观独重口头、民间传统而排斥其他传统,致使文学语言失去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出现于第三阶段的汪曾祺,其文学语言观既借助口头、民间文化传统,又依靠书面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扬弃和超越了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并完成了第二次否定。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现代文学语言才算真正确立了自己的民族形式。     

从声音到身份：论马华诗人田思诗歌的音乐品性与文化立场

田思是一位在马来西亚坚持用汉语写作的重要华人诗人。在他的诗歌中,音乐性既是艺术形式的重要内容,也是思想表达的重要载体,是他诗歌的突出特点之一。其诗歌的音乐性表现出两种基本特征:一是中国古诗词音韵特征;二是口头语言和民间音乐特征。田思运用诗歌的音乐形式艺术性地反映了他作为诗人的风骨与情怀及其与中国文化的亲缘关系,体现了马来西亚华族社区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渊源,同时突显了马华族群的本土性,从而体现出田思作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风骨和气质的马华诗人的文化立场。田思在这一文化立场基础上进行着自己的本土书写实践。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现代诗人与诗歌思潮重释（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从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为整个穆旦研究定下基调，到穆旦的《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其主题词显然是“中国”；“中国”的存在以及它的被凸显，标示着穆旦诗歌意义被争夺的焦点所在。穆旦提供的一种“景观诗歌”，“可译性”是其重要特点，我们应当由此进一步探讨“景观诗歌”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史”的意义，并由此考察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修辞中的自然意象与文化——壮族嘹歌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修辞对比研究

《平果壮族嘹歌》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虽然在艺术形式、主题和形成发展时期上相似,但是由于二者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二者在比较性修辞方法中使用的自然意象表现出了不同的文化内涵。     

陕甘宁边区政府密切农村干群关系实践述论——以基层廉政建设为视角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赢得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支持,特别重视基层政权廉政建设:制定并落实廉政法规,确保基层干部廉洁奉公;重视并加强群众监督,确保人民监督权利实现;倡导并践行模范表率行为,确保基层干部联系群众。使基层干部真正成为为群众办事的好干部、好公仆,受到群众的赞扬和拥护,这在较大程度上密切了农村干群关系,为新时期构建和谐农村干群关系提供了历史借鉴。     

新时期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思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密切、协调和发展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对新形势下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搞好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相应的措施。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内在规律，推动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协调发展，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试析陕甘宁边区民众文娱活动之和谐开展

陕甘宁边区民众文娱活动之和谐开展既是以文化建设为重要目的,同时也是文化建设的必然结果,它在文化深层次上改变了边区民众的精神风貌。边区民众文娱活动的组织性、雅俗共享性和健康性以及大众化发展的趋势,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仍有着重要的鉴戒意义。     

川陕苏区时期领导干部的群众观

川陕苏区时期领导干部对群众工作高度重视,体现出相信群众、维护群众、发动群众、尊重群众和服务群众的群众观,建立了和谐的干群关系,为川陕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再思考

共产党执政之后，能否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到执政的共产党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性问题，同时又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历史性难题。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如鱼水的密切联系。随着中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巨大变革，党群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需要共产党人从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化诸方面的状况出发，去思考和探索密切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新途径。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新时期中朝关系定位与中朝边境地区经济合作发展

以中朝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在两国领导人的直接关心和共同推动下,中朝关系明确定位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明确定位既为制定新时期中朝经济合作方针和原则奠定基础,同时也推动中朝边境经济开发合作呈现出结构性变化和政策性关联的特点。伴随着以"共同开发、共同管理"为原则的中朝边境经济开发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工和推进,必将引导朝鲜经济发展超越"输血式"的援助模式,实现自身"造血"能力的提高。同时有利于朝鲜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提升边境经贸合作层次,促进边境地区"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论“凯乐体”战争诗及边塞诗

鼓吹乐曲本身具有军乐属性,其在出征命誓和还师凯旋两种重大军事仪式场合的礼乐应用,促使了魏晋以来命将出征、庆贺胜利等诗篇的生成,直接催生了"凯乐体"战争诗的生成。"凯乐体"战争诗及边塞诗,应用于出征则极力宣扬出战必胜的威仪,应用于凯旋则颂扬军威国威告捷献功。这类作品长期以来被当作歌颂侵略的非正义作品加以批判,是忽视了其"凯乐体"文体特征的内在书写要求。     

论陶诗的风骨之美

关于陶渊明诗的风格,长期以来人们更多注重他平淡的一面,而对钟嵘所说的陶诗"又协左思风力"有所忽视,我们从陶渊明的思想经历、诗歌创作等方面对陶诗进行具体分析可知,陶诗中的确有一种风清骨峻、豪放有力的别样美.     

在社会转型期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新思路

党群关系是决定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的党群关系总体状况上来看是好的,主流是和谐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使党群关系面临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认真分析影响党群关系和谐因素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机制和作风等各个层面着手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